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佳：全球化進入“安全化”新階段，中企出海風險正加速分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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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語：

探討中國企業“出海”，有時容易出現判斷路徑的偏差：要么以投資規模與短期增速代替階段判斷，忽視全球化規則與地緣政治環境的結構性變化；要么僅憑階段性波動推斷趨勢逆轉，難以區分周期調整與長期轉向。要形成更具操作性的判斷，仍然需要在全球化演進的不同階段中，準確定位中國跨國公司海外投資所處的結構位置。

在近日IPP舉辦的“全球產業鏈重組與企業國際化戰略”研討會上，IPP研究員劉佳博士以“大國博弈背景下海外利益保護的變遷”為題發表演講。她指出，準確判斷中國企業、資本出海的所處方位，可以對外直接投資（ODI）為主線，并結合進出口總額與實際利用外資（FDI）進行交叉對照，從而部分還原中國投資出海的階段性特征與結構變化。

她認為，盡管從整體上看，中國已顯現從“引進來”向“走出去”轉折的跡象，但出海遠非“一種模式通吃”。現實中，漸進式國際化與跨越式擴張并行；不同企業的能力結構與外部依賴程度各異，在地緣政治波動加劇的時期，它們所面臨的合規約束與法律風險也呈現出分化的特點。

劉佳

IPP研究員

我想與各位探討一個比較重要的問題：目前中國跨國公司在海外投資的進程中，究竟處在一個什么樣的位置？

一、經濟全球化的三階段演進

我們通常將二戰后的經濟全球化概括為三個階段。第一階段可視為戰后全球化的起步期：二戰后國際經濟秩序在布雷頓森林體系等制度安排下運行，整體呈現出“嵌入式自由主義”的特征。

在這一時期，全球分工主要表現為產業間分工，即以相對典型的“垂直整合”方式展開：跨國公司在這一階段尚未成為主導力量，國家間經貿往來更多以傳統貿易形式實現。對應的理論圖景接近我們常提到的比較優勢理論——以美國等發達經濟體出口工業制成品、發展中國家提供原材料與農產品等要素型產品為典型特征。

自20世紀60年代起，一些美國跨國公司開始將部分生產環節向墨西哥等地外包、分包。這一變化雖然仍處在早期，但它為此后更深層次的全球生產網絡與“新自由主義全球化”的展開奠定了基礎。

進入第二階段，也就是通常所說的新自由主義全球化階段，全球化的條件發生改變：物流與交通成本顯著下降，信息通信技術快速發展，跨境資本流動與金融管制相較前一階段更為寬松。傳統的產業間分工逐步讓位于產品內部（或價值鏈內部）分工。

一個典型例子就是蘋果手機的生產組織：產品的設計、品牌與營銷可能在北美或歐洲完成，而制造與組裝等環節則通過全球供應鏈外包給亞洲地區，例如在深圳等地完成。在這一階段，跨國公司在國家間投資與貿易中的作用顯著上升，也就解釋了為何研究這一階段的經濟全球化，往往需要首先把握跨境投資與全球價值鏈的組織方式，再進一步分析國家之間的貿易關系。

但自2018年以來，我們進入第三階段，特朗普發起的“貿易戰2.0”在很大程度上改變了新自由主義全球化進程。若說此前全球化主要以效率、尤其是生產效率為導向，那么在“安全化”邏輯上升的背景下，全球化的運行規則開始發生偏移：企業的產能布局與資本流向不再能單純按照經濟效率最大化來決策，而不得不更多納入國家安全、地緣政治與政策不確定性等因素的約束。

二、中國投資“出海”的四個階段

在上述三階段全球化框架下，我們可以用幾組數據來觀察中國在全球化進程中的位置變化。為了避免只看單一指標帶來的誤判，我們采用三組數據：以對外直接投資（ODI）觀察資本跨境配置與企業國際化的節奏，以進出口總額觀察供應鏈分工結構與跨境貿易，再以實際利用外資作為“引進來”的參照，從而更完整地把握“走出去”與“引進來”的互動關系。

