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布雷得知女兒因共黨身份被捕，直言“若查實通共，即刻槍斃！”

1

1948年11月13號的南京，天黑得特別早。剛過六點，街頭的路燈就亮了，昏黃的燈光照在石板路上，沒幾個行人。這時候的徐州戰場，炮火連天，國民黨的軍隊正拼命往南撤。南京城里的老百姓都聞到味兒了，知道這世道要變。天一擦黑，鋪子關門，街上安靜得能聽見遠處傳來的風聲。

就在這天晚上，南京鼓樓附近的一處公館里，陳布雷吞下了一大把安眠藥。他那年58歲，頭發白了不少，身體一直不好，心臟有問題，還經常失眠。這一吃藥，人就沒再醒過來。

他是蔣介石跟前最紅的筆桿子，跟了蔣介石二十多年。蔣介石見了他，從來不叫名字，只喊“布雷先生”。外頭的人都叫他“國民黨第一支筆”。他死的時候，書桌上整整齊齊放著幾封信，有給老婆的，有給孩子的，還有一封是專門給蔣介石的。

給蔣介石的信寫得很長，字里行間透著絕望。他說自己跟著委員長這么多年，受了天大的恩情，本想拼了命報答，可自己本事不夠，德行也薄，挑不起這么重的擔子，最后還把事情搞砸了，對不起委員長的信任。這話說得很重，基本上就是認栽，覺得自己是個廢物，沒臉見人。

發現他出事的是貼身副官。11月14號一大早，副官推門進去送洗臉水，一看人躺在床上，手腳都涼了，也沒氣了。這事兒一傳開，南京政府那邊炸了窩。大家伙兒都在私下嘀咕，好好的一個人，怎么說沒就沒了，還是自己吃藥走的。

其實在這之前的一年，也就是1947年秋天，軍統的大特務毛人鳳去過陳布雷的辦公室。那天傍晚，天剛擦黑，辦公室里還沒開大燈，挺暗的。毛人鳳帶來的不是好消息。他湊近陳布雷耳邊說，你閨女陳璉的事兒犯了，懷疑是共產黨的間諜。

陳布雷當時手里正拿著毛筆寫東西，一聽這話，手猛地一抖，一大滴墨汁“啪”地砸在宣紙上，把剛寫的字暈開一大片。他沒吱聲，慢慢抬起頭，眼神冷得像冬天的冰窟窿，死死盯著毛人鳳。

屋里死一樣的安靜，只有墻上的掛鐘“咔噠咔噠”響。過了好半天，陳布雷才從牙縫里擠出一句話：“要是查出來真的通共，馬上槍斃，不用留情。”

毛人鳳本來以為陳布雷會跪下來求情，畢竟就這么一個寶貝閨女。哪想到陳布雷能說出這種話。這句話聽著狠，其實是當爹的一片苦心。他太了解蔣介石了，那人生性多疑，要是自己不先把狠話放出來，這一家老小都得跟著完蛋。他得用這句話，給閨女搏一條活路。

2

陳布雷是1890年生的，老家在浙江寧波慈溪。家里條件不錯，祖上是耕讀世家，也出過官。他5歲就開始認字，家里專門請了老師教四書五經。后來跟著老娘搬到祝家渡，13歲那年又搬到余姚三七市鎮，換了個私塾繼續念書。

那時候大清朝還沒亡，他還去考過府試和院試，想走科舉的老路。1904年，他14歲，背著家里人偷偷加入了一個叫“覆滿同志社”的小團體，跟著那幫人搞反清活動，印傳單、貼標語什么的。

1906年他去了寧波府中學堂念書。這學校里新舊兩派學生老干架，他也卷進去了，還帶頭鬧過學潮

學校覺得他是個刺頭，怕他鬧出大事，就把他開除了。陳布雷也不在乎，收拾鋪蓋卷去了杭州，進了浙江高等學堂預科。那時候的杭州風氣開得早，不像寧波那么死板。他在學堂里剪了辮子，跟著同學們到處聽演講，看新式報紙。

