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正在重走日本的路嗎？

這是1989年的日本，紙醉金迷，整個國家正沉浸在一場前所未有的資產盛宴中。

過去六年，日經指數連漲不止，幾乎翻了四倍，街頭的每一臺電視都在播報一個又一個歷史新高，東京的地價開始貴到離譜，據說僅日本皇宮那塊地的價值就足以買下整個加州。

整個日本的土地面積只有美國的4%，其總估值卻超過了美國全境，那是一種近乎盲目的全民信仰，資產在漲、股票在漲、土地在漲，連空氣仿佛都在升值。

人們的賬面財富看起來完美無缺，卻沒人愿意去看它的另一面，負債。

1989年，日本家庭的信貸余額突破了300萬億日元，比1965年暴增近50倍，體量接近GDP的70%，更是家庭可支配收入的130%。

彼時的美國，這一比例還不到80%，幾乎每個家庭都背負著債務，卻毫不擔心，因為他們堅信未來只會更好。

全社會仿佛都在進行一場巨大的、無人會輸的杠桿游戲，消費失去了目的，人們買東西只是為了買，無論那東西多么隨機或無用，國內買無可買，便去國外買，從紐約的洛克菲勒中心到好萊塢的哥倫比亞影業，從夏威夷的酒店到加州的高爾夫球場，全世界都打上了“日本所有”的標簽。

這個僅占全球2%人口的國家，貢獻了近一半的奢侈品消費，LV成了街頭隨處可見的“街包”，“Japan is number one”，學者、媒體乃至美國政客，都在問著同一個問題，日本是否即將掌管世界？

這場泡沫在事后看來是如此顯而易見，但如果你也活在那個年代，很可能會加入那場盛宴，因為在那一刻，沒有人看見風險，所有人眼中只有一片光明的未來。

而在太平洋的另一邊，美國正注視著這個曾經的戰敗國，如今的資產巨人與金融帝國，正快速逼近自己。

要理解這場史詩級泡沫的誕生與破裂，我們需要回到1945年的日本，城市化為廢墟，產業接近崩潰，社會士氣低落，但轉機也隨之而來，美國的保護，冷戰格局下，美國需要在亞洲安插一枚戰略支點，日本成了那個選擇。

隨后爆發的朝鮮戰爭，為日本送來了雪中送炭的美軍訂單，工廠機器再度轟鳴，產能迅速恢復，出口的齒輪重新開始轉動，這成了日本戰后的“第一桶金”。

借此契機，日本不僅重回全球生產體系，更被納入了美國主導的扶持計劃，貿易特惠、技術轉移、資本輸入……在一整套組合拳下，一個出口導向的工業奇跡拉開了序幕。

與此同時，日本政府從1950年代起，通過財政投資、低息信貸和進口替代政策，親手培育出一批具備全球競爭力的重工業巨頭，和平憲法將國防開支壓到極低，釋放出的巨大財政空間，悉數投向了基礎設施、國民教育與產業投資。

這套將外部助力與內部動力完美結合的系統，讓日本在沒有殖民擴張的前提下，完成了資本積累和技術趕超，而真正讓它邁入高速增長飛輪的，是一個黃金組合，出口加上人口紅利。

從紡織到鋼鐵，從造船到汽車，日本的出口像火箭般躥升，美國市場大門敞開，日本汽車在美的市占率從1970年的不足10%，一躍突破20%。

充沛的流動性支撐了大規模信貸與投資，一個“產能擴大-出口增長-收入攀升-儲蓄與再投資”的良性飛輪開始高速旋轉，到了1970年代，這個飛輪運轉到極致，日本GDP狂飆，居民收入實現倍增。

從1970年到1984年，人均收入翻了五倍，令全球側目。

這是一場人口紅利與國家資本主義的高效協奏曲，1968年，日本在戰后短短二十余年，便躍居全球第二大經濟體，這段時間的增長是健康的，居民收入在增長，消費在擴張，信貸雖有上升，但家庭資產負債表依然穩健，資產端主要是儲蓄，資產升值依賴堅實的經濟基本面，而非金融泡沫。

