離開媒體后，徐其勇47歲，進貴州深山養烏骨雞

嗅態

觀察商業榜樣，輸出榜樣觀察

作者 | 石燦

1月23號，我在貴州省赤水市一個公交站臺旁見到徐其勇。

他把車停在路邊，下車繞過車頭走到我面前，伸手握手，力道實在，很快松開。

我坐進副駕駛，腳剛落地就踩到一層干了又被反復踩過的黃泥。他那一側腳墊磨破，露出里層，泥印疊著泥印。車里沒有刻意收拾過，手套、雞蛋、保溫杯、膠帶散落在車廂各處。

他發動車子，從市區慢慢駛出。樓房一點點退后，街道變窄，省道很快直接變成山路。路面開始起伏，彎道一個接一個，車速降下來。窗外是竹林，霧貼著山腰，外面的世界一點點變小，只剩前方那條能走的路。

路上他話很多，語速快，句子短，想到哪兒說到哪兒。遇到坑洼減速，遇到彎道提前打方向。半個多小時后，我們靠近農場，路邊立著攝像頭，桿子插得很直。他看了一眼，說是防人，也防野生動物。

我上一次來是2024年2月。他從傳統媒體離職一年多，離開重慶，住進赤水的大山，專心養赤水烏骨雞。我寫過一篇稿子，拍過一個視頻，以為緣分就到此為止。但我又來了。近兩年間，他的雞還在養，短視頻斷斷續續更新。他把農場換了名字，叫徐奮斗的農場，也把自己叫作主理人，說這個詞這兩年正流行，聽著順。

我在山里待的那幾天，時間走得很慢。這種慢，不是無事可做的空虛，而是一種感官的全面復蘇。在大城市被切碎的感知，在寂靜中一點點聚攏。晨光未亮時，我就站在廊下，看霧氣在竹林間漲落，看那些細碎的生機如何破土而出。我隨手記下了這幾行字，那是屬于天臺山的清晨：

煙雨籠修篁，蔬花映影重。

鳴禽深徑遠，山舍人初動。

露染青絲冷，寒侵指縫紅。

風卷蕉心亂，霜欺卉氣濃。

披蓑晨起早，暖粥味尤融。

曙色群生覺，萬象自從容。

一念歸幽壑，前塵化舊夢。

但文字里的清雅終究是旁觀者的濾鏡，山里的冷酷，是透著骨子里的潮濕與消磨。

△1月25日清晨，天臺山上的農場里，霧氣彌漫，風卷蕉心亂

農場的團隊不大，徐其勇負責整體，合伙人唐瑛管日常，另有“特種兵”等幾個年輕人干活快，三只狗時不時從林子里鉆出來又消失。表面看去，一切都在平穩運轉，甚至安靜得讓人誤以為這只是一個把生活搬進深山的世外桃源。

但這座農場真正要講的，不是“一個前媒體人去養雞”的勵志段子。它更像一間壓力測試室，把物流、價格、品控、交付、現金流這些硬問題一條條推到眼前，也把人與人之間的善意、算計、邊界、互助、沖突一遍遍擺上桌面。

寫這樣的故事，只需抓住一個方法，把事放回現場，把人放回關系，把賬放回時間。把泥、霧、雞叫、監控燈、破洞腳墊這些細節擺出來，慢慢走進那些看不見的部分。因為在天臺山上，真正決定農場能不能活下去的，從來不只是雞舍里發生了什么。

01

“勇哥，你怎么去養雞了呀”

“離開媒體那會兒失落不失落？”我問。

徐其勇先“嗯”了一聲，停了兩秒，“蠻失落的。”

又停了兩秒，“非常失落。”

跨度太大。決定進山養雞之前，他幾乎不對外說。不是不信任，是怕“參考”先涌過來，而參考里最先抵達的，往往是否定。那些否定不是惡意，是習慣。可它會把一條路堵死，堵在起點。

他把那些話幾乎是背誦出來的：“你沒做過你會不會做。你能不能做好。你的客源在哪里。你的客戶在哪里。你有沒有基礎。你會不會養雞。”

“我這類人其實蠻猶豫的。”他說，“人家把困難擺一排，你就會覺得這事可能搞不成。”

他只跟家里講。跟老婆講了，老婆也質疑，最后說：“你既然決定了，那沒辦法，我只有支持你。”

進山之后，沉默是一種狀態。不是刻意隱藏，是根本顧不上解釋。山里每天都有事，水電路網要修，雞舍要整理，工人要找，材料要進，賬要算。一天被具體事務壓滿，手機響起來都要挑著回。同行和朋友很長一段時間不知道他在山里干什么，他也沒空去解釋。

直到2023年8月，徐其勇的長庚農業在當地政府的指導下，聯手深圳大學計算機與軟件學院、騰訊云共建貴州赤水烏骨雞智慧產業研究院的消息經媒體報道，很多人才第一次知道他在中國西南的大山里。

△赤水烏骨雞智慧產業研究院成立暨揭牌儀式

話題繞回新聞，他的手機里現在還裝著不少新聞客戶端，“國內國際的事情我還在關注，媒體江湖也在關注。”

他補了一句，聲音低下去，“但那只是關注，身份已經不是了。”

身份變了以后，最怕的不是吃苦，是人走茶涼。他講得很輕，又講得很具體。2024年1月6日，他宴請深圳大學吃雞，想請媒體做傳播。

他提前給全國40多位媒體老友打電話，多數是主編或中層。

“人家還鳥不鳥我？”他已經準備好被拒絕，結果“沒有一個人拒絕”。

對方接起電話的第一句話大多是驚訝，“勇哥，你怎么去養雞了呀？”

接著是關心，“怎么回事啊？”

有人問細節，有人聊家常，也有人順口問他在山里身體頂不頂得住。

“沒有人掛我電話，也沒有人冷淡。”他說，“我真的是老淚縱橫。后來，有些兄弟從很遠的地方跑去深圳大學采訪，把稿子發出來了，那波宣傳效果特別好。”

說到這里，他停了一下，把一口氣壓住，又慢慢放出來：“現在創業了，變成乙方了。以前做記者去采訪，站的位置不一樣。找線索，碰壁，那也還是記者。現在不一樣。去找很多部門，人家可以不鳥你的。”

這種落差他挨過。有一次吃飯，有領導在接待上級，兩張桌子。介紹到他們時說：“山上養雞的一幫朋友。”那語氣、那眼神讓他很不舒服，“完全就是輕蔑”。還有一次有人來拜訪，他按禮儀主動伸手握手，對方退縮，手不伸。

安靜了兩秒，會議室的回音把停頓拖得更長。

他說，“這種失落很真實。”

又說，“也沒什么。”

人要平等尊重，徐其勇只是換了一種生活方式。山里艱苦，他做產業，帶動就業，也算給地方減負。產品賣給客戶，客戶表揚也好，認可也好，事情就有意義。

△2024年春節前后，徐其勇在烤火

歲月截流之中，他對自己的身份一度很忌諱。朋友聚會聊天時，他“很難啟齒”在山上養雞。后來這種忌諱慢慢松動。他開始會主動談，“我在山上養烏骨雞，我們做什么產品。”會推薦自己。他笑了一聲，說“心態變了。”