1911年武昌起義一聲炮響，天下大亂。陳布雷那時候剛畢業，跑到了上海。他進了《天鐸報》當記者，這是他吃筆墨飯的開始。那時候革命軍和清軍在武漢打得你死我活，消息傳到上海得好幾天。陳布雷腦子活，筆頭快，連著寫了十篇《談鄂》，每天登在報屁股上，給革命軍造勢，罵清政府無能。這十篇文章一出來，上海灘的報界都知道有個陳布雷，敢說話，有骨頭。

到了1912年3月，孫中山在南京當臨時大總統，陳布雷加入了同盟會。之后的幾年，他在上海混得風生水起。先是進了商務印書館，幫著編《韋氏大學字典》，這活兒枯燥，但他坐得住冷板凳。后來又去《商報》當主編，還給《國聞周刊》寫稿子。那時候的陳布雷，一身長衫，戴個眼鏡，看著像個教書先生，寫出來的文章卻像刀子一樣，專門扎軍閥的心窩子。大家都說，陳布雷的一支筆，抵得上兩個師的兵。

1927年春天，蔣介石在南京掌權，正缺能寫文章又懂策劃的人。張靜江和戴季陶這兩個老江湖，就把陳布雷推薦給了蔣介石。蔣介石想見見這個傳說中的“第一支筆”。兩人在南京一見面，聊了不到一個小時，蔣介石就覺得這人靠譜。陳布雷話不多，問一句答一句，但說出來的話都有分量。北伐戰爭還沒開打，陳布雷就進了國民黨。

從那以后，陳布雷的筆就只為一個人服務了。他寫的文章全是幫國民黨說話的，罵共產黨，罵軍閥，給蔣介石造神。他當過浙江省政府秘書長，管過國民黨中央黨部的印章，還當過《時事新報》的社長。1935年以后，他的官越做越大，成了蔣介石侍從室第二處主任，還兼著中央政治會議副秘書長。

侍從室這地方，是國民黨的心臟。1932年一·二八事變，日本人打上海，蔣介石在漢口設剿總司令部，在南昌設行營，天天坐著飛機在前線跑。身邊跟著一大群秘書、副官、參謀，亂哄哄的像個菜市場。后來楊永泰建議，把這些人組織起來，成立個正式機構，別像沒頭蒼蠅一樣。

1936年1月，侍從室在南京正式改組，分成三個處。一處管軍事和情報，那是錢大鈞的地盤；二處管黨務和政治，這是陳布雷的天下；三處管人事考核，那是陳果夫兄弟的勢力。陳布雷當二處主任，國民黨的核心機密，比如哪個軍長貪污了，哪個省主席想造反，蔣介石的手令怎么寫，全得經過他的手。

3

1919年10月13日，陳布雷最小的女兒陳璉在浙江慈溪出生。她媽楊品仙生她的時候得了產褥熱，沒挺過來，死了。孩子由外婆帶大，原名叫陳憐兒，意思是可憐的孩子。1939年，陳布雷把名字改成陳璉，“璉”是古代祭祀用的玉器，用來紀念她死去的媽。

1937年七七事變，日本人全面侵華。陳璉那時候十八歲，正是熱血沸騰的年紀。她天天看報紙，給浙江的《戰時生活》寫稿。這雜志的撰稿人里有好多共產黨，像張愛萍、華崗這些人，都在上面發文章罵日本人。陳璉看多了，思想就變了，覺得國民黨腐敗，還是共產黨抗日堅決。南京失守后，國民黨政府搬到重慶，陳布雷家也跟著搬到重慶北碚實驗區。1938年，陳璉考上了四川北碚二中。

這時候的陳布雷，已經是侍從室二處主任，官大得嚇人。陳璉利用她爸的身份做掩護，偷偷給中共北碚中心縣委送情報。1938年底，陳布雷回家看家人，陳璉在門口接他，說在開讀書會討論學術。她站在門口，緊張得直揉衣角，手心全是汗。陳布雷其實早就聽王允默說過女兒不安分，但他沒當面罵她，只是看了她一眼，那眼神挺復雜，有無奈也有擔心。

1939年7月，一個叫藍若林的人介紹陳璉入了黨。她在重慶國立二中讀書，一邊念書一邊搞地下工作。不久她考上了西南聯大，臨走前去她爸辦公室道別。陳布雷那時候忙得腳不沾地，根本不知道閨女已經是共產黨了。到了昆明，陳璉認識了袁永熙。袁永熙1917年生，貴州修文人，家里是大官，祖父是清末河道總督，親戚里有趙爾巽、徐世昌這些北洋大佬。1938年他考入西南聯大經濟系，同年入了黨，1939年當聯大黨支部書記，1940年任云南省工委青委委員。

