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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國有大行及部分股份制銀行陸續披露2026年年度工作會議內容。對比公告可以發現,過去幾年在公告高頻出現的金融“五篇大文章”,在今年的會議表述中明顯降溫,且不同類型銀行之間呈現出清晰分化。
從國有大行看,“五篇大文章”仍被保留,但表述更趨收斂。中國銀行在年度工作會議中提到,“在服務實體經濟中做好金融‘五篇大文章’”;交通銀行強調“做實做細金融‘五篇大文章’”“統籌做好金融‘五篇大文章’,提升體系化供給能級”;農業銀行提出“進一步做優‘五篇大文章’”;建設銀行則表述為“推進金融‘五篇大文章’可持續發展”。
整體來看,仍有提及,但多集中于原則性、方向性表述。
與之形成對照的是,廣發銀行、浦發銀行、浙商銀行等多家股份制銀行披露的2026年工作會議公告中,未再直接提及金融“五篇大文章”,更多篇幅用于部署經營指標、資產結構、風險管控、資本約束與重點業務條線。
這一變化也引發市場關注: 銀行是否正在降低對金融“五篇大文章”的重視程度?
從表象看,確實如此。但若進一步拆解,會發現這更像是一種 角色分工和話語重心的調整 。
一方面,對國有大行而言,“五篇大文章”本身就具有明確的政策屬性和制度定位。作為服務實體經濟和宏觀調控的重要抓手,大行天然承擔著更強的政策執行與示范責任,即便表述減少,也必須在年度會議中予以明確回應。因此,其會議語言往往保留“方向性錨點”,以體現政治站位和戰略定調。
另一方面,對股份制銀行來說,當前階段的核心壓力更集中于經營層面:資本消耗約束趨緊、不良生成壓力仍在、盈利模式轉型尚未完成。 在這種背景下,年度工作會議更像是一場“經營動員會”,強調的是市場打法、業務結構和風險邊界,而非宏觀政策框架。“五篇大文章”并未消失,而是被拆解進科技金融、制造業金融、普惠金融等具體業務條線中,不再需要反復以統一口徑呈現。
從這個角度看, 不是銀行不再重視“五篇大文章”,而是它正在從高頻政治表態,轉向低頻制度前提 。 國有大行更多承擔政策性與結構性任務,股份制銀行則在商業化與市場化約束下,將精力集中于“如何活得更好”。
這種分化,或許正是當前銀行體系運行更為真實、也更為現實的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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