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年說馬：從六畜之首到精神圖騰

農歷丙午馬年將至，馬作為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中具有生命力的文化符號，再度成為關注焦點。馬的馴養與使用是人類文明發展的重要里程碑。在中國古代，相馬、馴馬、馭馬的成套技藝更是關乎國計民生的重要技藝。圍繞馬的文化起源、符號演變與當代價值，本報記者采訪了文史、民俗、藝術領域的多位學者，試圖解碼這一文化符號的歷史脈絡與當代新生。

深刻影響人類文明進程

考古發現為中國家馬馴化歷史勾勒出清晰脈絡。家馬由野馬馴化而來，歐亞大陸西部草原是目前學術界公認的最早馴化區域。中國境內可確認的早期家馬遺存，最早可追溯至距今4000—3600年的齊家文化時期。甘肅永靖大何莊、秦魏家等遺址出土的馬骨，為黃河上游地區早期養馬活動提供了重要實證。黃河中下游地區最早的家馬遺存，出現在距今約3300年的商代晚期殷墟遺址中，大量車馬坑的發現，直觀反映出家馬在當時社會生產、禮儀與軍事活動中的重要地位。

此前，馬王堆帛書《相馬經》是可見的最早涉馬專門文獻，而近期發布的《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拾伍）》（以下簡稱“清華簡”），是目前發現的我國最早的相馬、療馬、馴馬、馭馬專門文獻，填補了先秦馬政研究的空白。清華大學出土文獻研究與保護中心長聘副教授程浩介紹，清華簡中發現的五篇相關文獻，直觀展現出戰國時期古人對馬的認識水平與馴養技藝已十分高超。

馬匹馴養技術的系統性發展，從側面折射出馬在古代社會的重要價值。從學術研究視角看，馬的馴化與使用深刻塑造了人類社會結構，影響著人類文明進程。中國人民大學藝術學院副院長顧亞奇表示，馬長期承擔交通、運輸、農業和軍事等多重功能，不僅支撐著古代社會的商業往來與日常生活，更直接關系到國家治理與戰爭勝負，古人以“千乘之國”衡量國力強弱，正是馬在政治、軍事體系中核心地位的直接體現。

也正因如此，馬被尊為“六畜之首”。北京市社會科學院文化研究所副所長黃仲山表示，在中國傳統文化中，馬不僅是重要的生產和交通工具，更是承載豐富文化內涵的精神符號，馬所兼具的實用價值與精神內涵讓“六畜之首”稱號實至名歸。

馬成功躋身十二生肖，成為具有獨特內涵的生肖符號。黃仲山表示，馬在農耕、軍事、交通中的不可替代性，使其深度融入社會生活；而在文化層面，馬被賦予神性，《史記·天官書》中將房宿稱為“天駟”，黃帝征戰蚩尤、周穆王西巡等神話中，馬更是關鍵角色。北方草原游牧文明的馬崇拜經絲綢之路傳入中原，進一步強化了馬的文化地位。顧亞奇認為，馬能進入十二生肖，還與古人對自然秩序和宇宙運行規律的理解密切相關，馬對應地支“午”，與晝夜陰陽運行相配，體現了“天人合一”的宇宙觀，而民間關于天馬立功贖罪、競賽謙讓等傳說，進一步從情感層面強化了人們對馬的認同。

文化符號的千年演變

馬在中國傳統文化中的符號形象，并非一成不變，而是隨歷史語境不斷演進，完成了從實用載體向文化象征的過渡，最終凝練為兼具秩序、德行、奮進的文化內涵，成為跨越精英與民間、融合漢族與少數民族文化的精神圖騰。

追溯歷史，馬的符號形象經歷了從精英文化到民間文化的逐步下沉，其文化象征意義也在這一過程中不斷豐富。商周時期，馬是嚴格的等級禮制載體，天子駕六、諸侯駕四的規制，彰顯著等級秩序；春秋戰國時期，馬作為諸侯爭霸的核心力量，成為大國實力象征；漢唐時期，馬的文化內涵進一步豐富，馬不僅成為國力強盛的標志，更成為文學藝術的經典母題；宋元明清時期，馬的形象從國家敘事與文人抒寫走向民間，“馬到成功”“一馬當先”等俗語融入民俗，馬的吉祥寓意成為民間祈福的重要載體，實現了從精英文化到民間文化的延伸。