在西南聯大，陳璉的上級就是袁永熙。兩人一起搞學運，發傳單，慢慢就有了感情。1941年1月皖南事變，國民黨伏擊新四軍，國共關系徹底鬧崩了。陳璉在聯大待不下去了，突然消失了。她只給姐姐留了封信，信里寫著：“時代既然決定了要在我和家庭之間來排演悲劇，我是無法拒絕的。”

陳布雷急壞了，又不敢聲張。他和秘書翁祖望商量，在昆明報紙登尋人啟事，說女兒因病離校，家里人急瘋了。又通過翁澤永找郭沫若幫忙。翁澤永是郭沫若的秘書，跟周恩來有聯系。周恩來聽后說幫著找，十多天后回信說延安、新四軍都沒這人，可能藏起來了或者被特務抓了。周恩來還特意交代：“找到后一定要讓她回家。她有國民黨陳布雷作掩護，便于隱蔽。”

一年后，陳璉突然回到重慶，人瘦了一圈，衣服也舊得不像樣。1942年她轉到重慶中央大學上學，跟袁永熙一直有書信來往。袁永熙1943年回昆明復學，成了“12·1”運動的組織者，帶著學生上街游行，被國民黨特務盯上了。1946年陳璉畢業，去北平貝滿女中當老師，袁永熙也回北平當了地下黨負責人。兩人準備結婚，陳布雷按規矩查女婿背景，給北平副市長張伯瑾寫信。張伯瑾查完說袁永熙是官宦子弟，學生出身，沒政治問題，是個好青年。

1947年8月10日，兩人在北平六國飯店結婚，何思源當證婚人。北大清華的校友湊份子，送了套《魯迅全集》。婚后住在京兆東街24號四合院，表面上是過日子，實際是地下黨聯絡點。袁永熙管學運，陳璉管統戰，兩口子配合得挺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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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婚才一個多月，1947年9月24日傍晚，保密局北平站的特務沖進了四合院。當時袁永熙、陳璉正和邢方群、陳彰遠開會，還有個發報的李政宣在里屋。特務破門而入，把人全抓了。起因是軍統破獲了一個電臺，在廢紙堆里發現了袁永熙的名片，順藤摸瓜找到了這兒。貝滿女中田沖家里也搜出了相關材料。

消息傳到南京，國民黨高層炸了鍋。蔣介石的文膽，女兒女婿是共產黨，這還了得？毛人鳳拿著卷宗去陳布雷辦公室，說案子還沒報委員長，先聽聽他的意見。陳布雷正寫字，手一抖，墨汁洇了一大片紙。他走到窗前，看著外面的梧桐樹，沉默了五分鐘，轉身說：“若查實通共，即刻槍斃！何須多言！”

毛人鳳愣了，沒想到他這么狠。這話傳到蔣介石耳朵里，蔣介石也吃了一驚，覺得陳布雷忠誠沒問題，但女兒是共產黨，這讓他更疑神疑鬼。其實調查沒鐵證，袁永熙包里只有幾份進步刊物和“民青”的名片。陳布雷又給蔣介石寫信：“女兒陳璉、女婿袁永熙，因‘共黨嫌疑’自北平解抵南京，該當何罪，任憑發落，沒口無言。”

這話說得絕，既不求情也不慌，顯得大義滅親。其實他心里明白，只有表現得比蔣介石更狠，才能保女兒一命。蔣介石看了信，覺得陳布雷忠心，加上毛人鳳也沒找到實錘，就同意從輕發落。最后袁永熙被判兩年半，陳璉因證據不足釋放，但被軟禁在南京。

陳布雷把女兒接回家，不讓她出門，實際上是保護她。1948年11月，國民黨在戰場上節節敗退，徐蚌會戰打得一塌糊涂，黃維兵團被圍，黃百韜兵團被滅。陳布雷心情極差，天天失眠，吃安眠藥都不管用。11月13日晚上，他寫完幾封遺書，吞了安眠藥。第二天副官發現時，人已經硬了。桌上留著給蔣介石的信，說自己德薄能鮮，辜負了知遇之恩。還有給家里的信，囑咐喪事從簡，唯獨沒提陳璉的事。