一切看起來都很理想，然而，這套光芒萬丈的模式，也悄悄埋下了兩個結構性的隱患，第一，是對外需的深度依賴，全球市場一旦收縮，增長引擎便將熄火；第二，是對土地與信貸的制度性偏愛，因為資源匱乏，日本社會早早將土地與資本奉為核心資產。

進入1980年代，這兩個變量開始同步發酵、放大，而就在此時，坐立不安的美國，讓劇本陡然轉向。

1985年，廣場協議簽署，成為了決定性的轉折點，為削減美國的巨額貿易逆差，五大工業國聯手干預匯率，強行壓低美元，結果，日元兌美元暴力升值近50%，從240日元兌1美元，一路飆升至130左右。

這對日本制造業而言，無疑是一場劇烈地震，第一大隱患應聲爆發，豐田、索尼、松下們突然發現，自己的產品在海外不再具有價格優勢，訂單銳減，工廠收縮，出口受挫，一個由出口驅動的經濟體，迎來了增長引擎熄火的危機。

為了防止經濟硬著陸，日本政府果斷啟動了當時最激進的貨幣寬松政策，1986年至1987年，不到兩年時間，日本央行將貼現率從5%猛砍至2.5%，信貸的閘門轟然打開，巨量流動性被釋放。

然而，這些洶涌而出的資金，并沒有流回急需輸血的出口制造業，而是像決堤的洪水般，沖向了資產市場，人們開始瘋狂地買地、炒股，與此同時，金融自由化改革全速推進，證券、信托、不動產融資全面松綁，一場全社會的杠桿游戲開始蔓延。

土地，變成了最通行的抵押品，也成了最快的造富機器。

想借錢？把地押上就行，地價上漲，就能貸出更多錢，再拿去炒更多地，一個巨大的、自我實現的資產升值飛輪，開始失控般地加速旋轉。

在居民端，資產負債表也在劇烈膨脹，家庭金融資產中，股票與不動產的占比急速攀升，傳統的現金為王觀念被拋棄，國民儲蓄率從1970年代中期的峰值23%一路下滑，與此同時，信貸增速遠遠甩開了收入增長。

1985年至1989年的四年間，家庭平均收入僅增長了約20%，但信貸余額卻暴增了70%，同樣的信貸增量，在過去需要整整十年才能完成。

因為地在漲，股在漲，日經指數從1985年啟動寬松，到1989年抵達最高點，翻了超過三倍，而同樣的漲幅，在1985年之前需要走超過十年，每個負債的家庭，賬面財富都在飆升，財富效應爆炸式擴散，無人感到不安，資產升值不再是意外，而是篤信的常態。

這場泡沫，是政策放出來的，是信貸撐起來的，是信心吹出來的，也是時間與結構共同堆砌出來的，從戰后廢墟到資產巔峰，日本走了四十年，而從巔峰墜落，或許只需要一根小小的引線。

這根引線，在1989年5月被點燃，日本央行開始加息。

此時，資產泡沫已如脫韁野馬，在剛剛過去的1988財年，全國商業地價再度暴漲34%，東京核心區地價更是連續三年狂飆，累計漲幅突破200%，空氣中彌漫著令人不安的、金錢燒焦的味道。

日本當局對資產泡沫的擔憂日益加劇，而太平洋對岸的美國也早已失去耐心。由于日本利率長期維持在低位，而美國已進入加息周期，日美利差持續擴大，導致資金不斷流向美國，推動美元升值、日元貶值。

這不利于美國，因為日元貶值意味著日本出口商品更具價格優勢，在外部壓力和內部憂慮的交織下，加息已成不得不打出的牌。

5月，日本央行將貼現率從2.5%提升至3.25%，10月，加到3.75%，12月，再升至4.25%。

股市最先嗅到了泡沫破裂的氣味，1990年1月，新年開盤即崩，日經指數斷崖式下跌，一年內市值蒸發超過40%，1989年12月29日，日經指數收盤于38915點的歷史巔峰，而到1992年，只剩下不到15000點。

