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名臣張之洞：63歲生了個兒子樂開花，長大后兒子卻當了漢奸

文｜老達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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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1951年，北京天橋刑場上，一聲沉悶的槍響，結束了一個半百老人的生命。

圍觀的人群中或許有人知道，這個被作為漢奸處決的犯人，名叫張仁蠡。但更多人感到唏噓的，是他顯赫得嚇人的身世，他是晚清中興四大名臣之一、湖廣總督張之洞的親兒子。

可誰能想到，這位大清名臣在風燭殘年視若珍寶的幼子，日后竟然會站在父親窮盡一生心血打造的龍興之地上，干出了令張家祖宗蒙羞的勾當，那他都干了些什么呢？今天老達子就來跟大家來聊聊～

庚子年的意外之喜

1900年，這時候的張之洞，已經是名滿天下的封疆大吏了。他在湖北深耕多年，開辦漢陽鐵廠，設立湖北織布局，創辦自強學堂（武漢大學前身）。可以說，武漢之所以能成為近代中國的工業重鎮，張之洞居功至偉。

根據胡鈞編寫的《張文襄公年譜》卷三十三記載，這一年局勢極其危急，北方拳亂，列強入侵。張之洞在南方既要安撫洋人，又要彈壓地方，還要顧著朝廷的臉面，心力交瘁。

張仁蠡就在這種高壓環境下出生了。

老年得子，通常只有兩種結果：一是極度嚴厲，希望兒子繼承衣缽，另一種就是極度溺愛，只求兒子平安富貴。

張之洞對次子張權是非常嚴厲的，曾因為張權在美國留學期間揮霍無度，氣得張之洞大罵，甚至還要把他抓回來懲治。

但對張仁蠡這個老幺，張之洞沒能硬起心腸。

張仁蠡出生時，張之洞已經63歲。等到張仁蠡剛滿9歲（1909年），張之洞就撒手人寰了。

這意味著什么？意味著張仁蠡的成長過程中，嚴重缺失了父親的管教。他懂事的時候，父親已經是一張掛在墻上的遺像，是一個能讓他享受特權的符號，而不是一個能拿著藤條教他做人的嚴父。

清官的遺產，是窮也是禍

很多人以為，張之洞當了那么多年封疆大吏，家里肯定富得流油。

恰恰相反，翻開《清史稿·張之洞傳》，里面有這樣一段評價：“蒞官所至，必有興作。務宏大，不問費多寡……而家資由此亦漸乏。”

這話翻譯過來就是，張之洞搞建設是個狂人，花錢如流水，只要對國家有利，幾百萬兩銀子他也敢扔進去。但他對自己非常摳門，公款一分不貪，死的時候家里窮得叮當響。

有多窮？《清史稿》里沒細說，但根據當時張之洞門生故吏的回憶，張之洞去世后，家里竟然拿不出足夠的錢辦喪事。最后還是他的學生、親信甚至一些被他提拔過的官員，大家湊份子，才勉強把這位晚清重臣安葬了。

父親留下的物質遺產幾乎為零，但張之洞這個名字的無形資產太大了。

張仁蠡雖然沒分到多少真金白銀，但他繼承了父親龐大的人脈網絡。這就是一個巨大的陷阱。他沒有父親的才干，沒有父親的風骨，卻擁有父親朋友圈的入場券。

張之洞死后，張仁蠡由兄長撫養長大。作為張家的老疙瘩，他在北平過著典型的遺少生活。憑借父蔭，他讀了大學，入了仕途。在抗戰前，他甚至做到了河北省民政廳廳長。如果日子就這么過下去，他頂多也就是個平庸的官二代。

