誰懂啊，漢代的老祖宗也要應付抽查，上班打卡

考古學的副產品之一，就是拉近了我們與祖先之間的距離。你會發現那些沒有手機和電腦，不用擠地鐵趕打卡的老祖宗們，也會有著和我們一樣的煩惱。

這些煩惱跨越兩千多年，依然能夠與今天的我們心心相印，如果能夠穿越時空的阻隔讓我們與老祖宗見面的話，我們很可能會因為相同的糗事而相視尬笑。

像今天的你我一樣，范前也是個無名小卒——不過這四個字對他來說，還真算是名至實歸。因為他是兩千年前漢帝國西北居延邊塞的一名普通戍卒，就像我們每天上班一樣，范前也要每天到自己戍守的烽燧外面去“耕畫天田”。所謂的“天田”在烽燧西面二三百米處，那里有兩道平行的塞墻，兩道墻中間會有一條細沙鋪成的偵跡線。如果有人越過塞墻出入，那么沙面上就會留下痕跡。所謂的耕畫就是像耕作田地一樣刮掃沙面，檢查這些越界者留下的痕跡。這是范前這樣的戍卒每天清晨的工作。

除此之外，他還要每天值勤巡邏，巡邏時要隨身攜帶專門的符或券，巡視到兩個烽燧巡防區的交界處時，雙方值勤的戍卒要互相在對方的符券上畫上記號，以證明自己當天已巡視到界，回去后交給各自的長官查驗，寫入值勤記錄，按月上報——就和我們今天上班打卡沒有區別。

不過范前這個無名小卒的名字，穿過兩千年前的時光出現在我們眼前，純粹是因為他是個撞在槍口上的倒霉鬼。話說兩千年前的那一天，范前正在烽燧里按部就班地做著牛馬——順便說一句，“牛馬”這個詞確實是漢代人對自己的謙稱，比如太史公司馬遷在寫給任安的書信中就自稱“牛馬走”——突然趕上長官下來檢查。

西漢的烽燧一般認為平均有五名戍卒，不過范前戍守的烽燧算上他一共只有三個人。長官檢查的那天，剛好范前的同袍符澤生病了，得的是“傷汗”（傷寒），正躺在病榻上打擺子，于是只有范前和另一名同袍出來應付檢查。

可好巧不巧，長官居然來抽查他們《烽火品約》的學習情況。 《烽火品約》是漢代烽燧的戍防章程，內容類似于今天的士兵守則。里面詳細地規定了臨敵報警、燔舉烽火、呼應馳援等等細則。比如“匈人奴晝入甲渠河北塞，舉二烽，燔一積薪；夜入，燔一積薪，舉堠上離合炬火，毋絕至明”。 這些章程規則要求戍卒必須學習明白，畢竟，這可不是所謂的會議精神，而是實打實地關涉敵人來犯時的防守操作。

可是，當長官抽查到范前時，范前卻一問三不知——這可算得上是范前這天最糗的事了，他只能看著長官將自己抽查不合格記錄在案。 范前的這件糗事本來會掩埋在歷史的塵埃中，就和他的名字一樣無人知曉。但幸運的是——當然對無名小卒范前來說或許是不幸——他的名字和事跡在兩千年后被考古人員發掘出來，于是我們便看到了歷史上唯一一條關于范前的記載：

“卒三人，一人病。卒符澤，月廿三日病，傷汗。二人見。卒范前不知《烽火品》?！?/blockquote>

這段文字寫在一枚木簡上。這便是20世紀中國最重要的考古發現之一，居延漢簡的發現。居延漢簡的發現，不僅讓我們看到了像范前這樣的漢代老祖宗在兩千年前的糗事和煩惱，更讓我們看到了一枚木簡是如何連接起龐大的漢帝國。

以下內容節選自《嘆為觀紙：中國古紙的傳說與歷史》，較原文有刪節修改。已獲得出版社授權刊發。

（導語撰文：李夏恩）

原作者 | 趙洪雅

《嘆為觀紙：中國古紙的傳說與歷史》

作者：趙洪雅

版本：記號Mark | 北京科學技術出版社，

2025年6月。

發現居延漢簡

1930年4月26 日，在春季兇猛的沙塵暴和氣溫驟降的輪番突襲下，中瑞西北科學考查團從奧龍托依綠洲穿過浩瀚的沙地，抵達了額濟納河沿岸的一處漢代烽燧遺址—波羅桑齊。在之前長達半年的漫長寒冬中，考查團團員、瑞典考古學家福爾克 · 貝格曼和同伴們僥幸從蒙古士兵的槍擊和追殺下虎口脫險。旅途中，除了強盜的不時騷擾，還有-30℃、風速 5 m/s 的暴風雪，團員們在能見度不足百米的荒漠中失去方向，與低溫凍傷做殊死搏斗 ……