但奇怪的是，股市崩盤后，泡沫并沒有像人們想象中那樣瞬間徹底崩潰，它還在茍延殘喘。

為什么？因為房地產在經濟傳導鏈中反應更慢，而人們的資產信仰，甚至比價格本身更加頑固。

盡管股市暴跌，很多人仍沉浸在這場資產盛宴的余韻中不愿醒來，堅信這只是短期調整，很快就會漲回來，于是，在日經崩盤后，家庭部門并沒有立即停止舉債，總債務仍在持續攀升。

1992年，《朝日新聞》一個名為就職冰河期無用的一代的欄目中，一位叫岡田的早稻田大學商科畢業生說：“當時，我還沉浸在泡沫的醉意里，堅信畢業后幾年就能把今天揮霍的錢翻幾倍賺回來，于是畢業求職也沒當回事，只是隨手投了幾家公司，結果沒有一家回電，那一刻我才清楚，世界已經徹底變了。”

1991年，全國地價確認見頂。

隨之而來的十年，地價連續下挫，東京核心區的住宅用地價格跌去了將近80%。人們驚恐地發現，昨天還在升值的房子，今天突然賣不掉了。

抵押物縮水，收入下滑，還貸壓力開始顯現，銀行不再無腦放貸，開發商融資斷裂，家庭背負的債務從“資產”變成了赤裸裸的負擔。原本靠資產升值滾動向前的計劃，戛然而止。

至此，日本正式全面墜入資產負債表衰退。

什么意思？

資產價格暴跌，但債務金額絲毫未動，家庭和企業的凈資產急速縮水，據估算，到1992年，日本家庭凈資產縮水約600萬億日元，相當于當時GDP的1.3倍。

但債務，還得一分不少地還。

于是，家庭只能開始削減一切非必要開支，將收入優先用于還債，不再消費，也不再投資，企業也一樣，土地貶值導致抵押能力下滑，無法獲得新融資，只能收縮投資，凍結擴張。

整個日本經濟，被吸入了一個巨大的去杠桿黑洞。

這就是經濟學家辜朝明所定義的資產負債表衰退，但當時的日本人并不懂這些經濟學概念，他們只知道，原來賬面上的財富是假的，原來一夜之間，房子也會變成沉重的負擔，原來不消費、不投資，拼命保住現金和償還債務，才是活下去的唯一方式。

這不是一場普通的金融危機，這是一場集體信仰的徹底崩塌，資產在縮水，信心在塌陷，全社會集體進入了一種全面的防御形態，而這個國家，也隨之步入了漫長的冬天，也就是今天所說的失落的三十年。

所謂失落的三十年，是一場漫長的、近乎靜止的停滯，從1991年起，日本經濟進入了一個罕見的歷史階段，幾乎沒有增長的三十年，1991年，全國GDP約為490萬億日元，到了2020年，這個數字還在500萬億日元出頭徘徊。

三十年，幾乎原地踏步，同期，美國GDP漲了3倍，中國增長了超過20倍。

日本沒有崩潰，但也沒有前進，居民收入陷入了長達三十年的停滯，工薪階層的實際工資，至今才剛剛回到1997年的水平。

如果說資產狂歡帶來了極致的財富幻覺，那么泡沫破裂后的痛苦就有多真實，在之后的三十年中，日本的居民和企業部門，其實只專心做一件事：還債，讓傷痕累累的資產負債表慢慢修復。

日本家庭總債務在見頂后，經過幾十年的時間才緩慢下滑，但這一過程伴隨著不消費、不投資，儲蓄率也在降低，因為錢都拿來慢慢還債了，這進而加重了經濟的貧血，物價陷入通縮，經濟失去動能，收入持續停滯，一整套自我強化的下行螺旋，就此成型。

因為要存錢還債，人們變得極端厭惡風險，也因為收入的長期停滯、經濟的死氣沉沉，給泡沫破裂后成長起來的一代，落下了深刻的心理創傷，當人們意識到努力不一定能換來生活的改善，就會停止追求改善。

他們似乎不再想要什么了，不買房、不買車、不結婚、不生子、不換工作，也不想升職，在泡沫破裂后的低迷中成長起來的年輕一代，習慣了停滯不前，把沒有進步視為常態，因為他們從未體驗過父母那一輩生活水平如子彈頭般快速上升的節奏。