但是，1937年，盧溝橋的槍聲響了。

軟骨頭的抉擇

抗戰全面爆發，北平淪陷了。

這時候擺在張仁蠡面前有兩條路：一是像很多有氣節的文人那樣，南下大后方，或者隱姓埋名，二是利用日本人的勢力，維持自己優渥的生活。

張仁蠡選擇了后者。

為什么？除了貪生怕死，更深層的原因在于經濟壓力。他過慣了錦衣玉食的日子，據說還染上了煙癮。父親留下的清名不能當飯吃，但把這個名字賣給日本人，卻能換來真金白銀。

日本人也不傻。他們搞偽政權，最需要的就是這就種名門之后來裝點門面。張之洞的名字在北方、在湖北，那是一塊金字招牌。拉攏了張之洞的兒子，對日本人的宣撫工作大有裨益。

1939年，是張仁蠡人生的最低谷，也是他仕途的高峰。這一年，他接受了偽儒的任命，出任偽武漢特別市市長。

這不僅是叛國，更是誅心。

大家要知道，武漢是張之洞的基本盤。漢陽鐵廠的高爐是他立的，長江上的碼頭是他修的，這里的百姓很多都念著張香帥的好。

結果，張香帥的親兒子回來了。不是回來抗日，而是坐著日本人的汽車，在大批日軍憲兵的護衛下，回來當了偽市長。

那一刻，張之洞如果在天有靈，估計能氣得把棺材板掀了。

漢奸市長的政績

在武漢當偽市長期間，張仁蠡干了什么？

根據《中華民國史檔案資料匯編》第五輯的記錄，張仁蠡在武漢任職期間，主要干了兩件事：

第一，幫日本人搜刮物資，武漢作為九省通衢，是日軍以戰養戰的重要基地。張仁蠡利用父親的余威和自己的職權，極力配合日軍征收糧食、金屬和棉花。這些物資，最后都變成了打在中國軍民身上的子彈。

第二，鎮壓抗日活動，為了向主子表忠心，他對武漢地下的抗日力量進行了嚴厲的打擊。

最諷刺的是，他還經常要在公開場合發表演講，大談什么中日親善、共存共榮。他站演講的地方，離他父親當年創辦的學校、工廠可能只有幾條街的距離。

他腳下踩著的每一寸土地，都浸透了父親當年圖強救國的汗水。而他嘴里吐出的每一個字，都在出賣這個國家的未來。

后來，他又調任偽天津特別市市長，繼續他的漢奸生涯，直到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

遲到的審判

日本投降后，張仁蠡的好日子到頭了，他很快被國民政府逮捕了。

有意思的是，當時因為局勢混亂，加上張家確實還有些殘存的人脈，張仁蠡在監獄里并沒有立刻被處決，甚至一度還幻想能通過疏通關系保住一條命。畢竟，他是張之洞的兒子，這個身份以前無數次救過他。

但這一次，歷史沒有再給他特權。

1949年，北平和平解放。新政府接管了監獄。對于這些雙手沾滿同胞鮮血、出賣國家利益的巨奸，新政權的態度非常明確：嚴懲不貸。

1951年，隨著鎮壓反革命運動的開展，張仁蠡被北京市軍管會軍法處判處死刑。

宣判那天，沒有冗長的辯護，只有冰冷的判決書。判決書上列舉的罪狀，每一條都是實錘。從武漢到天津，他為虎作倀的樁樁件件，白紙黑字，抵賴不得。

行刑的那一刻，51歲的張仁蠡跪在地上。不知道在那一瞬間，他有沒有想起那個在庚子國難中把他帶到這個世界上的父親。

張之洞一生主張“中學為體，西學為用”，雖然有時代的局限性，但他骨子里是中國傳統的士大夫，講究的是“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他寫過著名的《勸學篇》，教導國人要知恥、要自強。

可惜，他的書被天下人讀了，唯獨沒有教好自己的第十三個兒子。

老達子說

張之洞作為晚清名臣，為了挽救那個搖搖欲墜的帝國，耗盡了最后一絲心血。他或許預見了大清的滅亡，但他絕對無法預見，自己最疼愛的小兒子，會以這樣一種方式，被釘在歷史的恥辱柱上。

張仁蠡的墮落，固然有時代的裹挾，但歸根結底，是個人信仰的崩塌。在民族大義面前，血統救不了你，父蔭救不了你。

正如《左傳》里那句老話：“多行不義必自斃。”

張之洞留給后世的是漢陽鐵廠、是武漢大學，是一段洋務自強的佳話，而張仁蠡留下的，只有那一聲槍響后的塵埃。

父子兩代人，一個造就了城市的脊梁，一個抽掉了自己的脊梁。

歷史有時候真的很幽默，只是這種幽默充滿了黑色的諷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