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市早苗繼續執政，但日本早已是個死局

2月8日，日本第51屆國會眾議院選舉在東京的漫天飛雪中落下帷幕。

開票結果顯示，日本執政聯盟（自民黨及維新會）以“壓倒性優勢”獲勝，共取得465個議席中的352席，其中自民黨取得316個議席，超過眾議院的2/3。由此，現任首相高市早苗得以繼續執政。

這是一幅極為割裂的畫面。一邊，是日本多地迎來創紀錄暴雪，截至2月8日當天，已造成46人遇難，543人受傷；另一邊，是燈火通明的東京永田町，自民黨總部大樓內一片歡騰，政客們為這場“大捷”奔走相告，彈冠相慶。

相較于高市早苗初次當選首相時，執政聯盟在眾議院席位中將將過半的窘境，短短四個月的時間，形勢已截然不同。東亞上空，不安的氣氛愈發濃重。

我們不禁要問：此次選舉中，自民黨的“壓倒性勝利”究竟從何而來？日本為何加速右轉，無論是在野黨還是自民黨內部的中間派，都無法阻止其腳步？而對于中國，此番地緣政治格局又將意味著什么，我們應該如何應對？

“壓倒性的勝利”

許多人可能還沒有完全意識到，此次選舉結果有多令人震驚。

17年前（也就是2009年），鳩山由紀夫率領的民主黨在國會眾議院選舉中狂攬308席（當時的總席位為480），創下戰后單一政黨的選舉紀錄，成功取代自民黨成為執政黨，這也成為自民黨在戰后唯二的下野時刻。

但即便如此，彼時的民主黨在眾議院中也未獲得超過2/3的席位。缺乏執政經驗的民主黨人在此后三年時間里昏招頻出，至2012年野田佳彥任首相時，因消費稅增稅、釣魚島“國有化”等政策引發黨內分裂，支持率跌破20%后被迫解散眾議院，最終導致民主黨下野。

而此次自民黨不僅創下眾議院單一政黨席位新高，還首次達成單一政黨席位超2/3的局面。為什么要強調2/3這個比例？這與日本的議會制度有關。

日本是一個典型的兩院制國家，而眾議院的權力要明顯大于參議院。盡管參議院有權否決眾議院提出的法案，但只要眾議院再次以2/3多數通過，參議院便無權再行否決。當前，盡管自民黨和維新會的執政聯盟在參議院中的席位未達半數，但隨著此次眾議院選舉結果的出爐，自民黨甚至不用再顧忌維新會的臉色，便可在立法權上完全貫徹自己的意志，這是昔日的小泉純一郎和安倍晉三等人都未曾實現的目標。

考慮到高市的極右翼色彩，上述事實也就意味著，日本修改和平憲法的大門，已經徹底打開。

與之形成鮮明對比的，是中間偏左的最大在野黨——也許要加個“前”字了——“中道改革聯合”。這個由野田佳彥率領的立憲民主黨和去年被自民黨甩掉的公明黨聯合組成，意圖與高市相抗衡的政黨，在選前擁有167個席位，甚至一度喊出成為眾議院“相對第一大黨”的口號，結果此次選舉中遭遇慘敗，議席劇減至49個——立憲民主黨出身的重量級議員幾乎全軍覆沒。這個曾經叱咤風云的偏左翼政黨，一下子淪為了蕞爾小黨。

2月9日，野田佳彥宣布辭職，稱自己“萬死難辭其咎”。和14年前一樣，他再度毀掉了日本左翼的未來。

勝選背后，隱憂不斷

自民黨究竟如何做到在短短四個月的時間里，讓選民心甘情愿為它投票？

有不少觀點認為，這是以高市為首的右翼勢力通過排外反華、炒作臺灣問題等手段，激起日本國內的民粹情緒所致，這話只說對了一半。

高市等人排外反華的言論確實對選舉有很大的影響，民粹主義情緒近年來也在日本普通民眾中廣為流行，但這種情緒的根源并不在外交，而在內政。更進一步說，是在經濟問題當中。

全日本新聞網（ANN）在開票日所做的一份出口民調顯示，關于“在投票時你最關心的議題是什么”這一問題，49%的選民選擇了“物價高對策·經濟政策”，16%的選民選擇了“年金·社會保障政策”，10%的選民選擇了“少兒政策·少子化對策”。相對地，選擇“外交·安全保障政策”及“外國人相關政策”的選民分別僅占8%和6%。