第一組數據是中國對外直接投資（Outbound Direct Investment ODI）流量。整體來看，中國對外投資呈現出四個階段性特征。

表一：中國對外直接投資（Outbound Direct Investment）隨年份變化總體趨勢。數據來源：中國商務部 & 國家外匯管理局

第一階段是1982—1991年，處于我國市場經濟體制改革之前，對外投資規模整體平緩、水平較低，年均流量大體在較小規模徘徊，可視為低水平起步階段。

第二階段是1992—2001年（加入WTO之前），對外投資開始出現明顯的波動與抬升：總體水平較第一階段有所提高，但由于當時資本對外開放程度有限、制度與政策環境仍在調整中，增長表現出一定的不穩定性。

第三階段大體對應加入WTO之后的時期。我國于2001年11月加入WTO，隨后對外投資進入快速增長“快車道”。這一階段中尤為突出的峰值出現在2016年，彼時對外直接投資流量達到1961.5億美元，與1982年相比增長接近200倍。2016年前后對外投資規模一度超過外國直接投資流入量，出現了資本凈流出的特征。

第四階段出現在2017—2018年之后，對外投資數據再次呈現明顯波動。在地緣政治不確定性上升、全球化規則發生偏移的背景下，中國對外投資的節奏與結構受到更強外部約束，波動性顯著加大。

接下來我們再看第二組數據（見表二）——中國的對外貿易（出口與進口）相關指標。

表二：中國對外貿易數據趨勢（1981–2024）。數據來源：中國海關總署

這組數據的總體走勢與表一所示ODI在直觀結構上較為接近。在新自由主義全球化階段，跨國公司通過組織資本流動與全球價值鏈分工，進而引發貿易規模與結構的變動。

不過，貿易數據也呈現出值得注意的差異：雖然中國企業進出口在階段劃分上與中國對外直接投資高度相似（例如1980年代與1990年代總體為較緩慢增長，入世后進入高位增長），但峰值并不同步——對外投資的顯著高點出現在2016年，而貿易數據的峰值則出現在2022年。

第三組數據（見表三）是我國實際利用外資。相較于前兩組數據，這一指標的走勢更為平緩，整體呈現較長時期的穩步增長態勢。從長期趨勢觀察，外資流入整體呈現持續增長的軌跡。

表三：實際利用外資金額趨勢（1983–2022年）。數據來源：中國商務部 & 國家統計局 & 海關總署

綜合上面所說，我們以ODI為主線、并結合貿易與FDI作對照，我們可以較清晰地劃分中國資本與企業參與全球配置資源、開展海外投資的四個階段：從低水平的探索階段起步，到波動中抬升，再到入世后的高速增長，并在“安全化”背景下進入更為顯著的波動期。

在1992—2001年這一階段，盡管中國尚未加入WTO，但國家層面已經為“走出去”做了大量制度性鋪墊。一個重要體現是雙邊條約網絡的快速擴展：僅在1992—2001年間，中國就已簽署了約100多個雙邊條約；而截至目前，與中國簽署相關雙邊條約的國家總量也不過130余個。

進入2002—2016年的高速增長階段，對外投資的主體結構與活躍度進一步發生變化。尤其是在“一帶一路”倡議提出之后，民營企業在海外投資領域顯著活躍。也正是在這一輪加速擴張中，中國企業“走出去”與全球配置資源的力度上升，使得對外投資與招商引資均成為中美競爭中的“正面戰場”。

在這一背景下，聯合國貿易和發展會議（UNCTAD）發布了一個榜單：在其2024年的相關報告中，全球前100家跨國公司里，中國企業占據10席，而美國約占18席。

這一方面表明中國大型跨國公司已發展到相當規模；另一方面，從行業分布看，不少企業集中在數字經濟相關領域，名單中還包含多個公眾熟悉的平臺型巨頭，如京東、美團、希音、螞蟻集團、滴滴等。中國確實成長出一批具備全球化組織能力的企業主體，但也存在行業與模式差異巨大的特征。

表四：各母國經濟體的全球前100家非金融類跨國企業數量。 圖源：聯合國貿易和發展會議（UNCTAD）

三、從“引進來”到“走出去”：中國跨國公司的發展階段

我們需要進一步判斷，中國的跨國公司和海外投資發展到了什么階段，我們可以引入“投資發展路徑”（Investment Development Path）這一理論框架。