這種集體還債、極度厭惡風險、不求進取的社會形態，共同構成了所謂的低欲望社會，這個詞由日本管理學者大前研一提出，他稱之為“日本獨有的、世界前所未有的異常現象”。

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保羅·克魯格曼曾說：“如果宏觀經濟學是一套工具箱，那么日本就是一臺用盡所有工具卻依然修不好的機器。”，確實，很多經濟政策在其他國家或許有效，但在日本卻收效甚微。

零利率、財政刺激、消費券、減稅、量化寬松……幾乎都試過，但經濟依然長期低迷。

這是因為，當你給正常情況下的人們錢，他們會去消費和投資，從而促進經濟活動，但當你把錢給那些經歷泡沫破裂后的日本人，他們可能什么都不做，因為他們不想要新東西，也極端厭惡風險，他們大多只是將其存為現金，或者繼續默默還債，經濟因此陷入了典型的流動性陷阱。

日本的停滯，或許和整個社會在巨大資產泡沫破裂后所遭受的、深刻的集體心理創傷不無關系，這可能是宏觀經濟學無法完全解釋的層面。

日本人從這場泡沫里吸取了深刻的教訓，但或許，吸取得太徹底、太深刻了，于是，謹慎變成了悲觀，自律演化成了禁欲。

從個人生活的角度看，低欲望本身或許沒有問題，人并非必須擁有很多欲望，在許多古代智慧中，低欲望與適度的節制，甚至被視為一種美德，但從經濟運行的角度看，低欲望是一個根本性問題。

欲望，是整個經濟系統最原始的推動力。經濟中發生的一切，投資、雇傭、生產、銷售，歸根結底都是為了滿足人們的欲望，如果人們普遍停止擁有新的欲望，整個經濟機器就會逐漸停擺。

畢竟，如果沒有人想要任何東西，那么經濟該如何發展？

日本，正是被這個最底層、最根本的經濟問題，糾纏了整整幾十年。

而讓這個困局更加無解的是另一重深層原因：人口，每一分鐘，就有約3個日本人去世，僅有約1.4個新生兒出生，平均每分鐘，日本凈減少約1.6個人。

這是日本統計局2024年的數據，而這個速度還在緩慢加快，一個人口不斷變老、持續萎縮的國家，這才是我們今天更為熟悉的日本形象。

實際上，日本在二戰后經歷了短暫的人口爆發，但從1990年代起，就已進入極低的生育率狀態，一般來說，總和生育率（即平均每位育齡婦女一生生育的孩子數）需要達到2.1，才能維持人口世代更替、數量穩定，而日本從90年代起，這個數字就長期停留在1.5以下。

與此同時，65歲以上人口占比急速攀升，1994年超過14%，邁入老齡化社會，2025年將達到30%，成為全球首個超老齡社會，到2050年，這個比例預計將高達40%，即每五個人中就有兩位是老年人。

還有一個關鍵數據是老年撫養比，65歲以上老年人與勞動年齡人口的比例。1994年，這個比例大約是1:5（5個年輕人撫養1個老人），今天，這個比例已不到1:2，不到兩個年輕人，要承擔起一個老年人的養老負擔。

老齡化遠不只是人口變老那么簡單，它深刻改變著整個經濟的運行邏輯。

年輕人消費力強，衣食住行、成家立業，需求旺盛，是拉動經濟的核心動力，他們也更敢于借貸、承擔風險，從而推動信用擴張，而老年人則普遍消費收縮、需求下降，同時厭惡風險，追求絕對穩定。

這是一個行為模式獨特的群體。許多人誤以為老年人熱衷存錢，事實恰恰相反，當你停止工作，開始依靠養老金、支付日益增長的醫療費用時，就不得不動用過去的積蓄，這正是日本家庭儲蓄率自泡沫破裂后持續下降的重要原因之一。

在日本家庭部門，60歲以上的人口掌握了超過60%的金融資產，但他們的消費傾向卻是全社會最低的，整體而言，在老年人居多的經濟體里，錢就在那里，但它不再像過去那樣快速流動。