而在物價問題上，認為要“維持現在的稅率”的僅占25%，而認同“降低食品類稅率”“降低所有商品稅率”“廢止消費稅”的分別占33%、22%和14%。

民意的背后，是日本飛漲的物價。

就在此次選舉前兩天，日本總務省公布了一項數據，日本家庭的恩格爾系數（食品支出占消費支出總額的比重）升至28.6%，創下1981年以來的新高。

我們可以做一個對比，2024年，中國家庭的恩格爾系數為29.8%，二者相差無幾。但考慮到日本是老牌發達國家，而中國仍是發展中國家，同時考慮到長周期下，中國的恩格爾系數持續下降而日本持續上升，則日本經濟在消費端的困境，便一目了然。

日本的物價上漲，是全方位、結構性的，而非局部、波動性的。2020年至今，已有393種商品價格漲幅超10%，其中尤以食品為甚。以大米為例，根據農林水產省今年1月數據，2025年大米類商品價格漲幅達67.5%，零售端大米平均價格為每5公斤4095日元（約合183元人民幣），持續處于高位。“日本人吃不起飯”，恐怕正在成為現實。

與此同時，日本普通民眾的工資卻不增反降。據統計，2025年日本實際工資指數已連續11個月負增長，居民購買力持續縮水。當鏡頭從燈紅酒綠的澀谷、六本木和丸之內移開，轉向其他都道府縣和農村，你就會發現，一場持續三十多年的暴雪正在壓垮日本普通人的一切。

正因此，當高市早苗在競選清單中率先提出“暫停征收8%的食品消費稅，為期兩年”的政策時，日本人對泥潭一般的經濟的憤恨被瞬間點燃，成為引導自民黨走向勝選的一把把民粹火炬。

盡管“中道改革聯合”也亦步亦趨地提出了自己的減稅計劃，但野田佳彥當年不顧民意強行增稅的“案底”還歷歷在目，這個“增稅首相”被在溫飽線上掙扎的民眾——哪怕他是中左翼選民——所拋棄，也就成了理所當然的事情。

然而，高市的經濟政策真的能奏效嗎？

最新數據顯示，日本政府負債已達1342萬億日元，刷新歷史最高紀錄。其債務負擔約占國內生產總值的230%，高居發達國家之首，每年約有1/4的政府支出要用于償還債務。

諷刺的是，如此高企的債務，執政僅四個月的高市早苗可謂“功不可沒”。她一上臺就拋棄了石破茂政府相對穩健的財政政策，在去年11月21日，日本政府敲定了規模約為21.3萬億日元、約合人民幣9656億元的綜合經濟對策，其中2025年度補充預算一般會計支出創下了自2022年以來的新高。高市此舉隨即引發市場憂慮加劇，日元和債券遭到拋售。

而眼下，面對債臺高筑的局面，高市試圖減稅以迎合民眾的做法，也遭到了黨內外不少政治人物的強烈反對。

前首相石破茂稱：“如果實施減稅政策卻沒有資金可以填補缺口，將會對財政造成打擊，引發日元貶值等，這會導致物價上漲。就連小學生都明白這個道理。”

前首相鳩山由紀夫也表示，當前日本的財政情況已經不容樂觀，而高市早苗的政策卻使得中日關系更加緊張，進而影響日本的經濟發展。

我們無須討論這些言論是出于正直的勸諫還是隱秘的權謀，抑或是“兩頭下注”，無論其目的為何，都揭示出日本真正的困境：

他們從未真正走出泡沫經濟破滅以來“失去的三十年”，在一代人心中，日本已經來到了“不破不立”的邊緣。

高市等人妄圖以經濟政策為突破口來維系政治權柄，借機實施修憲、擁核等極右主張，最終所招致的，只會是來自民粹主義的新一輪更強大的反噬。

繞不過的“1940年體制”

除非日本能真正重塑其積重難返的經濟結構及制度，否則“失去的三十年”，只會一再變成“四十年”“五十年”。

然而，包括高層政治人物在內，許多日本人迄今都沒有意識到，日本到底是如何“失去”這三十年的。甚至于，他們也從根本上誤判了在泡沫經濟破滅之前，日本經濟的增長奇跡，到底從何而來。

在互聯網上，有關日本戰后經濟的騰飛，長期有一種主流論調，即美國人的戰爭訂單帶來了日本工業的復興。這種論調隱含著這樣一個前提：美國人對日本的經濟結構和制度進行了徹底的改造，使之得以按照資本主義世界市場的一般原則，嵌入國際貿易體系。