陳璉后來知道了父親的死訊，但當時被軟禁，沒法去靈堂。幾個月后南京解放，她才恢復自由，后來去上海當老師。袁永熙出獄后去了香港，后來回北京工作。陳布雷的尸體運回杭州，葬在九溪路。他的死在國民黨內部引起很大震動，大家都說他是為蔣介石殉葬。其實他心里的苦，只有他自己知道。

5

陳布雷自殺的那天晚上，南京的風特別大，吹得窗戶框框響。他屋里的燈亮了一宿，桌上的煙灰缸里塞滿了煙頭。他寫給蔣介石的信里，除了請罪，還提了幾句時局，說“人心已失，不可挽回”，但這幾句寫得很輕，像是怕被人看見。給家里的信里，他囑咐兒子們要好好讀書，別做官，說“政治這東西，是要命的”。

副官發現尸體的時候，桌上還有一杯沒喝完的水，旁邊放著空藥瓶。那是進口的安眠藥，勁兒大，吃下去就再也醒不過來了。副官嚇得腿軟，趕緊給侍從室主任打電話。電話打到俞濟時那里，俞濟時又打給宋美齡。宋美齡連夜找蔣介石，蔣介石正在地圖前發呆，聽到消息半天沒說話，最后只說了一句：“知道了。”

陳布雷的死，對國民黨打擊挺大。那時候前線戰事吃緊，后院又起火，連蔣介石最信任的筆桿子都不想活了，下面的人更沒心思打仗了。南京的報紙不敢明說，只說是“陳委員布雷因操勞過度，突發心臟病去世”。老百姓不傻，都知道是自殺，私下里傳得沸沸揚揚，說陳布雷是給蔣介石殉葬的，也有的說他是被逼死的。

陳璉被軟禁在南京的時候，并不知道父親已經不在了。特務看得嚴，她只能在院子里轉轉。直到有一天，隔壁的傭人偷偷塞給她一張報紙，上面有訃告。她躲在屋里哭了一場，不敢出聲，眼睛腫得像桃子。她想去靈堂，特務不讓，說委員長有令，陳小姐不能離開半步。

1949年4月，解放軍渡過長江，南京解放。陳璉恢復了自由，她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去九溪路找父親的墳。墳上的土還是新的，墓碑上刻著“陳布雷之墓”，沒寫生卒年月，也沒寫頭銜。她在墳前磕了三個頭，燒了幾張紙錢，紙灰被風吹得漫天飛舞。

后來陳璉去了上海，在一所中學當歷史老師。她講課從來不提自己的父親，也不提那段歷史。袁永熙出獄后去了香港，做生意，后來回北京當了政協委員。兩人因為政治原因，后來離了婚，但一直保持著朋友關系。

陳布雷的其他幾個孩子，都聽了父親的話，沒再做官。大兒子陳遲去了美國，搞化工；二兒子陳過也在國外，做學問。陳家的老宅在杭州，后來充了公，改成了幼兒園。

1948年的冬天特別冷，南京的雪下了好幾場。陳布雷死后，蔣介石少了一個能寫心里話的人，脾氣變得更暴躁了。他常常對著空蕩蕩的辦公室發呆，手里拿著陳布雷留下的最后一篇稿子，那是篇未完成的《告國民書》，只寫了個開頭，墨跡已經干了，像一道黑色的傷疤。

陳布雷的一生，就像他寫的文章一樣，起承轉合，最后落得個白茫茫大地真干凈。他想保的大清朝亡了，他想保的國民黨敗了，他想保的家也散了。他用一死，給自己畫了個句號，也給那個時代畫了個句號。至于后來人怎么評說，他聽不見了，也不在乎了。

南京解放后的第三年，陳璉帶著孩子去杭州掃墓。九溪路的風景很好，綠樹成蔭，溪水潺潺。她站在父親的墳前，看著墓碑上斑駁的字跡，心里平靜得像一潭死水。風吹過樹林，發出沙沙的聲音，像是有人在低聲嘆息。她把帶來的一束白菊花放在墳頭，轉身走了，再也沒回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