“準確來講，2024年1月2日。”澎湃新聞創始人邱兵寫了一篇文章，叫《我的兄弟是雞王》。文章發出來當天，他接了五百多個電話。

“以前那些媒體界的朋友，一下都知道了。”他說，“知道之后，我就得換一種做事方式了，要讓更多人知道我在做一件有意義的事。產品要走出去，借助別人的傳播，有需求的人就會來買，就得主動出擊。”

我問他，用一個標志性事件來定義媒體生涯的結束，會是哪一刻？

“是正兒八經進山的第一天。那天我就給自己定了這個標簽。”他說，“20多年媒體人，變成扎進大山做農業的新農人。”

身居蒼茫深山后，他身上仍殘留著媒體人的舊影，是一輛奔騰牌小轎車。它在重慶陪他跑了很多年采訪，車漆早被風雨磨鈍。為了趕現場，它跑過夜路，壓過雨水，最遠一次開到云南。它把一個記者的行程、速度和身份，穩穩托在四個輪子上。

進山后的很長一段時間，小轎車被當成運輸車用。車里常備柴刀、手套、繩子、袋子，后備箱裝的東西從采訪資料變成飼料和建材。山路窄，竹林貼著路，車身一路沾泥。2025年，奔騰轎車被賣掉了。

“3800塊。”他說，山里運輸強度太大，每天上下山，小轎車不適合了，只能換一臺更大的皮卡，四驅純電混動。

他頓了頓，算年份：“小轎車是2007年買的。”

“哎呦！”他突然被時間撞到。

“十八年了。”

02

“這就是AI智慧養雞”

車開進農場附近，最先出現的是一樁樁監控桿。鏡頭掛在路口、圍網轉角、雞舍外沿，有的正對著一段上坡路，有的卡在林間小道的拐點，密度高得讓人忍不住停下來多看兩眼。風從竹林里穿出來，鏡頭外殼上留著水汽凝過的痕跡，地面潮，路窄。山地散養的方式在第一眼就露出來。雞不在一個院子里，在一整片林子里。

徐其勇說：“這就是AI智慧養雞。”

先把林子里看不見的動靜收到電腦系統里，讓人能看見，再把畫面和數據整理出來，讓人能判斷該去哪里處理。

我跟著他沿著林間路往里走。

雞舍外沿的攝像頭不追求把雞拍得好看，更多是在覆蓋雞會經過的軌跡。雞散在山里跑，鏡頭就布在雞活動的通道上。攝像頭能360度轉動，覆蓋面積大，不需要把整片林子鋪滿，重點是把關鍵路徑和關鍵節點卡住。

戶外片區安置了100多個攝像頭。雞舍里按需要加密，重要雞舍最多會到四個探頭或攝像頭，常規雞舍兩顆；出入口、門口、角落還會補紅外探頭，盡量把盲區壓到最小。

△徐其勇的農場就坐落在蒼茫竹海天臺山上

他帶我去看一間雞舍。雞舍里外的設備帶傳感器，是采集點。探頭盯的不是畫面細不細，而是雞舍里的溫度、氨氣，也盯雞群在某個時段是不是異常安靜、是不是異常躁動。紅外線和傳感器把這些變化變成信號，再把信號往室內的大屏送。

徐其勇說，雞舍里氨氣升高、溫度異常、雞長時間活動或長時間不動，這些變化過去靠人聞、靠人跑、靠人摸，現在會先在系統里出現提示。

從雞舍出來，路邊能看到雞在林下啄食。它們不集中，散開，隔一段才有一小群。傳統散養最難的是這種散。人力巡檢的辦法是開車繞一圈，走一圈，聽一聽，看一看，很多時候用體力換確認。徐其勇把這套確認機制搬進屏幕里。大屏可以切換1000畝農場的任意區域，哪一段路、哪一片林、哪一排雞舍，都能直接點開查看。

我進到室內時，大屏幕亮著。地圖、點位、畫面窗口、數據欄同時在跑。徐其勇把它叫作產業大腦，也叫指揮中心。

他站在屏幕前切換畫面，先點開一段林間路口的鏡頭，再切到雞舍的數據欄，停幾秒，再換到另一處點位。屏幕上能調出雞的戶外活動狀態，能看步數，能看體重的紅外監測數據，也能看到投喂相關的信息，某些環節還能遠程投喂。雞長得怎么樣不再只靠經驗口述，而是能拿出一組隨時可調取的記錄。

工作方式也跟著變了。人不再靠跑全場確認全場，而是先在屏幕上鎖定問題區域，再帶著目標去現場。

△農場里一個會議室里面的智慧養殖大屏，已對關鍵信息進行模糊處理

預警來自這些采集點。溫度、氨氣、活動狀態出現偏離，屏幕端會形成提示，讓人知道該去哪里看。提示出現后，巡檢會從大范圍巡看變成按點核查，處理順序也會更清楚。

我去的時候，農場的雞已經被賣掉大部分，只剩下3000多只，AI系統的輔助作用減弱，加上是冬季，黃鼠狼等野生動物活動也變少了。

第三層是外延到農戶端。基地之外還有合作社和農戶，農戶分散，規模不大，裝一套完整系統成本高，維護也難。徐其勇把接入做輕，計劃在農戶養殖核心區域裝一個基礎采集點，再把部分判斷放到小程序端。雞糞便顏色出現異常，農戶可以在小程序里按提示處理。小程序里還有問診功能，農戶把異常情況錄入后能得到對應的操作建議。

這套系統不是一開始就有。基地最初用傳統方式養殖，運行后暴露出山地生態的高風險。野狗、野貓、黃鼠狼、老鷹頻繁出沒，損失難以提前預估。徐其勇說，他需要更有效的預警辦法。

2023年5月，他刷到深圳大學團隊在廣東汕頭澄海做智慧AI養鵝的短視頻，動了把相關技術搬到養雞上的念頭。在一位澎湃新聞前同事的牽線下，他聯系到相關團隊。聯系后的第三天，老師、學生代表、工程師到場，查看農場情況，也走訪農戶，與當地相關部門對接。之后，技術團隊進入農場開展工作，鋪點位，調參數，把提示規則跑出來。

徐其勇說，2.0系統還在研發中，方向包括更自動化的投喂、巡檢、處置，系統還沒上線，仍在迭代。他仍然在使用1.0系統。

到農場拜訪的人總會說，“勇哥現在不一樣了，下次再來可能又能看到新的黑科技了。”

徐其勇聽到這句話時點點頭，謙虛地說到：“都是兄弟們支持的，很感謝大家。”

03

豁出去了

徐其勇下定決心去赤水養雞，最后一道門檻是在2022年被推開的。一個工作日的晚上，他下班坐地鐵回家，到家時已經八點多。他對老婆說，想做農業。

他老婆愣了一下，隨即追問他到底要做什么。問題一個接一個，幾乎不留空隙，要去養雞，懂不懂技術，有沒有經驗，對市場的判斷從哪里來。她把風險一條條攤開，讓他逐條說清楚。

