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會停了，但沒人懷念它

作者|婭沁

聲明|題圖來源于網絡。驚蟄研究所原創文章，如需轉載請留言申請開白。

“我們兩年沒辦年會了，團建也沒了。”提到年會的缺席，建筑行業HR劉芳（化名）的情緒并沒有任何波瀾。過去兩年，她所在的公司經歷了人力大幅縮減，從過去的兩百多人到如今只剩下六十人，并且“春節前還會再減”。劉芳說：“公司能存活下來，按時發工資就很好了。”

近幾年，不少企業開啟了“年會改革”，曾經雷打不動的年終儀式悄然退場或大幅縮水。當人們談論它的變化時，語氣里沒有憤怒，甚至鮮有懷念，只有一種近乎“麻木”的平靜。這份平靜背后，是一個正在壓倒一切的共識——活下去。

一場集體儀式的“退化”

年會曾經是集體歸屬感的象征。上世紀八九十年代，由單位組織的聯歡會可以說是年會的雛形：工廠禮堂作為年會場地、員工自發排練節目、單位負責采購瓜子糖果，而舉辦這場聯歡會的核心目的是營造集體歸屬感。

*電影《年會不能停》劇照

進入二十一世紀，隨著市場化改革深入和經濟增長加速，年會迅速演變為企業實力的展示窗口，活動規模和預算不斷攀升。然而近年來，受多方因素影響，年會在許多行業中逐漸收縮，甚至消失了。

“從2020年至今，我們公司已經不開慶祝色彩的年會了。”從事電力相關軟件工作的江朗（化名）告訴驚蟄研究所，年會雖未完全消失，但公司投入的成本與員工的參與熱情均已大幅縮水。

江朗自2013年加入這家公司，至今已十三年。據他回憶，往年公司會租用酒店，先開總結大會，再舉行全體晚宴，外地分部的同事也會專程趕來，聚在一起吃飯，還組織節目。但自2020年起，總結會改為線上，大規模聚餐取消，改為各事業部自行安排。“2020到2021年，事業部聚餐規模尚可。2022年后變成小部門聚餐，還明確餐標（人均100元）。基本吃頓飯，也就沒什么了。”

與年會“降溫”同步發生的，還有公司規模的收縮。江朗透露，公司員工總數已從高峰時的約1500人壓縮至目前的900人，且裁員仍在繼續。“我們部門都下了優化指標，必須要優化3個人，整個部門現在14個人。”

在傳統制造業，年會傳統的斷檔同樣明顯。任璇（化名）所在的德資汽車零部件供應企業，在連續舉辦了二十三年年會后，今年決定停辦。

任璇在這家德企已工作六年。“公司非常穩定，工齡十五年的老員工很多，連清潔阿姨都待了十六年。”在她看來，年會停辦的主要原因在于“沒訂單了，開不了源，就只能節流。”

任璇告訴驚蟄研究所，以往每年圣誕節前，大概在12月4日左右，公司就會確定年會時間。確定之后，“老外陸續回國度假，有些人到年會時會趕回來。”任璇回憶，過去公司一般會承包假日酒店的一個大廳，不僅邀請外部表演團隊，公司內部也組織節目，妝發都有專人打理。每桌餐標約2500至3000元，并穿插抽獎環節。

得知公司今年不舉辦年會后，任璇只是在社交平臺上簡短地寫了一句：“確定了，公司沒年會了。”

下游服務行業，則更直接地感知著這場退潮的寒意。“簡單說，一年不如一年。”在酒店行業從業十三年的方昕（化名），目前就職于一家奢華酒店。她告訴驚蟄研究所，每年一月中旬至二月中旬，是年會最集中的時段。過去在一月至春節前的“年會高峰期”，酒店宴會總收入中“基本上70%都來自年會”。

方昕記得，以往最繁忙的周五、周六，所有宴會廳都會被訂滿。但如今，年會預訂量下降了約20%，這一變化從2024年起尤為明顯。她表示，如今繼續辦年會的公司數量在減少，預算在降低，規模也在收縮——部分原因或許是員工總數本身的縮減。

員工和公司，都在變得更現實

年會的淡去與消失背后是企業與員工之間雙向的現實選擇：公司收緊預算，追求更明確的投入產出；員工也不再看重形式化的儀式，轉而關注職業安全與實質回報。

對企業而言，簡化或取消年會最直接的動機是控制成本。在經濟上行期，企業愿意為一場盛大的年會買單，視其為對員工滿意度、團隊凝聚力與企業形象的投資。然而當行業進入存量甚至收縮階段，每一筆支出都需精打細算，追求確定性的回報。年會的“性價比”因此被重新審視。

“主要是減少預算，另一方面也沒心情辦了，開一次年會也要三四十萬。”在建筑行業從事8年人事工作的劉芳告訴驚蟄研究所，她所在的公司自2024年起持續精簡人員，從約200人縮減至60人左右，且春節前還會繼續減少。

“我們人員主要在項目上。通常一個項目結束后，如果接上新項目，團隊就能繼續運轉。但像這兩年接不到新項目，就沒辦法安排人員工作，實在沒辦法，只能結束合作。”劉芳坦言，“現在競爭很激烈，為了生存下去，價格壓得很低。不說賺多少錢，有活干、保持基本運行就很不錯。”

