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建交前，日本人如何看待中國？輕視還是尊敬？真相一文詳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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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日本時刻告誡自己必須與中國保持不同，從而確立自身的同一性、歸屬感或者自我認識，亦即自我認同。

近代以來日本實施“脫亞”戰略、二戰之后采取“對美國一邊倒”政策，如今的日本則拋棄了傳統亞洲的歷史觀念，采取了一種西方邏輯下的歷史認識。

依循這一邏輯，在日本看來，一方面，日本的戰爭責任可以歸結為西方理念的問題，而非天皇制度；日本需要深刻反思的是如何重塑被西方理念玷污的、原本純粹而唯美的“大和魂”。但是，歷史將中國與日本推到了不得不進行“交涉”的境地，因此，日本越是與中國“交涉”，就越會感到自己過去的“毫無榮耀”，產生一種“戰敗者”的自我認識，也就是所謂的“自虐史觀”。

對于日本而言，歷史問題難以破解的主要癥結或許并不在于探究真相究竟如何，也無關日本人的歷史觀念或思維方式，而是日本人思維方式背后蘊藏的依循西方現代性解釋自身行為的邏輯和理論。

歷史問題既反映出日本自身主體性的話語空間，也直接暴露了日本社會的一大獨特“病理”。也就是說，依照日本這一邏輯或者理論來處理中國與亞洲各國之間的關系，可以說日本不屬于亞洲；從一部分日本人否定東京審判也就意味著否定“西方力量”的邏輯而言，日本亦不屬于西方。

日本在難以確認自我“身份”的困境下構建了自身的“世界史”觀念，其歷史問題的本質端賴于此。

日本將以美國為代表的西方國家的中國認識轉換成為自己的中國認識，喪失了自己作為“亞洲國家”的一員認識同一個“亞洲國家”的視角。

日本綜合研究所理事長寺島實郎認為，日本將戰敗歸結為“在物力上被美國打敗了”，雖然歷史事實是“美國與中國合作導致了日本的失敗”，但是日本人不愿意說敗給了中國，并且認為“在精神方面并未失敗，只是因為物力不足才導致失敗”。這一點可以從戰后日本所走的道路上反映出來。正是因為日本是在物力上被打敗，所以日本必須恢復物力。

于是日本把經濟看得高于一切，全力以赴地恢復和發展經濟。

戰后日本的媾和體制與國內改革的主軸“新憲法體制”在某種意義上相互矛盾。原因在于，新憲法體制建立在放棄戰爭和非武裝的國家理念之上，最初形成于冷戰尚未波及的1946年，而以遏制武裝為前提的媾和體制，卻產生于冷戰對峙的局勢之下。

吉田茂首相整合性地解決了兩者之間的矛盾，他表示，非武裝并不意味著“永世中立”，可以選擇成為自由主義陣營成員的立場，也可以選擇非武裝的立場。吉田試圖將新憲法體制與媾和體制從相互補充的角度予以審視和應對。從這層意義上而言，可以說媾和體制對新憲法體制下定義的戰后國家，在冷戰這一國際背景下重新進行了定義。

加藤典洋認為，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敗北，使戰后日本人陷入了“人格分裂”。日本人形成了“護憲派”與“修憲派”、“革新派”與“保守派”，類似于精神層面的“人格分裂”。

革新派是日本人“外向的自我”，他們秉持的是外來的普遍的戰后憲法理念、民主主義和人權等觀念。保守派則相反，是“內向的自我”，主要以祖國、天皇和日本民族純粹性等傳統價值為基本觀念。戰后日本人的“自我”分裂處于“外向”與“內向”的二重化狀態。

日本學者加加美光行分析指出，戰后日本與中國走過的道路以密不可分的形式同步推進。實際上，對于戰后日本從美國封鎖中國政策甚或敵視中國政策中，得到巨大恩惠的事實，大概不會有人明確否認。戰后日本既然在戰火中復興和安全保障兩個層面選擇走上追隨美國的道路，也就選擇走上了與中華人民共和國敵對的道路。

正因如此，日本的中國研究者在對戰后日本的發展道路缺乏自我洞察力的情形下，大概也很難對戰后中國的發展道路予以本質性的理解。反言之，若對戰后中國的發展道路進行洞若觀火式的考察，也就能開辟對戰后日本的發展進行本質性理解的道路。

戰后日本倒向以美國為首的自由主義陣營，中國則加入以蘇聯為首的社會主義陣營。由此，中日兩國更多地依據意識形態劃線審視和觀察對方，從而處于界限分明、壁壘森嚴的對峙狀態。