1930年貝格曼在居延考古時的留影

當歷經磨難的貝格曼站在波羅桑齊飽經侵蝕的廢墟之前時，內心對這座遺址幾乎沒有任何期待，如果他不是恰巧彎腰去撿掉落在地上的一支鋼筆，那么居延漢簡這一巨大的文獻瑰寶還將繼續沉睡在黃沙之中。

據貝格曼的《考古探險手記》記載： 在一個強侵蝕山頂上的烽燧和旁邊房屋廢墟下面，我發現有院墻的痕跡。當我測量這個長方形墻體時，鋼筆掉在地上。我彎腰撿鋼筆的一剎那，意外發現鋼筆旁有一枚保存完好的漢朝硬幣—五銖。于是，我開始仔細四處搜尋，不一會兒又發現了一個青銅箭頭和另一枚五銖……第二天，從最東邊開始挖掘，很快就發現了窄條的木簡，其形狀大致與斯文 · 赫定在樓蘭古城找到的寫有一篇手稿的木簡一樣。斯坦因也在甘肅西北部和新疆發現過這種東西。 ……這個發現使我激動不已。我們帶著極為興奮的心情又開始四處搜尋起來。果然，不一會兒就找到另幾塊保存更好的木簡。

這就是史稱20世紀中國檔案界“四大發現”之一的居延漢簡的發現經過。

在一個月的時間內，貝格曼等人在居延地區一共發掘出 1萬多枚漢簡，是當時所發現的漢簡中數量最多的一批。20世紀，埋藏于中國各地的竹木簡仿佛從長達2000 多年的沉睡中蘇醒了一般，從沙漠廢墟和中原的墓穴、窖藏中陸續現世，在短短的 100年中，其總數已超過23.2萬枚，如將殘素簡也統計在內，其數量有二十七八萬之多。

時至今日，簡牘出土數量仍在不斷增加，然而與想象不同的是，只有少量的出土簡牘是現代概念中的“書籍”，絕大多數簡牘的內容都是通行憑證、隨葬品清單、律令、歷法及大量的官府文書、官吏名籍和財務賬簿等，也就是我們當今概念中的“文書檔案”。這些記錄公私事務的檔案材料，占出土簡牘總數的四分之三， 而矗立在額濟納河沿岸的這些烽燧遺址，正是一座座貯藏漢代邊塞屯戍文書的寶庫。

層層上報，層層批準

1931年5月下旬，居延漢簡運抵北平，立即引起學者們的關注。但如何拼接和復原這些廢墟中的斷簡殘篇，成了野外挖掘之后的另 一個棘手問題。

在歷經 2000 多年的時光沉淀后，原本編連在一起的簡冊早已散亂殘損，有的竹簡甚至在當時就已被廢棄，與柴草、糞便、廢棄物、灰燼和沙礫亂七八糟地混雜在一起。

以居延漢簡為例，往往同一個遺址出土的竹木簡就有上萬枚之多，如居延肩水金關遺址，經過20世紀30年代和70年代兩次發掘，總共出土簡牘 1.2萬余枚。

有時候，考古工作者和古文獻學者就像是在玩一個無比復雜的拼圖游戲，游戲中有著無窮無盡的排列組合和永遠不能確知的謎底。

1961年 10月，日本學者大庭脩從居延地灣（A33遺址）出土的2300 多枚木簡中，發現有 8枚木簡似乎可以編連起來，組成一篇完整的詔書。前兩枚簡（簡稱［a］和［b］）是西漢宣帝的“秘書長”御史大夫丙吉上奏給皇帝的奏文，其大意如下：

御史大夫丙吉上奏陛下：丞相魏相呈報了大常蘇昌的奏文，文中奏明大史丞定上報的一封文書，內容如下： “元康五年五月二日壬子是夏至，這一天應該解除軍備，從井中汲水。特此上報，以便通知相關人員。” 臣丙吉對此做了咨詢，按照慣例，水衡都尉應從大官的御井中汲水， ……在庚戌至甲寅這五日之間，解除軍備，停止公務。特此呈告陛下。 （ 10.27 ；5.10 ）

［ab］這兩枚竹簡內容可分為三部分，第一部分明確寫明了由大史丞→大?！┫唷反蠓蜻@樣的上奏順序；第二部分是大史丞的上奏內容，提醒皇帝夏至快到了，按照慣例當解除軍備，從井中打水；第三部分是御史大夫接到這封奏文后的處置情況：“秘書長”丙吉特地咨詢慣例，向皇帝建議了具體舉措，并請求皇帝批準。

