我們熟知的世界可能結束了 |【經緯低調分享】

世界劇變的序幕正緩緩拉開。人類正同時遭遇技術變革、社會動蕩與前所未有的繁榮，多重沖擊交織造就了“超音速海嘯”般的顛簸格局。

從1898年美西戰爭的歷史回響到當下無約束的勢力范圍爭奪，從能源技術主導權的重構到全球南方國家的戰略覺醒，世界格局正經歷全方位重構。相互依存被武器化，供應鏈、能源流成為博弈工具，而氣候變化、AI武器化等全球性挑戰卻亟需跨國合作。這場變革無關優劣，卻深刻改寫著權力規則與發展邏輯。

本文整合多方重磅論述，從歷史、權力、能源、地緣、全球南方等維度，解析世界格局演變的底層邏輯。在這個充滿分裂與機遇的動蕩時代，唯有讀懂趨勢、備好應對之策，才能在混亂中尋找秩序，在競爭中留存合作空間，穿越這段人類歷史上極為特殊的過渡期。以下，Enjoy：

來源：不懂經

“接下來的3-7年，將是人類歷史上極度撕裂的過渡期……我們將同時經歷三件事：劇烈的變革、社會動蕩，以及前所未有的繁榮。人類并不擅長在短時間內應對多重重大變化，這就是過渡期’顛簸’的根源。”

——埃隆·馬斯克，2026年1月6日，特斯拉德州超級工廠訪談

2026年初，當馬斯克在特斯拉超級工廠發出上述警告時，世界輿論正因另一場劇變而沸騰：特朗普跨國抓捕了馬杜羅，美國對一個主權國家采取了前所未有的行動，全球秩序的崩壞以一種驚人的速度擴大。

馬斯克所描述的”超音速海嘯”——技術變革對社會結構的沖擊，正與地緣政治的劇烈重組同步發生。

最近，《外交事務》(Foreign Affairs)雜志與《紐約時報》(The New York Times)等先后刊發了多篇重磅文章，匯聚歷史學家、國際關系學者、前政府官員等多方聲音，共同審視這個劇變中的世界。

這些文章雖然視角各異、側重不同，卻不約而同地指向一個與馬斯克類似的核心判斷：我們正處于一個歷史性的過渡期，舊秩序正在瓦解，而新秩序尚未成形。

有學者甚至用一個詞來定義，就是“極端不確定性”。舊的體系正在瓦解，但我們尚不知道接下來會發生什么。

外交事務認為，世界正在進入新的帝國時代，但是，“這是一種只有勢力范圍邏輯，卻無勢力范圍約束的狀態。”

今天這篇文章，我們將綜合梳理這些重要論述，從歷史回歸、權力重構、能源競爭、地緣博弈以及全球南方的崛起等多個維度，呈現當下世界格局演變的全貌。

01

《外交事務》刊發的《新帝國時代》一文，以其深厚的歷史縱深感令人印象深刻。作者開篇便引用了一個頗具諷刺意味的場景：2014年俄羅斯入侵克里米亞后，時任美國國務卿約翰·克里曾感嘆普京的行為表現出”19世紀的作派”。

然而十余年后，這句話竟精準地描述了美國自身的外交政策走向。

文章將當前的局勢與1898年的美西戰爭進行了系統性的歷史比較。1898年是美國外交史上的一個轉折點，當時，在短短數月間，美國擊敗了西班牙帝國，獲得了菲律賓、關島、波多黎各等殖民地，建立了對古巴的保護國地位，一躍成為太平洋強權。

作者指出，麥金萊總統時期確立的權力與安全觀，建立在三大支柱之上：經濟繁榮、領土擴張和”文明”理念。

當時的美國精英將”文明”理解為社會成就的晴雨表，將不同民族按進步程度分級。這種觀念深受種族、社會和文化偏見的影響，卻為海外干預提供了道德合法性。文章敏銳地指出，當今政府的政策同樣體現了這種”文明和平論”的思維，即認為如果世界上像美國的國家多一些，國際事務將變得更加可預測與和平。

然而，歷史也提供了一個警示故事。作者提出了“干預者陷阱”(The Meddler’s Trap)這一概念：干預行動往往會使決策者越陷越深，誤以為周邊事件比實際更關乎本國利益。