在儒家文化中，馬更是被賦予秩序、德行等深層象征意義，成為人格理想和社會秩序的隱喻。黃仲山表示，“駑馬十駕”等成語反映出儒家文化以馬的特質昭示忠誠、堅韌、秩序等儒家倫理道德的傳統。顧亞奇補充道，從中國傳統文化倫理和精神層面解讀，無論是良馬須具備“忠、勇、仁、智”等品德，還是“千里馬—伯樂”等敘事，本質上體現的都是以德性、和諧為核心的價值追求。

在民族文化與非遺傳統中，馬的文化形象深深扎根于各地文化與社會土壤中，展現出鮮明的地域特色。中國社會科學院民族文學研究所研究員意娜表示，與馬相關的民俗與非遺傳統，源于不同區域的生計方式與交通形態，哈薩克族馬具制作技藝、藏族馬術表演，以及云南馬幫文化習俗，分別承載著草原游牧、高原騎乘與西南絲路貿易的歷史記憶。

更具特點的是各地豐富多彩的馬年民俗。北方草原的那達慕賽馬，展現出游牧民族的勇武與協作；藏族的賽馬節、走馬節，將速度與禮儀結合，寄寓人畜興旺的美好愿望；中原地區貼馬年畫、掛馬燈、舞竹馬燈，取“馬到成功”的吉祥之意；客家馬燈舞則將馬視為驅邪納福的祥瑞。意娜表示，這些民俗的歷史淵源，可追溯至先秦以來馬政制度與祭祀傳統，正是在這一長期演變中，馬年民俗既延續了“龍馬精神”的文化圖騰，又深深扎根于各地生態與社會結構中，成為可感、可見、可參與的文化認同載體。

從全球視野看，馬文化雖有跨文明的共通性，但在具體表達中存在顯著差異。這一共性源于馬在前工業時代不可替代的生物學優勢，而差異的根源則在于中西方不同的地理環境、生產方式與價值體系。顧亞奇表示，無論在農耕還是游牧傳統中，中華傳統文化始終將馬置于歷史關系與群體命運之中，馬也成為秩序、責任與生命張力的綜合象征；而西方文化則更突出馬與個人英雄主義、貴族身份、征服精神的關聯，從荷馬史詩的特洛伊木馬到中世紀騎士精神，馬始終是個人意志與權力的象征。

當代語境的傳承激活

步入現代社會，馬的實用功能逐漸被機械化、科技化手段替代，許多與馬相關的珍貴民俗與非遺項目面臨傳承困境，但馬的文化價值卻在時代發展中不斷豐富，其傳承載體與大眾認知也在發生新轉變。

如何讓馬文化在當代重獲新生，激活其精神內核？意娜表示，繼承和傳揚與馬文化相關的非遺、民俗，要關注社會發生的深刻變化。在她看來，傳承機制的創新，關鍵在于重建馬文化與當代生活的關聯，只有當這些民俗重新融入當代社會的生活邏輯中，才能將中華優秀傳統文化轉化為推動文化繁榮發展的資源。

當前，許多文化實踐正在發生多重轉變，大眾對馬文化的認知和期待也從實用價值轉向精神體驗、情感共鳴與文化認同。國家博物館推出“一匹黑馬”系列文創、甘肅省博物館打造“綠馬”“紅馬”IP，文物中的馬正在走進人們日常生活；《戰馬》《蒙古馬》等影視、紀錄片，以及短視頻平臺中牧馬日常、非遺技藝的展示，也讓馬文化突破地域限制，觸達更廣泛的大眾，成為承載價值導向、審美趣味的文化符號。顧亞奇認為，傳統社會中，馬文化依托民俗、節慶、日常生活延續，具有鮮明的生活性與集體性；而當代社會，馬文化的傳承載體轉向馬術運動、文創產品、影視IP、主題文旅等多元形式，正逐漸成為可消費、可傳播的文化意象。

在馬年這一具有高度象征性的時間節點，激活傳統馬文化的當代價值，關鍵在于讓其與當代社會同頻共振。歸根結底，馬文化跨越千年的生命力，源于其蘊含的奮進、自由、堅韌、忠誠等精神內核。只有將這一精神內核與當代社會的價值追求、青年群體的成長經驗進行聯結，才能推動文化發展，讓龍馬精神在丙午馬年煥發出新的時代光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