即便仍在舉辦年會的企業，規模與規格也明顯收縮。方昕指出，許多企業在年底依然會舉辦客戶答謝活動，因為“客戶才是金主，需要維護”。相比之下，內部員工的年會則“能省就省”。以南京市場為例，往年3000元一桌（10人）的餐標，今年普遍降至2500元。“我們也在調整價格，但不能一味降價形成惡性循環，要在調整價格和提供的附加服務中間做個均衡。”

除了餐飲降級，獎品福利也在縮水。造船業的陳暉（化名）透露，公司年會的獎品價值雖然沒變，但中獎比例大幅降低：“原來有一半人能中獎，現在可能總共只有100人能拿到。但是光我們部門就有800多人。”任璇則發現，汽車行業公司年會的頭獎價值出現了“腰斬”，過去頭獎是市場價值約15000元的筆記本電腦，如今“降格”成了某品牌手機。

在目睹年會不斷“縮水”的趨勢后，員工對年會的態度也趨于務實，乃至淡漠。一部分人會認為，花錢辦年會“不如直接發現金、發福利”；也有人不愿在忙碌一年后，還要為一場內部活動額外付出精力去排練節目、配合氣氛。在一部分人眼中，企業年會正從值得期待的年度儀式感變為略顯負擔的流程性環節。

而對另一部分員工來說，比年會更重要的是公司的生存。“比起吃吃喝喝，更擔心明年公司還在不在、會不會裁員。”任璇說，“整個行業現在是夕陽產業，大家都不看好未來。”江朗也表達了類似感受：“我只是把年會當成公司經營和內部氛圍的風向標。熱鬧如果只是粉飾太平，那更加凄涼。我已經接受業績下滑的事實，未來幾年，日子會越來越艱難。”

在與方昕、江朗、劉芳交流的過程中，驚蟄研究所問了他們同一個問題：如何看待自己公司年會的變化？三人的回答中，分別提到了“平靜”“麻木”“理解”。或許這種情緒本身，比消失的年會更值得關注，它意味著，人們已跳過情緒階段，直接進入了應對現實的處境。

當職場失去“社會時鐘”

雖然人們已經開始接受年會的取消或簡化，但這并不代表企業員工不再需要它所帶來的儀式感與集體溫暖。只是當“工作存續”這一基本前提都面臨不確定時，對儀式的期待便自動退居其次——生存，先于形式。

“不開年會，產線員工都有點失落，年輕同事還是挺在意年會的。”任璇說，“年會意味著一年工作基本結束，不會再開新訂單，員工陸續休假回家過年了。是一個很重要的時間節點，大概是忙了一年可以休息的標志吧。”盡管對她自己而言，隨著入職年限增長，那份興奮已漸漸淡去。

劉芳曾負責過多年的年會籌備，包括聚餐、演出、抽獎等環節。“那的確不是一件簡單的事，非常繁瑣操心。從定場地、菜單、獎項、人員到節目安排，整個流程都要反復和領導溝通確認。我一般提前三個月就開始準備，年底領導又特別忙。我們通常在小年夜辦年會，所有安排都得圍著這個時間轉。”

盡管不用再操辦年會讓劉芳覺得輕松，但她坦言仍會懷念年會的氣氛——不是籌備的過程，而是大家團聚的時刻。“以前就算有人沒抽中獎，公司也會加碼，讓剩下的人都能拿到紅包。開年會是必要的，辛苦了一年，大家一起吃飯、抽獎、看表演，都很開心、放松。”

因此，年會的消失，遠不止是一場聚會的缺席。年會更像是一架職場“社會時鐘”，在春節這一傳統節慶之外，專門為職場人標注出一年工作的正式收官。它的存在，讓職場時間變得可感知、可期待。

對于許多企業而言，取消年會并非主動的文化舍棄，而是一種被動的環境適應：預算減輕、規模收縮、儀式感讓位于生存現實。這是一種“務實”，卻也不可避免地成為職場文化的某種“降級”。

若將年會的變遷置于更廣闊的視野中，我們所見的不僅是一場聚會的消失，更是宏觀經濟氣候與行業命運的映照。那些依然堅持舉辦年會、并借此傳遞增長與信心的企業，在當下顯得格外珍貴。是否舉辦年會，也已成為行業分化的一種標志。

正如方昕所觀察到的，仍堅持舉辦年會的企業多集中在發展相對向好的行業，如科技、半導體、物流等。變化尤其顯著的是地產行業，其在市場繁榮期曾是高端酒店的常客，如今已基本停辦年會。金融行業以往也偏愛高檔場所，現在多數公司不再舉辦，少數繼續舉辦的企業也更趨低調務實。

在未來，年會的意義或許還將持續演變。它曾作為職場人評估企業實力、景氣度乃至是否值得加入的標尺之一，如今卻在許多場合褪去光彩。

年會不再只是一種內向的慶祝，而在某種程度上，異化為一個外向的、關于生存能力的標簽——有或無，強或弱，映射出一家公司、一個行業甚至一個時代的脈搏。

*文中劉芳、江朗、任璇、方昕、陳暉均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