菲律賓的例子便是明證。美國的吞并決定引發了長達數年的叛亂，造成了數十萬人死亡，而菲律賓直到1946年才獲得獨立。正如西奧多·羅斯福1907年向塔夫脫承認的那樣：“菲律賓構成了我們的阿喀琉斯之踵。”

這一歷史教訓對當下的啟示是深刻的。隨著國家變強，它們往往會感到更不安全。更大的權力導致了更大的脆弱感，而干預行動一旦開始，想要抽身便變得極為困難。

02

《紐約時報》觀點版面邀請的五位作家，從不同角度描繪了舊秩序崩塌后的世界圖景。牛津大學歷史學家瑪格麗特·麥克米倫的判斷最為直接：“我們都已習慣的國際秩序——回過頭看，甚至到了自滿的地步，如今狀況堪憂，甚至是致命的。”

塔夫茨大學國際政治學教授莫妮卡·達菲·托夫特則指出，二戰后基于規則的秩序正在崩潰，世界上最強大的國家正伸手去拿那本過時的劇本，即劃分勢力范圍。

她列舉了一系列令人警醒的事實：俄烏戰爭、東亞隱憂、以及對北約盟友領土的公開威脅。將這些行動聯系在一起的是一個共同的前提：“大國必須擴張，否則就會滅亡。”

托夫特教授進一步分析了當今勢力范圍與二戰后雅爾塔體系的本質區別。1945年的雅爾塔協定是在精疲力竭的國家之間達成的，旨在防止全球沖突卷土重來。

盡管那一安排對東歐國家極不公平，但它是經過談判的、有邊界的，服務于各方的共同利益。而當前正在形成的勢力范圍卻缺乏這種”紀律”——“這是一種只有勢力范圍邏輯，卻無勢力范圍約束的狀態。”

更令人擔憂的是，今天的大國合作正在枯萎。本世紀人類將面臨的一些最具生存威脅的挑戰，如未來的流行病、氣候變化、人工智能武器化、網絡攻擊和跨國恐怖主義，根本無法由任何國家獨自應對。

然而，隨著世界再次分裂成敵對的勢力范圍，解決這些威脅所需的合作正在萎縮。

03

哥倫比亞大學歷史學教授亞當·圖茲的分析另辟蹊徑，從能源角度審視權力格局的演變。他以一個著名的歷史細節開篇：20世紀初，溫斯頓·丘吉爾下令將英國無畏艦隊的燃料由煤炭改為石油，此舉實際上”欽定”了美國——當時世界上最大的石油生產國——成為20世紀的天然霸主。

如果全球競爭與技術和能源密不可分，那么國家獲取動力的方式或許就能預示下一個世界秩序的形態。

圖茲教授指出，在綠色能源領域，已經出現了一個無可爭議的巨頭。東方大國全方位地追求能源，駕馭著一支由科學家和工業研發人員組成的大軍，鼓勵私營企業家建立生產電池和太陽能電池板的創新工廠，這些工廠如今主導著世界市場。

馬斯克在近期訪談中也表達了類似的觀察。他指出，能源將成為AI競爭的關鍵瓶頸：“人們目前瘋狂地追求算力、追求芯片，但如果你沒有足夠的’瓦特’來驅動這些芯片，算力就無法落地。”

他坦言：“在太陽能領域，中國做得非常出色，令人驚嘆，目前太陽能產能約每年1500吉瓦。”他預測到2026年，中國在發電量和AI算力方面將取得顯著優勢，“人們低估了電力供應的難度，也低估了在能源基礎設施上的投入。”

與此形成鮮明對比的是，部分國家的政策走向卻呈現出一種”蒸汽朋克”式的懷舊色彩：對風力渦輪機的恐懼、對科學的攻擊、對石油的執念。圖茲教授尖銳地指出：“’蒸汽朋克’是虛構的，而太陽能電池板卻是真實的；人工智能需要吉瓦級的電力；無人機對戰列艦構成了威脅。”