徐其勇只是聽著，解釋得不多，也解釋不通。他把態度放在桌面上，“比較堅決”，“無論如何都要去做”。

這場對話沒有在當晚就“達成一致”。轉折發生在后面，家里還是支持了他。家人的反對里沒有惡意，更多是一種本能的防御，他們想把他拽回可控的軌道里。

更難處理的，是那條軌道本身曾經很體面。徐其勇在澎湃新聞做過部門主編，也在梨視頻體系里做過全國區域負責人，收入穩定。體面在身上久了，離開不只是一份工作的更換，更像生活秩序、身份支點、自我評價一起松動。家人怕的，不只是養雞虧錢，他們怕他從一個人人看得懂的位置，走進一個沒人看得懂的位置。

他也不是一時興起。他看到行業環境在變，組織結構在重排，內容邏輯在更迭，地域與團隊在重新分配。

梨視頻2016年上線，媒體人邱兵發起創辦，總部在上海。徐其勇早年在《東方早報》和澎湃新聞與邱兵有交集，2018年也進入梨視頻做事。2019年，邱兵離開。到2021年，梨視頻對全國做機構改革，調整之后，徐其勇要么從重慶去上海，要么去別的地方。

對一個47歲的人來說，這意味著重新安置家庭，重新適應管理節奏，重新建立關系網絡。更現實的是，這種調整不保證更好，甚至不保證穩定。

△媒體時期的徐其勇

處在這種節點上，他是繼續留在體系里等下一次調整，還是趁還能做決定的時候，把生活的主動權拿回來。

他說，47歲很尷尬，“等到啥東西都想好了再去做，就沒法做了。”

年紀越大，試錯窗口越短，代價越高。長期處在不確定的組織變動里，人會越來越保守，越來越習慣把決定往后拖，最后拖成被動接受。

離開以后會被現實審問，他清楚。留在原地也會被審問，只是審問來自下一次調整，來自更密集的規則，來自越來越難以控制的生活節奏。

除了家人，他幾乎沒對外提起養雞。他悄悄地進村，把解釋延后，把行動提前。這種沉默是一種自我保護，話說得越熱鬧，壓力越重，回頭路越窄。

他也有自己的底子和心結。2003年前后，他在重慶報業集團跑農業新聞，結識過做養雞生意的小生意人。他們握著貨源和渠道，一年能做幾萬只雞。往來久了，他看見一個規律，生意圍著少數人轉，人一扛不住，盤子就散。他跟朋友說，農業要走得遠，要成立公司。

2013年，他在采訪中又聽到赤水烏骨雞的線索。當地人說品類不錯，想做起來，做了很多年效果有限，還問他有沒有合作伙伴能把產業帶起來。徐其勇把信息轉給朋友，朋友進入赤水，把企業做起來，把鏈條跑起來。十年過去，那家公司在當地已經成了氣候。

徐其勇回看這段經歷，心里一直有個疙瘩。烏骨雞成本高、周期長，商業化難，很多時候為了周轉和規模，只能把重心轉向更容易跑通的品種。這道題沒有消失，只是被擱著。

離開媒體后，他需要一件能安放自己的事。他做調研，盯上百個農產品賬號，看別人怎么講產地、怎么做電商、怎么做復購。他也算過商品雞的賬，投入和周轉要求太高，做不起。最后他還是選回烏骨雞這條更慢的路。

下決心前，他把貴州省和赤水市的公開文件翻了又翻，核對產業方向和政策口徑。他說，從“十二五”到“十四五”的政府工作報告里，省市層面反復提到發展林下經濟，也有“黔貨出山”等政策取向，就是干。

故事的另一條線也是在2022年，他和唐瑛已經對赤水烏骨雞做過市場測試，有了初步判斷。

04

重慶測試

被問到怎么就跟著徐其勇去折騰這攤事，唐瑛脫口而出一句“就是被忽悠了唄”，隨即又補上“開玩笑的”。

時間要從她離開地產行業說起。唐瑛在重慶一家地產公司做過總經理辦公室負責人，管行政人事，也做外聯，2020年離開，“正好那個時候地產也在走下坡路了”。離開之后，徐其勇找她談了一個想法，把貴州赤水烏骨雞運到重慶賣。邏輯很簡單，貴州農產品的“原生態”在城市里有市場，外地人也認可。

他們把想法直接放到市場里。他們在重慶市海領批發市場和雙福批發市場各自開設一個網點，做的是“雞鴨鵝兔鴿的一個批發”。

這是一種典型的市場測試方式，把貨放到流通最密集的地方，看價格體系會怎么反饋，看渠道會不會接得住，看現金回款速度和損耗能不能扛。

其中，貴州赤水烏骨雞是一個重要品類。他們做過一輪調研，跑別墅區、洋房區、一些單位，把貴州農產品引導給目標人群嘗試，“也都很不錯”。這一步驗證的是需求是否存在。

很快，批發市場給了他們第一輪結論。唐瑛說，需求是存在的，但運營一跑起來，問題也就清清楚楚擺出來，“一個是物流，還有一個就是價格”。批發面對的客戶主要是社會餐飲和企事業單位食堂，這類客戶“更看重的是價格”。當客戶邏輯是“壓縮成本”時，赤水烏骨雞就天然處在劣勢地位。

至于貨源，他們依托的是赤水當地的合作社供應烏骨雞。合作社遠程做品控“不一定弄得好”，一旦量大了，“他們滿足不了，就很尷尬”。有一次，他們的一個重要客戶想要一次性采購2000只雞，合作社沒辦法一次性提供這么多，只能錯過一個大單。

△徐其勇巡視農場

這不是一次單純的丟單，它把三件事一次性證明了：供給彈性不夠，品控體系不穩，交付節奏對不上。客戶只會看結果，交付不出來，之前的試吃口碑和需求判斷都要歸零。

他們不得不做出調整，“我們到底是要做貴州的雞，還是做重慶的雞，比如銅梁。”

這段時間里，徐其勇的判斷不斷被市場校準。他原本就把赤水烏骨雞定位為中高端產品，份額不大但有市場。重慶市場上土雞并不少，比如秀山土雞、城口山地雞，他都去考察過。赤水烏骨雞要在這座城市里站住腳，靠的不是“量大敘事”，而是穩定、可復制的供給和可解釋的溢價。

到了這個階段，重慶的前期測試已經走完了閉環。徐其勇對唐瑛說，“我們還是要有自己的基地。”

轉折出現在一次會面之后。赤水當地政府領導到重慶考察工作，與徐其勇會面，便聊起養殖赤水烏骨雞的事情。領導邀請徐其勇到赤水養雞，說他們手頭有一個閑置已久的一千畝場地，想盡快讓它重新運轉起來。領導看重的點很現實，不是誰更會養，而是誰能把東西賣出去。養殖技術并不稀缺，真正稀缺的是把產品推向市場的能力，是品牌和渠道。

徐其勇答應接手，進去后才發現現實和想象差得很遠。

第一次去看基地的人是唐瑛和當地政府有關人員。車開到硬化路的盡頭，走不動了，竹子和灌木倒下來、長出來，把路封得嚴嚴實實。只能請附近的農戶拎來一把砍刀，一段一段開路。他們跟在后面走，一邊砍、一邊往前挪，沿途還能看到蛇在草叢里竄。