對于日本而言，基于意識形態因素考量而將中國推向對立面，在形塑國家認同上發揮的效用體現為：一方面通過積極展現“親美反共”的姿態，以期贏得美國認可，為加入西方陣營積累資本；另一方面，依循“西方”代表“先進”，“東方”代表“落后”的二元對立模式，竭力將自己打造為學習西方的“優等生”，同時通過突出和強化中國在意識形態、政治體制及價值觀念上與自身的“異質性”，將中國納入代表“落后”的“東方”的范疇，從而彰顯自身在亞洲的“優越性”和“先進性”，由此獲得自信心和自豪感。

這一結果導致大部分日本的中國問題研究者的學術取向也將日本主體化，同時將作為研究對象的中國客體化，毫無疑問，自然而然地也將自身置于自我優越的地位之上。

戰后中日兩國基于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意識形態因素考量形成的相互認識，成為各自確立國家自我認同的重要標尺。

中國和西方構成日本效仿的兩個對象，同時也是日本堅守“國民性”時反對和排斥的兩個主要行為體。

可見，盡管從中國歸來的士兵和民眾很多，但他們的戰敗意識非常淡薄，并沒有對戰爭失敗進行認真、徹底的反省。意識形態因素的陣營考量，成為吉田茂等保守本流政治家采取敵視和封鎖中國的主要依據，這是受冷戰格局的束縛及固執于日美同盟體制而形成的一種新型中國觀。

歷史上的亞洲或者東方的“身份危機”，首次表現為在西方武力沖擊下亞洲自身的分裂。第二次“身份危機”則是東西方兩大陣營的對抗，也就是“冷戰”思維觀念下亞洲身份的分裂，20世紀50~70年代，由于東西方陣營的分裂與意識形態的影響，戰后日本的中國認識與中國形象的“共謀”體現為“社會主義典范”的“革命中國”這一認識。

或許同時也是基于侵略戰爭的一種“贖罪意識”，日本的中國形象中充滿了對社會主義新中國的“幻想”，將中國作為一個超近代的國家予以高度評價。1949年新中國成立這一歷史事件，可以說改變了日本人對自身“優越感”的根本認識。

在近代化過程中日本人被西方人打敗，而中國人則是通過持續頑強的抵抗獲得了民族的獨立與新生。這一不可否認的事實也極大地刺激了日本知識分子的神經。竹內實寫道：“新中國的成立，使日本與中國之間出現了隔閡。這種隔閡并不能以多少米來計算，而是從零距離走向了另一個極端，也許可以用符號∞（無限大）來表示。”

戰后日本的中國研究者主要分為兩派：一派是對戰后日本的外交和安全保障政策采取接近的姿態，一般被稱為“反中派”；另一派則持有與“反中派”相反的觀點，認為正是日本的外交和安保政策采取對美追隨路線，才導致同中國延續“戰爭狀態”，并對此加以批判和開展研究，這一派被稱為“親中派”。“親中派”與“反中派”各自采取排他性的強硬立場。

有關中國研究的兩大學會——“亞洲政經學會”和“現代中國學會”的立場差異，正是這一分歧的具體表現。

關于戰后日本走過的道路，大多數“親中派”持批判態度，認為日本在日美安保體制下采取對美追隨路線，回避戰爭責任，導致戰后處理問題未能得到有效解決，因此中日兩國的戰爭狀態一直持續，正是由于戰后日本推行對美追隨路線，才采取敵視中國的政策。

另外，1949年10月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1950年朝鮮戰爭爆發，中國在美蘇對峙下走上與美國對抗的道路，倡導自力更生，也就是持續推進不依靠他國的自主建設道路。這種發展模式與重視物質層面的發展相比較，對人的能動性寄予更多期待，與戰后日本的發展模式相比可謂180度的巨大轉變，開辟了社會和人類新型的發展路徑。

面對這種局面，“親中派”對戰后日本的發展道路進行批判，并對毛澤東領導下的中國給予高度贊揚。“親中派”的一系列觀點中所蘊含的目的論判斷在發揮作用，也就是通過戰后日本的自我批判，謀求實現日本社會變革，解決中日兩國的戰后處理問題，以達到恢復兩國關系的終極目的。

加加美光行認為，從方法論角度而言，日本的中國問題研究者開展的包括中國禮贊、毛澤東禮贊的中國研究，毫無疑問地顯現出“目的論”與“因果論”混雜在一起的“認識上的謬誤”。

為達成變革戰后日本、恢復中日友好關系的目的，往往過度褒揚現代中國進步的一面，相反，對其落后的一面視而不見，甚或給予避重就輕的評價。

雖說“中國批判派”即所謂的“反中派”并未進行基于目的論的政治判斷，但實際情形遠非如此簡單。持批判性政治立場的研究者主要有兩種類型，第一種類型被稱為“自由主義批判派”，主要代表人物為中島嶺雄、丸山升、西義之、永井陽之助、過村明、野澤豐等，他們不僅對戰后日本一貫采取的以美國為樣板的自由主義近代化路線給予肯定評價，而且還站在美蘇冷戰的立場上，基于追隨美國的安全保障政策，就封鎖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外交政策開展研究。