這一判斷與前政府官員拉什·多希的觀察形成呼應。多希指出，在技術競爭中，真正的力量源泉并非領土控制，而是技術掌控。

他援引歷史說明：18世紀，當一些國家目光短淺地在歐亞草原上建立勢力范圍時，英國卻通過完善蒸汽機贏得了那個世紀；19世紀，當歐洲人癡迷于瓜分非洲時，美國則通過發明電氣化和大規模制造實現了飛躍。

多希提供了一組令人深思的數據：按購買力平價計算，某些新興經濟體的規模已經相當可觀，其工業基礎和發電量都在快速增長，在電動汽車和下一代核反應堆等新技術領域處于領先地位。

這表明，在技術競賽中，傳統大國如果將精力過度分散在領土擴張上，可能會錯失真正的戰略機遇。

04

昆西治國方略研究所”全球南方”項目主任薩朗·希多爾的文章，提供了一個常被忽視卻至關重要的視角。他觀察到，面對大國的關稅攻勢，世界的反應出人意料——除了少數國家，幾乎沒有任何國家采取報復行動。許多國家排隊簽署協議，哪怕條件并不有利。

然而，這種表面的順從掩蓋了更深層的變化。

希多爾指出，盡管超級大國的單極霸權時代已成過去，但全球化并未死亡，它只是在變形。在2025年，從加拿大、印度、印度尼西亞，到馬來西亞、新西蘭和秘魯，各國紛紛簽署了新的雙邊貿易協定。

區域集團也表現活躍：東盟深化了與主要經濟體的長期自由貿易協定，將合作范圍擴展至數字和綠色領域；歐盟開啟了與跨太平洋集團的一體化談判；南方共同市場的貿易協定也在推進之中。

在能源轉型領域，全球南方國家正在積極采用綠色技術。在電動汽車銷量方面，尼泊爾、新加坡、泰國、烏拉圭、越南等國的表現已經相當亮眼。非洲和南亞的太陽能裝機量也在激增。這表明，無論大國的政策如何搖擺，技術進步和市場力量仍在推動著全球能源結構的轉型。

巴西學者馬蒂亞斯·斯佩克特的分析則更具理論深度。他指出，那些受上世紀強加等級制度影響的國家，現在成為了全球歷史下一章的核心。印度、巴西、南非、伊朗等國都經歷過不同程度的占領、監護或外部約束。

作為一個群體，它們在治理風格、安全考量和發展戰略上分歧嚴重，但它們分享著一套由統治與反抗鑄就的政治語法。對它們而言，“主權不是一個抽象概念，它是一項來之不易的資產，極易受到威脅，并將被猛烈捍衛。”

斯佩克特精辟地總結了這些國家的策略轉變：“在各個大陸，中小型強國的政府日益采取對沖而非結盟，多方投機而非單一承諾，進行交易性談判而非順從。”這種策略的核心在于保留選擇的權力，而非被動地選邊站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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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佩克特還提出了一個頗具洞察力的觀點：相互依存不再約束權力，而是越來越被武器化、改道和配給。供應鏈、支付系統、能源流、數據網絡和食品市場都已成為施壓的工具。“影響力不僅通過軍隊傳播，也通過市場和基礎設施傳播。”

然而，脅迫也會招致反彈。斯佩克特指出：“大國施壓越狠，招致的反彈就越大，無論是在軍事、經濟還是技術上。這種反彈可能不總是戲劇性的反抗，而是通過拖延、稀釋、選擇性合規和戰略模糊來進行更安靜的阻撓。”

這一觀察與希多爾的判斷相互印證。在關鍵礦產領域，智利和印度尼西亞成功開發了豐富的鋰和鎳資源，受此啟發，越南和津巴布韋也加強了對本國礦產資源的開發力度。薩赫勒地區的一些國家甚至將西方持有的礦業資產收歸國有。

這些行動表明，在一個相互依存被武器化的世界里，資源富集國正在學會利用自己的籌碼。

06

麥克米倫教授的文章為這場討論提供了一個歷史學家特有的審慎態度。她坦言：“在過去大約十年里，許多人厭倦了展望一個只會老調重彈的未來。快速行動、打破常規，或者至少撼動現狀，似乎是大膽、激進和新穎的。好吧，我們現在就在這兒了。”