然而，事實也許并非全然如此。

日本著名經濟學家野口悠紀雄提出，日本經濟自上世紀五六十年代起的高速增長，核心支撐要素是所謂“1940年體制”。

野口悠紀雄

野口認為，“1940年體制”是指在1940年前后，日本為應對全面戰爭而實施的多項制度改革的統稱，這些制度在戰后幾乎原封不動地得到保留，使日本經濟得以像戰爭機器一般在和平年代開足馬力。

“1940年體制”至少包含以下內容：

第一，金融體系由直接融資轉向了間接融資，資金分配機制也據此調整，以適應戰時經濟體制的需要；

第二，確立了以終身雇傭和年功序列為核心的雇傭制度，并推行了不同企業加入不同工會的企業工會制。實際上，許多人認為上述雇傭制度自古就存在于日本社會，但事實并非如此，這些制度是在戰時有意識引入的；

第三，對稅制進行了重大改革，原來以間接稅為主的體系，轉變為以個人所得稅和企業所得稅為核心的新稅制。

野口同時指出，上世紀中葉日本經濟的高速增長并不依賴于那些戰后成立的新企業，相反，除索尼和本田外，那些知名的日本制造業企業幾乎清一色地是戰前企業，包括日立、東芝、松下等，而中央政府部門也實質上基本保留了戰前的架構。

曾經制造過無數槍炮的生產線，搖身一變就開始生產民用工業品，那些在戰爭中大發橫財的企業，搖身一變就成了左右日本經濟命脈的財閥。

換言之，除了眾所周知的天皇制，作為二戰戰敗國、軍國主義策源地的日本，在經濟領域也并未得到真正、徹底的清算。

日本經濟的高速增長一直持續到20世紀80年代，爾后遭遇泡沫經濟破滅，隨即陷入長期低迷。野口悠紀雄在其代表作《鏡鑒日本》中尖銳地指出，泡沫經濟破滅只是表象，從20世紀90年代至今，日本經濟長期低迷的根本原因是“1940年體制”始終無法適應1980年代以來全球經濟的重大變革。在所謂“日本第一”的迷思當中，日本人自己丟掉了面向21世紀的競爭力。

《鏡鑒日本》

[日] 野口悠紀雄 著

查天欣 譯

2026年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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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口所說的“1980年代以來全球經濟的重大變革”，主要包括以下兩方面：中國在改革開放后的快速工業化，以及方興未艾的互聯網浪潮。

那時的中國有著極低的土地和勞動力成本，部分勞動密集型制造業向中國轉移理所應當。這就使得日本金融機構的目光逐漸從制造業轉向房地產，形成泛濫的投機，最終引發泡沫。

問題是，80年代的日本擁有雄厚的電子產業基礎，按理來說應該很容易抓住互聯網勃興的機會進行產業升級。然而事實卻是，日本沒有誕生過一家具有世界影響力的互聯網企業，反而連原本引以為傲的傳統制造業也走向衰落，全社會生產率長期停滯，工資水平幾近30年不變，民間一潭死水，一代人的人生被白白荒廢。

野口在《鏡鑒日本》中分析道：

日本未能及時應對信息技術革命，其根本原因在于，組織的縱向分割結構無法適應信息技術所要求的分權式架構。可以說，日本未能應對信息技術革命，是結構性障礙所致。

“1940年體制”，特別是終身雇傭和年功序列制，在狂飆突進三十年后讓日本企業的組織陷入難以逆轉的僵化。勞動力大量固化于低生產率部門，企業業務調整往往遭遇來自基層和管理者雙向的反對，成為“難以轉身的大象”。企業普遍依賴日元貶值套取出口利潤空間，如同麻醉劑一般，讓企業徹底喪失了追求技術創新的動力。

時至今日，當中國的智能手機制造商不斷搶占iPhone的市場份額時，日本居然還有許多人仍在使用翻蓋手機，作為一個老牌發達國家，這種畫面實在令人瞠目。

這就是日本社會的死局：龐大的經濟部門中沒有人想改變、敢改變，卻天真地期待一個政客去帶領他們走出三十年的困境；政客明知道經濟困境積重難返，所有不涉及實體部門的金融手段都只是飲鴆止渴，卻還要為了政治野心去哄騙選民，哪怕此后洪水滔天。

日本的亂局，不在于人口老齡化，不在于同美國的競爭。歸根結底在于，其面對歷史機遇期既沒有戰略眼光，也缺乏戰略定力。

從這一點上來看，我們決不會重蹈覆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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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2.11

編輯：閃閃 | 審核：孫小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