她看著這些被遮蔽的路、竹林和灌木、濕冷的空氣和幾乎沒被打擾過的野性，心里冒出來的不是退意，反而是喜歡。

“這里太原生態了，風景好，環境好，空氣也好。”唐瑛的恐懼慢慢退下去，取而代之的是一種欣喜。

05

進山開荒

2023年3月17號，徐其勇懷揣籌措的啟動資金，開著小轎車進山。車停在農場門口，他手里拎著一把彎刀，先去辦公區一棵梨樹旁清場。雜草厚，垃圾多，他從早到晚砍草、清理、搬運，把辦公區周邊先騰出來。

“一個人力量有限，這樣不行。”他回憶。

第二天，他在山下市場找工人。水泥工、電工、清運和改造雞舍的工人陸續上山，先除雜草，再把道路打通，雞舍挑能修的先修，把辦公區的電拉起來。天氣差就停室外活，改做室內。他每天盯進度。村里人來看熱鬧，也會搭把手，幫著搬東西、指路，提醒雨季哪些地方易沖刷、易塌方。

最初，他按天按人頭付錢，水泥工、改造工一天300塊。布電線那次，他找了一個小伙子帶隊，對方按人頭和天報工期。施工中不斷加人，三天兩頭多帶一兩個人上山，費用往上走，工人到場晚、收工早，進度拖。他很快把結算方式改了，按項目驗收交付結算，把人頭和天數從賬里拿掉，早做完工程早拿錢，效率一下子就上來了。

山里早期的摩擦，表面看像小事，實質是一個外來者在本地重新建立秩序。錢怎么算、活怎么干、出了問題聽誰的，最終都要落到可執行、可驗收、可復盤的規則上，情緒解決不了。

村里人起初不太信他能做成。天臺山這片林地有舊賬，2019年至2020年上海援建建過養殖場，援建結束后原先公司撤走，和村民鬧得不愉快。見過熱鬧也見過爛尾，外來者進山，第一反應是觀望。

他進山后改造持續大半年，基礎設施投入接近一百多萬。雞舍修好一批，他從2023年5月開始陸續進雞苗，施工和養殖并行。當地村民入場干活，周邊養殖場的技術人員被請來帶流程，飼養、防疫、衛生、巡查一步步跑起來。基地每天有人在場，飯桌上開始出現村民帶來的土特產，菜園里種的菜，雞蛋是當天上午下的。關系在這些具體往來里慢慢變化。

△農場里的烏骨雞蛋

雞放到林下散養后，天敵和損耗變成日常變量。村民把信息說得很細，哪里黃鼠狼多、野狗常走，哪段圍欄易松，哪片林子腳印多。巡舍、補圍欄、查隱患成了固定動作，出現異常就處理，破損就修補。他在山里待得久，很多事當天就能落地，村民對他的反應速度更放心。

擴產這件事他從一開始就想過，公司加基地加合作社加農戶。難點在第一步，基地剛起步，憑什么讓農戶把雞交出來，按他的規則做事。最早參與的農戶帶著試一試的態度，有人當面頂他，“你是轉型的，你的經驗在哪里，我養雞可能比你更豐富”；基地里招來的村民也會較勁，“你糾正我的做法，你養過雞沒有，我是經過培訓的”。

他嘴上說服不了人，手上也拿不出成熟經驗壓住分歧，就把說服從嘴上挪到雞舍里。

他去自學，買書、上網找專業內容。更關鍵的是請外援，和貴州大學的教授專家做遠程合作，圍繞烏骨雞的飼養、防病、調控一點點摸索，把經驗寫成流程，再用流程跑結果。雞養得更穩，損耗更可控，村民的態度在結果面前轉彎，“原來可以這樣做”。

他對養雞定了三條標準，健康、生態、環保。品種選赤水烏骨雞，水和料抓得最緊。水用山泉水，雞和人喝同一套水源。飼料端拒絕抗生素，玉米不用本地的原料，改從瀘州中轉倉采購東北的玉米，農戶上門推銷也不收，理由是控品質和黃曲霉素風險。配料以玉米為主，搭配豆粕、麩皮，母雞產蛋補鈣粉，避免軟蛋。防病以預防為主，系統負責預警，人工負責干預。他每月去重慶采購兩三噸中草藥，秋冬季備生姜和紅糖，組織工人熬水給雞飲用。

兩年多以來，農場沒有出現大規模疫病死亡，日常損耗主要來自體弱淘汰、天敵侵擾、雞群爭斗，死亡個體按規定無害化處理，送到政府指定地點深埋。

信任靠一批批雞長出來，合作靠兌現變得堅定。最早愿意合作的農戶只敢放小量，五十只、一百只，農戶也在觀察徐其勇講不講信用。雞能不能養活是一關，到時間能不能按約定收走、把錢結清是更艱難的一關。

徐其勇把這件事抓得很緊，因為當地人最后看的就是按時結賬和講信用。農戶算實賬，收益多多少、風險可不可控，算得過來下一輪就加量。加量之后，合作從零散試養變成規模擴張，幾百只、上千只的農戶出現了，有人提出上半年幾千只、下半年上萬只。

據訪談資料統計，農場聯合合作社與農戶體系內，烏骨雞在2023年出欄規模在10萬只左右，2024年提升至13萬多只，2025年出欄15.3萬只，整體保持逐年增長。

“接下來，我們要把更多的雞苗拿給農戶養殖，他們有更多精力去專心養雞。基地里要做的事情太多，我們把養殖數量限定在一定數額即可，把更多精力放在品牌和銷售上。”徐其勇清楚，這套模式的瓶頸不在養殖端，而在銷售端。

06

錯失潑天流量

徐其勇在山上接到一個電話。來電那頭是某國企采購部門的工作人員，說想支持他們一下。

山里信號不穩，電話剛通，說一兩句就斷。斷了再撥，通了又斷。一個小時過去，真正能聽清的話加起來沒幾分鐘。2025年6月雨季正盛，屋里返潮，山路發滑，他站在信號忽明忽暗的地方，手心一直攥著。他擔心對方等煩，更擔心對方把不順暢理解成不靠譜。

他對著電話說，“你等我一下。”

轉身沖出門，上車點火往下開，沿山路找一段更空、更可能有信號的地方。車到半山腰，他停在一塊開闊處，信號終于穩一點，立刻撥回去。

真正接通時，對方已經要進會場。徐其勇把最關鍵的信息壓縮成幾句話，自己能供給的規模，產品的底子，合作怎么落地。通話很短，他卻記得很清楚。那一刻他確認了一件事，山再偏，只要東西經得起看，就有人會找上來。

這條線索更早就埋下了。他有個朋友在外資企業工作，業務往來中認識該國企負責農產品采購的人。徐其勇創業后，朋友把線索遞給他。2025年3月，他搭上聯系，但推進并不順，對方單位有既定對口支援范圍，赤水不在名單里。

很多人會在這一步停住，他沒有。

雨季那通電話結束后，他順勢趕到重慶。周末一早出門，他只想著別讓對方久等。到了才發現，對方更早，分管領導、品控、采購、市場拓展、直播電商相關人員都在，圍坐一圈，把合作當成一件要認真落地的事來推。

會后動作很快。對方安排三個人上山調研，看雞舍，嘗雞和雞蛋，走山路。走完一圈，結論很明確，產品有底子，環境干凈，更關鍵的是農場運轉有連續性。負責人回去匯報，又拉農業口的人一起對接，合作敲定。產品進入企業內部采購平臺，按月能穩定賣出兩三百只雞。平臺上架后，隔一段時間做一次直播電商推廣，內部用戶看見頻次更高，購買更順手。