她用”極端不確定性”(radical uncertainty)來定義當前的時代特征。舊的體系正在瓦解，但我們尚不知道接下來會發生什么。

“也許事情很快會平息，形成一種新常態。但如果歷史有任何指導意義的話，我們不應指望這一點，相反，我們應該為長期的動蕩做好準備。”

麥克米倫列舉了諸多破壞性因素：不可預測的選民、貿易戰、人工智能及其投資泡沫、人口老齡化和地球變暖。她特別強調了軍控機制失效的風險：“一些國際軍控協議被任其失效或被直接無視，而其他急需更新的協議，如防止核擴散或太空軍事化的協議，卻無人問津。”

在這個不可預測的世界里，麥克米倫預期會出現更多”熱點”，大國將在此極力爭取排他性的勢力范圍，并在陸地和海洋相遇之處發生沖突。較小的國家可能會爭先恐后地在某一方的庇護下尋找避難所，但如果它們看到更好的交易，就會改變效忠對象。

“這種不斷的重新洗牌本身就帶有風險。歷史上，大國以及中等國家總是被卷入其被保護國的爭吵中。戰爭可能由意外引發。但一旦開始，它們就難以控制或結束，并可能像森林大火一樣吞噬沿途的一切。”

07

綜合這些論述，下一個世界秩序的輪廓開始隱約可見。它不會是一個由單一霸權主導的體系，也不會是將全球整齊劃分為敵對陣營的兩極格局。

用斯佩克特的話說，它“可能會更加粗糙、更加即興且更具爭議性：由試圖劃線的大國和那些對等級制度記憶猶新、不斷測試、彎曲和重新談判這些界線的國家共同塑造。”

希多爾則用一個生動的比喻來描述這種新秩序——印度的雜燴飯(Khichdi)，一種由米飯和豆類混合煮成的食物。“這種雜燴飯看起來或許有些雜亂，卻能排毒養顏，增強體質。以此為模版的世界將減少自上而下的控制，更多地體現自我組織，其驅動力更多源于實用主義而非意識形態。”

在這樣的未來，多邊機構如二十國集團和金磚國家可能成為危機管理協調平臺；許多行動可能源自富有進取心的中小國家，正如小島嶼國家在氣候問題上發揮的作用已遠超其體量；開放貿易國家集團的出現預示著新的合作模式。

然而，沒有人對這一轉型過程抱有樂觀幻想。正如希多爾所言：“新秩序的誕生歷來鮮有井然有序之時。這一次又怎會例外？”

結語

這些來自不同背景、持有不同立場的學者和分析人士，在一個關鍵判斷上達成了共識：我們正在經歷一個歷史性的轉折點。無論人們對它有多少批評，二戰后建立的國際秩序確實提供了一種可預測性和穩定性。

而當這種秩序開始瓦解時，取而代之的并非一個更美好的新世界，而是一個充滿不確定性的過渡期。

圖茲教授的一句話或許最能概括當前的局勢：“目前的展望是廉價能源肆意驅動下的多極混亂：一場充斥著無人機和重質原油的’多重危機’。”

在這樣的時代，歷史的教訓顯得尤為珍貴。1898年的故事提醒我們，帝國擴張的沖動往往導致”干預者陷阱”；雅爾塔體系的經驗表明，沒有約束的勢力范圍劃分比有規則的體系更加危險；全球南方的覺醒則證明，霸權的時代確實已經過去，任何試圖恢復舊秩序的努力都將面臨結構性的阻力。

面對這個充滿不確定性的新時代，或許我們能做的，就是像麥克米倫教授建議的那樣，“為長期的動蕩做好準備”，同時在混亂中尋找秩序的可能，在競爭中保留合作的空間。

畢竟，人類面臨的真正挑戰——氣候變化、流行病、技術失控，并不會因為大國的博弈而消失。它們只會在等待中變得更加緊迫。

而馬斯克的告誡或許值得我們銘記：“做一個樂觀但錯誤的人，比做一個悲觀但正確的人要好。我們要去創造那個值得期待的未來。”

在這個”超音速海嘯”般的變革時代，保持清醒的頭腦與行動的勇氣，或許是我們穿越這段顛簸過渡期的唯一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