按照該理論，招商引資（FDI流入）與對外直接投資（ODI流出）并非相互割裂，而是相輔相成：如果一國持續吸引外資，會推動本土企業在技術、管理、規模與組織能力上不斷提升；該國的角色會分階段從“主要吸引外資”逐步轉向“既吸引外資、又對外投資”，企業會自然走向海外擴張，實現從“引進來”到“走出去”的階段性躍遷。

基于這一邏輯，如果以2016年為標志、當年中國對外投資規模一度超過外資流入（出現資本凈流出特征），則按該理論判斷，中國在總體上已進入投資發展路徑的第四個階段，也就是成熟期——因為只有在成熟期，境外投資的總流出才可能在結構上轉為“正值”。

投資發展路徑認為，一國會隨發展水平提升，依次經歷低參與、引資主導、雙向并行、資本輸出主導，最終進入高度嵌入型雙向投資階段。來源：Gorynia, M., Nowak, J. & Wolniak, R. (2010).

但即便接受這一判斷，仍需做更細的解釋，因為中國的“走出去”至少存在兩類不同的發展模式：一類是以制造業等傳統行業為代表，基本經歷了從第一階段到第四階段的漸進式發展；另一類則集中在高新技術領域及部分基礎設施相關行業，則呈現出更明顯的跨越式發展（例如一些高科技/平臺/部分基建相關）——它們其實尚未完成第三階段所對應的“成熟內生市場競爭與內部整合”條件下，就更快邁入了第四階段的海外擴張。

這就意味著不同類型企業在地緣政治波動期所面臨的外部法律風險，也可能呈現顯著差異。這進一步逐步分化出兩類較為典型的發展模式：

一類以美的、海爾、海信等企業為代表，遵循相對傳統、漸進式的國際化路徑；

另一類則集中在高科技領域，呈現出更明顯的跨越式擴張特征。兩類企業雖然都可能在總體上進入投資發展路徑所指向的“第四階段”，但由于形成路徑、能力結構與外部依賴程度不同，它們在同一階段所面臨的風險并不相同。

也正因此，在地緣政治波動加劇的時期，不同類型企業可能遭遇差異化的合規約束與法律風險。

四、地緣政治波動下的資本流動新態勢

可以看看UNCTAD在2024年發布的另一組數據，用以觀察全球資本流動的整體趨勢。從表五可見，相較貿易數據，FDI的波動更為劇烈，一個普遍趨勢是全球出現“資本回收”，其中美國資本持續向本國回流的特征更為明顯。

表五：外國直接投資（FDI）相較于 GDP 和貿易增長放緩。圖源：聯合國貿易和發展會議（UNCTAD）

在此背景下，中國資本在亞洲等地區的布局究竟受到怎樣的影響？

中東與拉美是當前必須重點關注的兩個區域。這一判斷是基于對投資目的地結構的進一步剔除與再觀察：如果先將“通道資本”排除（以香港為典型代表，資金流入后往往進行再投資，不能簡單等同于最終目的地），再將視角聚焦于批發零售、信息技術、制造業等更能反映實體與產業鏈配置的領域，就會發現中國的海外投資大量流向亞洲，同時拉美也占據顯著比重。

與之形成對照的是北美地區：在北美，中國資本更多集中在金融業與第三產業，占比更大，且存量規模明顯高于其他行業領域。可見，在當前地緣政治不確定性顯著上升的語境下，亞洲與拉美事實上成為中國海外資本投入最為集中的區域。

最后，值得進一步追問的是以色列的情況，從2024年的數據看，其資本流動呈現“負向”變化。相比之下，其他地區雖也存在調整，但變化幅度并不如此劇烈。結合以色列所處的地緣環境與制度條件，其地緣政治風險與法律風險具有現實性與不容忽視的強度。

劉佳博士在研討會上發言。

研討會現場。

更多嘉賓的精彩發言，將在“IPP評論”陸續發布，敬請期待。

劉佳 華南理工大學公共政策研究院 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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