徐其勇說，復購率能到七成左右，有人一個月買三四只，持續復購，雞蛋作為日常消耗品，復購更密。

合作敲定后，他確實松了一口氣，但也更清楚，大企業采購只是把問題照亮的一束光。

大企業內部的流程會變，規則會變，對接人會變，節奏隨時可能被打斷。過去兩年，農場很大一部分銷量靠線下關系和單位采購，一單一單往外推，救急有用，穩定很難。單子來時忙，單子斷時冷，價格忽高忽低，現金流壓力直接落到他身上。

2024年最忙時，團隊一天能處理幾百單甚至上千單，2025年同期明顯冷清，訂單起不來，他開始重新尋找一條更可控的銷路。

忽冷忽熱的訂單成了他的心病，也勾起了他心底最深的那份遺憾。這種對“可控性”的渴求，源于他曾被時代的浪潮結結實實地撞過一下。在那個瞬間，他窺見過另一種爆發的可能，卻因為沒站穩，眼睜睜看著它成了指縫里的沙。

2024年夏天，拼多多公關部來過，拍了片子，在微博發了一下，評論區立刻有人追問在哪里買雞。可他什么都沒接住，網店沒弄好，鏈接沒有。問的人越來越多，他越著急，只能看著熱度散掉。

更大的兩波來自兩次集中報道，他后來用四個字概括那兩次，“潑天流量”。

第一次發生在2024年1月，深圳大學免費吃赤水烏骨雞，全國幾十家媒體跟進，網絡上詢問烏骨雞的留言鋪天而來；第二在2024年3月，央視報道“全國首個貴州赤水烏骨雞有了自己的AI管家”。

但他沒把承接工作做起來，咨詢怎么回，庫存怎么排，價格怎么定，發貨怎么走，出了問題誰拍板。熱度來得快，要求也來得快，最后都要落到具體規則上。規則不清，動作就會散，散了就接不住。

“太可惜了。”徐其勇話里滿是遺憾。

他統計過，那段時間前前后后參與報道的媒體可能有七八十家。外地人從廣東、河南、山東一路跑來取經，交流、參觀把他的時間切得七零八落，真正能沉下來做自有渠道和內容承接的時間反而被擠沒了。

也正因為吃過這次虧，他才更篤定，銷路不能只靠關系和偶然，也不能只靠一兩次爆紅。流量本身不等于訂單，但流量會帶來大量訂單。

07

短視頻成了新抓手

我在天臺山的第一個晚上，吃完飯后沒有立刻回房間。唐瑛專門安排了一個火盆，火燒得旺，光把灶臺和墻面照得發亮。我和徐其勇、唐瑛圍著火盆坐，茶壺一直在，橘子放在手邊，從白天的見聞聊到大家在山上的日子。

山里怎么過冬，雞舍怎么選址，夜里怎么巡。聊到一半，我提議把這段對話拍成視頻。旁邊的專職攝影師起身去拿設備，把燈光搬進來，燈架打開，機位很快立好。我們三個人對坐，鏡頭開著，從8點聊到11點，直到深夜才各自回屋睡覺。

第二天早上，我和徐其勇進山。竹林下的路窄，腳下潮濕，路面全是雞屎，雞舍在竹子掩映的坡面上。我們邊走邊聊，攝影師跟拍。上午拍完，隔了一天，這段竹林下步行對談的視頻已經被剪輯完成，并發布到徐其勇的個人賬號“天臺山上烏雞哥”上。

徐其勇早些時候也想做個人賬號，斷斷續續發過一些，后來又停掉。2025年12月，一個朋友介紹了張躍林。

張躍林此前在貴州電視臺工作，后來出來創業，做過貴州醬酒。行業競爭激烈，他又想轉做電商，但那段時間對電商和內容都不熟，弄明白流量邏輯時，賽道已經更激烈，他退出來找新的事情做。經朋友介紹，他和徐其勇見面，很快談攏合作，2025年12月，張躍林上山專職負責徐其勇的個人賬號。

徐其勇個人賬號高頻更新的背后，是一套嚴絲合縫的協作：張躍林負責文案策劃與拍攝剪輯，徐其勇負責出鏡與發揮。兩人白天拍攝，晚上復盤，次日繼續。自2026年初起，這種高度的紀律感，讓內容產出變得穩定且可控。

△張躍林（左）和徐其勇（右）在拍攝臘八粥的視頻選題

視頻發布前，張躍林把“徐奮斗赤水烏骨雞”微信小店里掛在視頻里，用戶看到后可以直接下單。商品按規格拆分，重量分大中小三個檔次，出欄天齡分300天和500天兩個檔次，價格從186元到276元不等。訂單確認后，抓雞到山下的屠宰場合規處理，再通過快遞公司的運輸送到客戶手里。

短視頻帶來的銷售效果明顯。1月6日，一個廣東客戶刷到徐其勇的視頻后，點進視頻號主頁，把過去的視頻從上往下翻完，了解徐其勇養雞的過程和經歷后，一次性下了五十多單。

農場的用戶主要集中在上海、江蘇、浙江、廣東等沿海一帶。下單前，很多客戶會追問細節，養了多久，吃什么，怎么殺，怎么寄，冷鏈怎么走，問得很細。

復購最穩定的一類，是給家里老人買的人。訂單備注里常寫給父母、給老丈人、給家里老人燉湯。他們關心湯是不是清、香、不膩。有人收到雞后回消息，說湯燉了三個小時，油不厚，老人能喝完一碗，接著就下第二單。

另一類是城市家庭。孩子在長身體，家里對肉類來源更敏感。有人收到雞后會拍照、錄視頻發朋友圈，評論里有人問哪里買、能不能試試，訂單就這樣帶出來。這類用戶復購高，雞蛋復購能做到七成以上，雞買得慢一些，但會持續買。

也有少數用戶下單帶著很強的個人判斷。一位深圳大學的老師來農場看過后，每次下單都是幾十只，專挑最貴的那一檔。他不解釋理由，只說覺得好，把雞作為禮品，送給更多人。

城市用戶表現出一種更強的“產品參與感”。有人下單后反饋說雞很好，但燉湯時還要自己去買當歸、黃芪、黨參，希望農場能把湯料直接配好，甚至是把雞切好，自己直接下鍋就可以。這樣的建議在資料里不止一次出現。這并非刻意的挑剔，而是他們已經將這只雞納入了長期的飲食版圖，希望它能以更完整、更省心的形態進入日常生活。

參差的用戶畫像背后，藏著一種高度一致的生存邏輯。 這些用戶大多生活在一線或新一線城市，身處高速旋轉的齒輪中，對“便宜”早已脫敏，卻對“不確定性”極度警惕。他們愿意為節省時間付費，為規避風險付費，也愿意為一個能長期穩定交付的對象付費。

一只兩百塊錢的雞，在他們的世界里絕非奢侈消費，而是一種對家庭、對健康，以及對稀缺信任感的主動管理。對徐其勇來說，看清了這群人，也就看清了在這起伏不定的時代里，自己真正該握住的那根準繩。