同時，老齡化也會從整體上抑制社會的生產效率與創新能力，日本的生產效率數十年停滯不前，社會文化趨于保守，人們對日本的印象，無論是80年代的銳意創新，還是今天的故步自封，都與人口結構的滄桑巨變息息相關。

所以，日本為何會停滯三十年之久？

除了泡沫破裂后彌漫全社會的低欲望心態，更深層的原因，是它恰逢其會地撞上了結構性的老齡化沖擊，后者從消費、投資、創新三個端，全方位壓制了經濟增長的潛力，而經濟的長期停滯，又進一步強化了低欲望，壓制了生育意愿，反過來加劇了老齡化，形成了一個難以掙脫的循環。

日本現象的獨特性在于，它是全世界第一個步入深度老齡化的發達社會，這是史無前例的，無人知道如何完美應對，也無人遇見過這樣的人口結構將對經濟社會產生何等深刻的影響。

與此同時，財政壓力也在飆升。

日本的人均社會福利支出較90年代中期翻了一倍有余，社會福利總支出占GDP的比重，從當時的12%飆升至如今的27%。

在失落的三十年里，日本居民的實際收入幾乎沒有增長，但國家對居民部門的轉移支付（主要通過養老金和醫保）實際上一直在持續加大，這其中的巨大缺口，正是由不斷膨脹的財政支出來填補的。

那么，看到這里你或許會想，一個極端老齡化、低欲望的社會，為什么在2020年之后，似乎看到了一絲抬頭的跡象？數據顯示，2020年后，日本居民收入開始出現久違的正向增長，經濟也出現了溫和的通脹，日本仿佛終于要走出它失落的三十年了。

但是，人口問題解決了嗎？低欲望心態解決了嗎？

到2020年，日本已經經過了漫長而痛苦的還債過程，居民和企業的資產負債表終于得到了相當程度的修復，事實上，日本居民部門的總債務在2012年左右到達低點，此后，在安倍經濟學營造的極低利率環境下，又開始了新一輪緩慢的爬升。

那么，2010年后出生、成長于平成及令和時代的一代日本人，會不會迎來與父輩截然不同的光景？他們未曾親歷資產的狂飆與幻滅，沒有刻骨銘心的泡沫記憶，從他們出生起，所見就是一個相對穩定、并正在逐步改善的經濟與社會環境，他們或許將重新建立起一套更健康、更平衡的消費觀與風險偏好。

在這里并非斷言日本經濟即將起飛，只是想指出，現在的環境可能比過去三十年都要好上一點，更重要的是，日本社會也許根本不需要重返高增長，就能實現一種新的穩態。

為什么？

因為再分配的邏輯可能正在悄然啟動。

每個人收入的增長，也許并不總是需要先把整個蛋糕做得更大。如果蛋糕的大小保持不變，甚至小幅收縮，但分蛋糕的人數從5個減少到4個，甚至3個呢？那么，每個人能分到的那一份，是不是反而可能變多了？

人口老齡化有一個常被忽視的潛在影響，它可能被動地開啟社會財富與資源的代際再分配，當人口下降到一定程度，社會積累的存量資產（如住房、基礎設施）開始出現富余，年輕人或許能夠以更低的成本，承接父輩們用三十年時間還債所積累下的實體資產。

在收入逐步改善、資產負擔減輕的雙重作用下，他們是不是更有可能跳出低欲望的窠臼，重新開始正常的消費與生活？

所以說到底，日本這幾十年的歷史大劇，究竟是一個關于經濟周期的故事，還是一個關于人口周期的寓言？

曾經，討論日本的老齡化與停滯，仿佛是在說一個遙遠國度的特殊案例，可轉眼十幾年，同樣的問題已經擺在許多國家面前，成為無法回避的挑戰。

而當每一個發達國家終將面對類似的人口結構困境時，我們會不會重新意識到，在如此嚴峻的老齡化背景下，能夠保持社會總體穩定、經濟體量基本平穩、國民生活安寧，這本身，又何嘗不是一種艱難而珍貴的成功？

日本的故事，遠未結束，它留下的，是一部關于狂熱與冷靜、增長與停滯、欲望與節制的漫長啟示錄。

而我們，都是這本書的讀者，也正在成為它新章節的書寫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