第三枚竹簡［c］則是漢宣帝的批復，只有簡單的三個字：

制曰可。

“制曰可”或“制可”是漢代詔書中的習慣用語，表示對［ab］兩枚竹簡的內容予以批準。如此一來，［abc］三枚竹簡連綴在一起，就形成了一篇完整的詔書。接下來，這封由［abc］三枚竹簡組成的詔書，就以“某官下某官承書從事下當用者如詔書”（即“某官向某官下達行政文書，著即依詔執行”）的形式，像樹形圖一樣一層一層地由中央傳達到遙遠的邊疆。

元康五年詔書

元康五年（公元前61年）二月癸亥（十一日），御史大夫丙吉在詔書［abc］ 后增加了簡牘［d］，將［abcd］遞給丞相。4天后， 也就是二月丁卯（十五日），丞相魏相又在［abcd］后增加了簡牘［e］，批示將詔書下達給中央官廳的諸機關（車騎將軍、將軍、中二千石、二千石）及地方官署（郡太守、諸侯相）。一個多月后，這封由［abcde］組成的詔書從首都長安經過長途跋涉，于三月丙午（廿四日）傳到了西北邊地的張掖郡，但由于當時郡太守、郡丞都不在，于是張掖長史“延”和肩水倉長“湯”代為批示，增加了簡牘［f］，繼續把詔書下達給張掖郡內的屬國都尉、農都尉、部都尉、小府和諸縣。

13天之后， ［abcdef］在閏三月丁巳（六日）抵達張掖郡下屬的軍事行政機構肩水都尉府，由于長官肩水都尉不在，便由肩水城尉“誼”代接詔書，繼續增加簡牘［g］，下達給肩水都尉府下屬的各個候官和城尉。又過了 3天，在閏三月庚申（九日），這封詔書終于到達了位于 A33遺址的肩水候官，一名叫“橫”的士吏用自己的私印代替肩水候，將［abcdefgh］一共8枚簡牘組成的詔書下達給肩水候官下屬的各尉候。

就這樣，這封最初由［abc］組成的詔書，從擔任詔書起草工作的“秘書長”御史大夫，到邊境基層單位的小吏，各級均不斷追加批示內容，每批示一次，詔書的末尾就會新增一枚簡牘。新增的簡牘可以很方便地用繩子編綴到簡冊的尾端，因此，每經過一級機關，詔書的長度就增加一分。從文本學的角度來看，這就像是一個出于眾手且可以不斷追加編輯的“開放性臨時文檔”。由于木簡可以不斷綴連，所以從理論上來講，這個文檔的容量幾乎可以說是無限的。

從二月十一日到閏三月九日，這封從長安發出的詔書用了50余天的時間，跨越了 1400 多千米，終于抵達了遠在河西走廊戈壁沙漠中的肩水候官。這時，這封詔書已被連續批示了 5次，且不出意外的話，還應該有一枚最后的竹簡［i］，由尉候長將整個詔書［abcdefghi］下達給其下級的各個烽燧長——至此，來自大漢帝國的中央政令才算完成了整個文書流程，像巨樹的根莖一般深深地扎進了最偏遠、最基層的土壤里。而這封保存在肩水候官遺址中的出土詔書，其實只是流程尚未完結時作為檔案留存的一個副本而已。

另一個值得深思的問題是，《元康五年詔書》并不是單獨下發居延一地，而是下達給全國各地的。那么，像這樣以［abc］為開頭的“臨時文檔”一共有多少份呢？可以想象，在皇帝→御史大夫→丞相這一傳達路徑中，接收者都是單數，但當丞相再把［abcd］下發給中央和各地方衙署之后， 同文詔書的數量就會瞬間飆升，其數量肯定至少達到3位數。

據《漢書 · 地理志》記載，平帝元始二年（2年）時，郡的數量已達到 103個，縣的數量則多達 1587個。也就是說，有 100余封［abcde］編綴的冊書發往地方， 再裂變為 1500 多封［abcdef］發往各縣及都尉府，其數量由 3位數變成4位數。之后，詔書數量繼續裂變，在中原內地，從縣下發到鄉 → 亭→ 里；在邊境則從都尉府下發到候官→部→燧。

就這樣，在 50余天的時間內，漢朝天子的詔書以幾何級數爆炸式增加—這就像是一副呈三角形排列的多米諾骨牌，一旦推動了第一枚，其后不斷追加的簡牘就像潮水一般涌向全國各地，直至西北邊境的最末端。

木簡連結的秦漢帝國

從書寫載體的角度來看，竹木簡這種可以不斷擴容的特性，使其作為文書檔案的載體有著得天獨厚的優勢，因為竹木簡可以根據批示內容很方便地編連綴合，以適應文書內容不斷擴容的特點，尤其是像名冊、田籍這樣的簿籍檔案，還可以根據需要，像“移動單元格”那樣，在編連時調整竹木簡之間的順序；而紙張的幅面尺寸卻是固定的，一旦出現字數過多、超出幅面的情況，就需要裁取新紙、熬制漿糊、把兩張紙黏合在一起，如果文本次序有變，也無法輕易修改，只能另紙重抄。在經折裝、冊頁裝等書籍裝幀形式尚未出現的漢代，續編新簡總歸比用漿糊黏合易斷易裂的紙張要便捷、簡單得多，也更符合古人幾個世紀以來的使用習慣。