08

花錢養雞，花錢賣雞

“農場養一只雞到底要花多少錢？”我坐在火塘旁問。

徐其勇把手往火邊伸了伸，笑了一下，說這個賬要慢慢算，急不得。農場養的赤水烏骨雞剛脫殼沒法直接上山。山上海拔高，濕度大，氣溫低，雞苗太小扛不住，必須先在溫暖的室內脫溫四十五天到五十天，等身體條件穩定了，才能送到山上來養。雞苗批量跟當地專業孵化公司合作，一只算下來大概十五塊錢。

雞到了山上，成本才真正開始走。每天都要吃，玉米、豆粕、麩皮，還要加一些中草藥。雞養的時間越長，吃得越多。一只雞每天的飼料成本大概三毛到四毛錢，看著不多，時間一拉長就嚇人。按一只養三百天的雞來算，一個月光吃的成本就差不多十塊錢。

吃之外是人。山地農場不是平原，一排一排鋪開就能管住，雞舍分散在坡上、林子邊，一個工人最多管十二個雞舍，再多根本顧不過來。攤下來，一只養三百天的雞，人工成本差不多十二塊錢。

他把賬往下壓著算。電費、疫苗、基礎設施，這些拆開都很碎，再加上場地租金，很難算得絕對精確，只能先把基礎成本估出來。可真正繞不過去的是損耗。投進去十萬只雞，不可能一只不少地收回來。山上有老鷹、有黃鼠狼，野生動物夜里進場，雞也會體弱、多病，屬于正常死亡。損耗按百分之十算，他說已經很保守。

△冬天，山上會被大雪覆蓋

他低頭看了一眼火，說這樣全部加在一起，一只養三百天的雞，加上屠宰、包裝、運輸這些環節。等一只雞送到消費者家里，成本基本就在一百六十塊錢以上了。

“其實算下來沒什么搞頭，很大一部分都被時間拖長后的消耗吃掉了。要是再往后養，養到五百天以上，時間更長，成本只會更高。”他說。

講到這里，他把話題很自然地拐到一筆最常出現的開支上，運輸。

赤水在重慶和貴州交界處，山高林密，冷鏈基礎薄弱。訂單一多，農場幾乎每天晚上都要抓雞，一早送山下屠宰場屠宰，經零下40°鎖鮮速凍后，當天快遞出。路程長，來回耗時，車油、人工、車輛損耗一起疊加。雞要按時出山，雞蛋要控溫防破，包裝要加厚，單件商品的運輸成本被抬得很硬。

這筆錢直接壓在毛利上。農產品本就利潤薄，單量小的時候運費占比更高，賣得越勤，賬面越熱鬧，實際越難松口氣。遇到雨季山路打滑，或冷鏈車次不穩定，發貨節奏被打斷，客服成本也會上升，買家催問、改地址、臨時退單都要人扛。

也正因為運輸這道坎一直橫在眼前，他才會反復說，把烏骨雞從一座山里送進更大的市場，難點往往不在雞舍里，而在雞舍之外的配套。

徐其勇講過一次對接經歷。團隊通過渠道接觸到一家頭部生鮮零售平臺，對方從外地派人來調研，連公關團隊都到了現場。生態環境、養殖方式、產品本身都認可，最后卡在后端的運輸和倉儲。對方問得很直接，如果要覆蓋西南區數百家門店，貨怎么做到第一時間到店。

“運輸倉儲是一道巨大的坎。”徐其勇說，按對方要求算下來，要投入上千萬元。他解決不了，地方財政也吃緊，項目只能擱淺。

外人聽起來像一句遺憾，放到農場里就是一條條被掐斷的鏈路。生產端已經證明了產品與方法，需求端也出現明確合作意向，中間缺的卻是讓貨物大規模穩定流動的硬件系統與組織系統。對生鮮來說，時效和倉儲決定成本，也決定質量和交付穩定性，進一步決定平臺愿不愿意把采購做成常態。缺一塊，合作就容易停留在偶然訂單與關系型采購，難以進入規模化的日常補貨。

更深的難處在于配套不是補一個點就能結束。除了冷鏈和倉儲，他還提到精深加工的資質與能力。當地缺少有資質的加工方做更細的分割與加工，產品難以通過分割降低單價，也難把體驗做得更方便，更難把二產、三產接起來。他把精深加工廠建設寫進了二零二六年的項目申報，想爭取產業集群相關中央財政資金，但能否通過仍是未知數。

當產業缺少這些公共底座時，創業者就得用自己的現金流去頂公共設施的缺口。他說，這幾年農場硬件和基礎設施的投入，加上政府部分投入額度，前后已接近三千萬元。

錢砸進去，雞能養出來，訂單也能零散跑起來，但真正決定上限的往往不是能不能養，而是能不能把鏈路接住，把交付做穩，把成本壓到一個可持續的區間里。

“每天想這些問題，我都發都白了。”徐其勇說。

09

夜里挑燈看雞

那天夜里，山上只剩徐其勇一個人。

2023年的一場雨把天臺山壓得很冷。吃過晚飯，工人回了家，其他同事也陸續下山，有的回重慶，有的回四川。剛起步的基地條件差，電不夠，取暖設備更談不上。他穿著衣服躺在床上，屋里潮冷，雨點敲著屋檐，一下下把夜拉得更長。

凌晨兩點左右，雞舍里突然炸開一陣鳴叫，叫得兇，叫得亂，像被什么東西逼到了角落。徐其勇從床上坐起來，先把窗戶推開一條縫，冷風和雨氣一下子灌進來。叫聲一波一波沖進屋里，他站在窗邊聽了幾秒，心里發緊。

他沒動。

山里太黑，雨夜更黑。竹林就在屋外，風一吹，竹葉互相擦，聲音在黑暗里來回跑。山上偶爾有野物，黃鼠狼、野狗，他心里清楚，這種叫法多半不是小事。他卻沒有立刻沖出去。那一刻他只覺得怕，怕自己一個人撞上什么，怕走出去反而更危險。

他退回屋里，摸到那只喇叭。那是他專門買來壯膽的。他站在窗邊，對著外面喊了幾聲，聲音在雨里散開，鉆進竹林，回音又被風吹回來。雞舍那邊的叫聲停了一會兒，像被按住了。

他把窗戶關上，鉆回被子里，試著把心跳壓下去。

沒多久，叫聲又起。比剛才更密，更急，像是被逼得更近了。他在床上翻了一下身，睡不著。腦子里開始出現另一套算賬的聲音。那一舍雞養了很久，錢投進去，精力投進去，一旦被咬掉一片，第二天他就得面對空出來的欄、嚇壞的雞、還有自己怎么把這事補回來。

他在黑里躺著，心里一陣一陣打架。

一邊在說算了，咬就咬了，一個人頂不住，山上又冷又黑。另一邊在說不行，不能眼睜睜看著，它們叫成這樣，肯定出事了，養了這么久，怎么能讓它就這么沒了。

叫聲不肯停。他也不肯再躺下去。

他翻身下床，披了件衣服，抓起車鑰匙就往外走。雨水打在臉上，他踩在濕滑的地面上，鞋底發虛。那輛車是他夜里唯一能依靠的東西。他把車發動起來，坐進駕駛座，手心已經出了汗。他把燈打亮，光束劈開雨幕，擋風玻璃上全是水線，雨刷一下一下掃過去，視線還是糊的。