從戰后日本學界有關中國問題研究的動向可以看出，基于意識形態因素對立的顯著分歧，也鮮明地投射到戰后日本的中國研究當中，對如何審視和認知中國，“親中國派”和“反中國派”處于截然對立的對峙狀態，這種緊張和焦慮的情緒始終彌漫在戰后處于無邦交化狀態的中日兩國。

中日復交前，中國這一“他者”在日本政治家眼中是“共產主義”國家、“赤色中國”，將中國視為威脅西方自由主義制度的“洪水猛獸”，認為中國會向日本“輸出革命”，擔心亞洲國家會像多米諾骨牌一樣倒向社會主義陣營，日本視域中對中國“負面”的認識也在這種濃烈的意識形態氛圍下塑造而成。

吉田茂等保守派政治家視共產主義如洪水猛獸，對蘇聯及中國等國家懷有深深的恐懼感。

二戰后日本領導層對戰后形勢的判斷是：

1949年8月9日，吉田茂首相致信麥克阿瑟：“鄰國（指中國）實現共產化，日本也將岌岌可危。”因此，日本在“政治上必須阻止現今席卷亞洲大陸的共產主義潮流”，“從日本的地理位置和國民性來說，這個國家將成為對共產主義的防波堤和遠東的穩定力量”。

1954年11月，吉田茂在國會發表演說時表示：“今天一切自由國家的最大問題就是對共政策。現在，這些自由國家似乎也對我國拋棄了過去的敵對感情，為了把我國引進自由國家陣營之中，希望同我國建立友好關系。

另一方面，我們必須充分認清這樣一個事實，即共產國家把滲透的目標指向了包括我國在內的亞洲各國。”

新中國在亞洲威望不斷提高，岸信介政府試圖抵制中國在亞洲的廣泛影響。

岸信介說：“亞洲處于混亂狀態，從自由主義各國來說，如果受到共產主義的侵略，這將是個嚴重的問題。”同時，對日本來說，由于日本人對中國抱有親近感，所以“共產主義對日本的滲透，來自中國的比來自蘇聯的更為可怕”。

1957年6月，岸信介首相訪美期間發表了一系列宣揚共產主義威脅的演說。岸信介叫嚷“中共要向整個亞洲滲透”，中國已成為世界和亞洲的“威脅”。

岸信介公然宣稱共產主義的威脅來自中國，“新獨立的（亞洲）各國正在急于擺脫不安定和貧困，于是共產主義，特別是中國的共產主義便宣傳說，只有他們的道路才是走向進步的捷徑”。

面對岸信介內閣一方面對中國進行強烈刺激，另一方面謀圖與中國緩和關系的矛盾做法，政治學者丸山真男從安保斗爭之際是否具有政治理智的角度予以批評：“在日中關系總算呈現好轉跡象的時刻，岸信介首相在歷訪東南亞返回之后訪問臺灣，并發表為協同反共進行斗爭的共同聲明。這是在關涉意識形態問題之前，欠缺政治理智的具體表現。”

1964年，吉田茂受池田勇人首相委派秘密訪問中國臺灣，并與蔣介石會談。這次會談記錄被匯總為《中共對策要綱案》，重新確認了“將大陸6億民眾從共產主義勢力支配狀態下解放出來，并將其拉入自由主義陣營內部”的方針，日本明確表示并不反對蔣介石“反攻大陸”，為體現從精神上和道義上的支持，期待“七分政治三分軍事”的“反攻”取得成功，并作為日本對中國臺灣大力支持的條件附列其后。

1965年1月，佐藤榮作首相在訪美時指出：“我們對來自中國的威脅，與美國一樣感同身受，甚至說比美國還感到不安。”

由此，具體體現在中國代表權問題上，日本明確反對恢復中華人民共和國在聯合國的合法席位。

日本學者溝口雄三認為：在冷戰結構中，隨著日本在20世紀六七十年代的高速增長中恢復了自信，對社會主義體制中國的反共意識和經濟上的優越感再一次與戰前蔑視中國的情感結合起來。

溝口還尖銳地提醒道：“在日本國民中間缺乏一種能夠切實地接受鄰國這一警告的感覺上的參照系。在日本，存在一種追隨歐美互為表里的歧視亞洲、自恃日本優越的意識結構。這種無意識的、不自覺的情感已經持續了一個半世紀。它可以稱得上是一種積弊，猶如麻醉藥麻醉著全身，扭曲或阻礙著對亞洲現實的認識能力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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