此外，竹木簡還有一種特性是紙張不能替代的—前者是一種三維的物體，而后者只是二維的平面。也就是說，一旦簡牘被當作“三維載體”使用，它的功能就比紙張擴展了整整一個維度。以“符”為例，符是由一分為二的兩支簡構成的，每支簡的側面都刻有齒痕，需要核驗時，就把左右分開的兩支簡拼對在一起，如果文字和刻痕恰好吻合，就說明兩支簡同屬一符，其唯一性即得到了驗證。這有點類似古代用以調兵遣將、任免官員的兵符、虎符或魚符，其目的都在于甲乙雙方持有某一具有唯一性且能夠勘驗的憑信物。

這種類似“三維驗證碼”的文字載體在居延地區也有大量出土，其功用是作為吏役往來關卡所需的“通行證”或買賣雙方用以保存憑據的“契約券”，如 A33肩水候官遺址出土的編號65.7簡，上面寫有：

始元七年閏月甲辰，居延與金關為出入六寸符券，齒百，從第一至千，左居官，右移金關，符合以從事。

大意是說：始元七年（公元前80年）閏月甲辰，居延與金關兩地制作六寸的出入符券，左半邊符放在甲渠候官，右半邊符移送居延金關。這樣的符從編號 1 到 1000，一共有 1000號。

隸役來往出差時，需要隨身攜帶左半支符，而右半支符則通常保存在關卡中，通關時，需要拿出隨身所帶的左符與關卡保存的右符相對合。如果左右兩支符的齒痕都“符合”，就許其放行。如果是日常、定期往來的事務，則關卡中就需要準備很多份符傳，簡文中的“第八”，就代表這是編號 1至 1000 中的第8號。除此之外，A33遺址還出土了寫有同樣簡文的“第七”（274.10）、“第十八”（65.9） 和“第十九”（274.11）。

所謂的“齒百”，并非指木簡上有 100個齒痕，而是指齒痕的形狀，不同形狀的刻齒代表不同的數值，如“百”對應的刻齒形狀就是“>”,“千”對應的刻齒形狀就是“ ∑ ”。如果簡文上寫的是“千三百”，則木簡側方刻齒的形狀就應該是“ ∑ >>>”。現代集郵愛好者對這種以齒痕來防偽的手段應該相當熟悉，因為現代郵票就是根據不同尺寸的齒度和不同形狀的齒孔來判別真偽的，可謂與 2000 多年前的漢代符傳有異曲同工之妙。從某種意義上說，19世紀中葉才出現的郵票齒孔，相當于是把三維的符傳壓扁成了二維的紙片而已。只不過在古代行旅之中，木質的符要比輕薄易碎的紙更便于勘驗。而三維的兵符、魚符也被古人一直沿用到了唐代。

簡牘質地堅硬、形態立體、便于連綴，這些因素都使其在以“文書行政體系”為骨架支撐的龐大帝國中煥發出強大的生命力。早在秦代，律令文書中就明文規定“有事請也，必以書，毋口請，毋羈請” （睡虎地秦簡《內史雜律》簡 188），意思是說，凡是政府公務，必須通過公文往來，禁止口頭報告，也禁止由他人代為請示。在掃滅六國后，面對幅員萬里的國家，秦政府就是利用一支支竹簡，把以往分散割裂的諸侯國統攝到一起，以至于“天下之事無小大皆決于上（秦始皇），上至以衡石量書，日夜有呈，不中呈不得休息” 。也就是說，每天呈遞給始皇帝的表牋奏請足有百余斤重，實可謂到了堆積如山的地步！

到了漢代，由于“漢承秦制”，大漢朝廷不僅很好地繼承了秦代的文書行政制度，還進一步將其發揚光大，《北堂書鈔》引用《漢雜事》時感嘆說“公府掾多不視事，但以文案為務” ,批評官府負責文書的掾吏只埋頭于文案，反而成了無視民間疾苦的庸官。

也難怪像《元康五年詔書》中那種季節性例行公務的小事，都要一絲不茍地取得皇帝批準，再一層層堅決徹底地執行下去，直到戈壁沙漠的最基層—中央集權制國家的基石，就這樣通過一支支往來的簡牘建立起來了。

本文為摘編內容。導語作者：李夏恩；原作者：趙洪雅；編輯：李陽；導語校對：盧茜。 未經新京報書面授權不得轉載，歡迎轉發至朋友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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