他沿著山路往雞舍開，車燈照到的地方只有一小段路，路邊的竹影往后退，像有人貼著路沿跟著走。車輪壓過泥水，濺起來，落回去。車里沒有暖氣，只有發動機的震動和他自己壓著的呼吸。

到雞舍前，他先沒進門。他下車，拿燈掃地面，掃圍欄，再往里照。雞群縮成一團，擠在角落里，叫聲斷斷續續，像被嚇得喘不過氣。他對著里面吼了幾聲，燈光繼續掃，黑暗里有個影子一閃，鉆進竹林不見了。

他站在雞舍外，雨打在背上，衣服很快濕透。那一刻，他沒看到“東西”，但他心里已經有數，應該是黃鼠狼。雞還在，沒被咬死，卻被嚇壞了。他又照了一圈，把圍欄和門口看完，聽著動靜慢慢下去，才把那口氣放出來。

他沒有立刻回屋。他在雞舍外站了一會兒，確認夜里真的安靜了，才轉身回去。

回到房間，潮氣還在，冷也還在，但他知道自己今晚能睡一點了。不是因為山變安全了，而是因為他做了決定，走出了門，開了燈，到了現場。恐懼沒有消失，只是被他用一趟巡邏壓住了。山里的夜仍舊很長，雨仍舊敲屋檐，但從這一晚開始，他明白了一件事，雞叫起來的時候，他不能只躺著聽。

他在山上的孤獨很具體。城市里節奏快，手機響一下就有反饋，走出門就有人，聊兩句就能把情緒攤開。山上沒有這些。外界連接主要靠手機和網絡，網絡又常常不穩。人長期被困在低反饋環境里，會變得遲鈍。他有一陣子甚至懷疑自己不會說話了，話到嘴邊找不到合適的句子，情緒也沒有出口。屋里燈亮著，外面是蟲鳴和竹葉聲，他坐著，想說點什么，又收回去。

他的情緒也會崩。冬天尤其容易如此。山冷，濕氣重，活干不完，心里那點硬氣被雨水泡軟。他跟妻子說，自己出現抑郁的感覺。妻子在電話那頭把他批評了一頓，說路是自己選的，把雞養好，把今天先過完。

他聽著不舒服，會沉默。掛斷電話后，他在農場里走兩圈，再回到屋里，沒有更好的消化方式，只有繼續干。

日子久了，他把孤獨當成治理農場的一部分。治理的不只是雞，也有自己。雞叫是信號，說明邊界可能出了問題；心里發虛也是信號，說明需要規則托住自己。他越來越依賴清單、節律、固定動作。動作看似瑣碎，背后是他給自己搭扶手，扶手越多，人越不容易滑下去。

他對“證明自己還能行”的渴望，也是在這些夜里一點點長出來的。拋開舊身份之后，外界目光會遲疑，市場不會因為過去的履歷給他回報。他要拿出新的證據。證據不是宣言，是一只只雞活著長大，是一批批訂單按時發出，是他在最狼狽的時候守住邊界，讓體系繼續轉動。

孤獨不會消失，它會換一種方式伴著他。夜晚總會過去，明天還要繼續，他必須行。

10

不能沒有狗

農場里的狗一直比人更早知道夜里會發生什么。

最早，基地養過三條狗，在院子和山路上跑，見人就搖尾巴。后來三條狗被毒死了。狗一死，偷雞賊猖狂起來，有人進農場偷雞，丟失300多只，損失6萬多元。沒有監控，只能抱憾。

村民說，農場不論如何還是要有狗。徐其勇開車去過山下的流浪狗中心挑狗，挑的是特別大的那種，想著兇一點、壯一點，能巡邏、能看門，兩只狗，費用966元。

狗來了以后，把所有人都教育了一遍。兩只狗見人就上前互動，誰都親熱，誰都不防，像寵物狗。吃得多，跑得快，守不住門。其中有一只狗更難處理，它像“幽靈”一樣，白天看不到，晚上才回來，吃完就鉆進雞舍咬雞。農場的人抓不住它，獵人來也圍不住，只能把流浪狗中心的人請上山，大家一起圍捕，把它堵在雞舍里，抓住，退了回去。

后來，麻花來了。

△農場衛士“麻花”

麻花不是在城市里挑來的，它來自川東農村。2025年春節，農場工人羅勇的母親通過親戚關系，找到兩只獵犬的崽，一只花花斑斑，后來叫麻花；一只通體白，叫白花。那條母狗在當地很出名，臘月里捕獲過20多只獵物。后來，母狗失蹤了，全村幾十號人找了兩天沒找到。好在留下了兩只小狗，羅勇的母親給親戚做工作，對方沒收錢，只拿了兩把面，就讓羅勇把小狗帶回農場了。

兩只小狗第一次上山的時候很狼狽，暈車，身上臟兮兮的。唐瑛在廁所里用溫水給它們沖洗，再用吹風機吹干。麻花那時并不好看，也不討喜，身上是一團還沒長開的毛。但它很快就用行動把自己留在了基地。

它開始守門。

麻花認識人很快。朋友來，它不咬。穿得破爛、鬼鬼祟祟的陌生人靠近，它會沖上去。白天辦公室有人，它會趴在門口。只要喊它名字，“麻花”，它一定會出現。春夏秋冬都一樣。

麻花在基地里不只是看家，它更像一個夜間的同事。羅勇說，有一次，他正準備鎖上辦公室的門回房睡覺，旁邊的雞突然嗷嗷叫，“叫法不對，像被什么抓了。”

他在門口大聲喊，“麻花！”

麻花呲溜沖到他面前，他們一起沖到雞舍護欄的門前，麻花直接一撲，把門扣撞落，沖進雞舍追了一圈。第二天早上喂雞時，他發現有一只十多天大的小雞死了，脖子上有痕跡，他判斷是黃鼠狼來過。

“因為有麻花，大家膽子大多了。黃鼠狼還會來，但沒有以前那么猖狂。”徐其勇說。

白花在2025年懷崽那段時間，麻花又做了另一件事。那天白花快要下崽，麻花和白花在辦公室后面汪汪叫，把人叫過去。麻花先在屋里找稻草，把稻草拖出來做成一個草窩，白花就在草窩里產下小狗。連續幾天，麻花幾乎不怎么吃東西，就守著白花，不讓人靠近。唐瑛接手喂養，她把雞蛋煮進米飯里，“稍微放了一點點鹽”，端給狗媽媽吃。麻花守著，白花吃著，屋子里很安靜。

唐瑛和狗的關系，從來不是“喜歡”兩個字能概括的。她會給它們吃，會管它們生病，會在需要的時候對它們下命令，也會在它們做錯事時批評、甚至動手教訓。她把這種關系當作農場的一部分，既不溺愛，也不放任。

麻花生過一次病，流口水，徐其勇急著找獸醫買藥，價格被人收得離譜。唐瑛知道后罵了他一頓，轉身就去退錢。藥按她能接受的方式去用，價格低，狗也好了。她不是為了省錢，是不允許農場里出現“無底的成本”。

狗也會做一些人解釋不了的事。

有一次，一位重慶的媒體朋友到農場做客，原本打算在山上住一晚，臨時有事，十點多要連夜下山。麻花直接趴在車燈前不讓走。喇叭按了也不動，趕開了又跑到前面擋。幾個人折騰了十幾分鐘，車終于駛出農場大門。開到半路，遠遠看見有人揮手，前方剛發生滑坡，大樹倒下來攔住了路。時間差就在十幾分鐘。

徐其勇，說如果沒有麻花，大樹可能會倒到車上。唐瑛指著麻花，對我說了一句，“就這個麻花，也不知道是不是巧合。”

農場的秩序一部分來自人，另一部分來自這些狗。它們既是防線，也是日常的陪伴。

11

重新理解鄉村人情事

山里的很多事，最開始看起來都很小。

雞舍還沒完全穩下來時，夜里先熱鬧起來的是狗。村里家家戶戶養狗，看家護院，戶與戶隔得遠，狗多半散養不拴，天一黑就三五成群湊到一起，鉆進雞舍。夜里能聽到雞舍里有些許動靜，到了早上，雞舍里原本一百多只雞，往往只剩三五十只，有的遍體鱗傷，有的受驚鉆進林子，再也找不回來。

監控里反復出現一條大黃狗，渾身發黃，尾巴毛茸茸的。村里雇來的工人說見過類似的狗，卻說不清是誰家的。徐其勇和唐瑛只能挨家挨戶去打招呼，請村民把狗拴起來。

有一次，線索幾乎就落在眼前。附近一位阿姨家的狗和監控里的黃狗很像。阿姨不認，說自家也養雞，從沒見過狗咬雞。唐瑛記得徐其勇當時說過一句判斷，“那只狗的眼神很純善，不像。”

沒過多久，夜里巡場的工人聽見竹林里有異動，手電一照，發現一條狗被纏在竹樁上。像是晚上被主人系住后掙脫了狗鏈，咬完雞想鉆回去，鏈子卻在竹樁上越纏越緊。工人氣得不行，拿著鐵鍬和鋤頭，說要教訓這只狗，偷吃了這么多雞，給農場造成了嚴重損失。

徐其勇站出來攔住，說不要動手。兩個老人家里只有這一只狗，看家不容易。他給阿姨打電話，問狗在不在家。阿姨說不在。人到農場一看，果然是她家的狗。狗被解開，領回去了。之后，那條狗再也沒出現過。

再往后，問題開始落在人身上。農場拉電、立桿、走線，需要砍竹、打孔。有人開始按件算錢，一根竹子多少錢，電線拉過去不占地，也要算一個洞的錢。拉線時不小心踩壞紅薯藤，還要再賠幾十塊。過去對村民的溫暖和體諒，被一項一項拆解成具體的金錢結算。

“錢我還是賠了，一分不差地給他們了。”徐其勇說。

那之后，他對鄉村相處的規則有了更直接的認識。日常往來可以有人情，但涉及責任和利益，必須回到明確的計算。把原本模糊的口頭約定，換成清晰的邊界，是為了讓關系不被一次摩擦耗盡。

12

改掉的不是鋒利，是鋒利的用法

四川大巴山的農村，雞叫聲分得出時辰。清晨尖，傍晚拖長，院子里一響，人的一天就開始了。

徐其勇在這樣的環境里長大。1976年春天，他出生在四川大巴山一帶的農村，母親在農村養雞，雞是家里常年不斷的活計。院子不大，母親的手上常沾著水和柴火灰，抓一把谷殼，揚出去，雞就追著啄。孩子站在旁邊看，看的不是熱鬧，是手上的重復，喂完一頓還有下一頓，收攏一次還有下一次。

家里窮，高考結束，大學錄取通知書送到他手里，全村人歡天喜地，湊錢送他去重慶讀西南政法大學。他的專業是法學，但進了報社，做記者。

工位把愿望打回原形。消息寫不出來，手寫三四百字還沒把導語寫完，“我老是被編輯罵”。他在租來的房子里改稿，第二天再去挨罵。

焦灼不是詞，是房租到期的日期，是電話響起時手心出汗的那一下。他學寫作不靠靈感，靠笨辦法，買《參考消息》的報紙拆導語，照著格式練，倒金字塔拆開再裝回去，先模仿，再熟練，慢慢能寫通訊，能寫故事。

他最早進入的報紙，是《西南工商報》。那是一張行業報，也做新聞，報紙里分新聞周刊、消費周刊、市場周刊等版塊，他在新聞周刊做深度。那些年，他在工商系統背景里訓練出來的本事很樸素，到現場去找證據，盯細節，盯到線索自己露頭。

后來，重慶媒體系統迎來一次機構整合。報業體系在2002年前后啟動調整，要組建新的報業集團，原來的《西南工商報》也在轉型中改名為《消費導報》。徐其勇被騰挪，到了2005年前后又被安排到《重慶晚報》，一待就是很多年。

晚報年代的重慶，節奏快，線索多，現場密。重慶街頭賣舊衣服的小販，每天把衣服熨燙得整整齊齊，他盯了幾天，發現一些衣服帶血跡，順著線索往上追，追到源頭，聽到的是日本韓國的來尾貨，聽到的也是殯儀館火葬場的衣服被扒下來再流入市場。

現場不怕問，就怕證據。他拍照取證，被人發現，一個大漢沖上來按住他，他把衣服一脫，順手一溜就跑出去。那條新聞發布后，工商部門去搗毀。

這類經歷在他性格里留下同一種生猛的理性，講道理的沖動會被壓下去，先把證據攢夠，先把事實鏈釘牢。

媒體生涯留給他的，除了職業的榮光，還有一種更為沉甸甸的情感羈絆。一次，贍養糾紛的稿子發布出去后，報社保安通知他，樓下有人找。一個八十多歲的老太太，提著一只母雞和雞蛋，從重慶合川坐了三天車到報社。

她不是來鬧事的，是來道謝的。

那一刻，徐其勇當場哭了。

隨后，他寫稿的方向發生變化，更多去寫那些能幫到人的稿子。

然而，現實并非總是溫情脈脈，有時它也會露出冷峻的一面，給他猝不及防的一擊。

一年夏天，他在重慶市中心一處人流密集的地下通道里撞見一個隱蔽的賭局，證據拿得很確鑿，稿子發出去前沒有與相關部門做過溝通核實。第二天，執法部門介入，緊跟著來的不是一句“破案”，而是系統內部的問責。當天下午，一個基層單位的人約他吃飯，飯還沒開始對方就哭，說自己好不容易熬到一個單位的位置，因為這篇稿子被拿下了。

那次風波之后，徐其勇在處理涉及執法部門的監督報道時，變得更加審慎與克制。但這并不意味著他妥協了，而是習得了一種分寸感。監督與傷害之間有一條線，能不能跨，跨到哪里，得由事實和后果來決定，不由情緒決定。

到了2012年，他離開重慶的體系，去了上海的《東方早報》。這不是簡單的跳槽，更像是一次重新落位。重慶的街面訓練給過他速度與膽量，也給過他對秩序的敬畏。帶著這些東西，他換了一座城市，換了一套更大的新聞語境，繼續往前走。

我問他，經歷這么多事情，會對新聞理想產生動搖嗎？

他說不會。改掉的不是鋒利，是鋒利的用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