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7年毛澤東患上感冒，醫生治療卻加重病情，舒同：請劉惠民看看

1957年夏天，青島的海風里還帶著些潮涼。7月中旬的一天傍晚，中央在青島召開的各省、市、自治區黨委書記會議正在緊張進行，會場氣氛凝重，外面卻傳來一個并不算大的消息：毛澤東感冒了，而且情況不太對勁。

圍在他身邊的工作人員心里都明白，這可不是一場普通的小病。那一年的任務很重，會議一場接一場，八一建軍節在即，青島海上大閱兵已經開始籌備。偏偏就在這個關口，毛澤東在海灣里游完泳，返回住地后出現了明顯的不適。他本來也習慣性地沒當回事，卻沒想到，這一次病情越拖越重。

有意思的是，這場感冒，最后竟牽出了一位從沂蒙山區走出來的中醫，還把中醫藥送上了莫斯科的舞臺。

一、青島感冒與一位“陌生中醫”

當時的青島，連續幾場雨剛過，七月的海水溫度并不算高。毛澤東習慣在工作間隙去海里游泳，既是鍛煉，也是放松。那天，他照舊下水，沒游多久就上岸了。夜里氣溫驟降，他從會議室回到住處時，開始覺得發冷、頭沉，很快就出現咳嗽和鼻塞。

隨行的西醫醫生立即給他檢查，判斷是受涼引起的感冒，按常規開了藥。按理說，這種情況很常見，幾劑藥下去就能緩解。誰也沒想到，藥吃了幾天，毛澤東不僅咳嗽沒有明顯減輕，反而出現了失眠，夜里睡得極不安穩。

醫生又調整用藥，以鎮靜、退熱為主，劑量比較謹慎。但新藥吃下去，情況仍不見好，咳嗽、鼻塞依舊，精神狀態反倒越來越疲憊。會議還在繼續，文件堆成小山，毛澤東的工作節奏卻被感冒打亂了。周圍人看在眼里，心里愈發焦急。

那幾天，山東省委書記舒同也在青島參加會議。他得知毛澤東的病遲遲不見好，特意找到負責保健的同志，聽完病情介紹，沉吟了一下，說了一句關鍵的話：“濟南有位中醫劉惠民，醫術很好，可以請他來看看。”語氣雖不重，卻帶著肯定。

工作人員起初有些遲疑。其一，中央首長的健康問題，萬萬不敢冒險；其二，對這位中醫的情況，他們并不熟悉。有人壓低聲音問：“劑量要是掌握不好，出了問題誰負責？”舒同當場表態：“這位劉大夫的藥我吃過，多次了，治感冒特別靈，出了問題由我來擔。”

有了這句話，事情終于向前推進了一步。經過層層請示，劉惠民從濟南被匆匆請往青島，一位在山東行醫多年的中醫，第一次走進了中央領導人的視線。

劉惠民到了青島，見到毛澤東時，態度沉穩，不卑不亢。寒暄過后，毛澤東聽到他的名字，笑著說：“你這是施惠于民啊，請你給我看看。”一句輕松的話，把氣氛緩和了不少。

把脈、望舌、問診，劉惠民看得很仔細。過了一會，他做出判斷：這是風寒內阻、不得外泄，應當用發汗解表的方法，把閉在體內的寒邪宣泄出去。說起來簡單，難點在于用藥。一張藥方寫出來，工作人員一看，心里更緊了——劑量不算小，里面還配了幾味性烈、有一定毒性的藥材，完全不同于前幾天西醫開的那種“溫和方案”。

顧慮又擺到了桌面上。有人提醒：“劉大夫，主席身體特殊，能不能把劑量再減一點？”劉惠民卻堅持：“如果一味求輕，藥力不夠，很難起效。藥可以開，但抓藥、煎藥、服藥，這幾步一定要人盯緊。”

舒同見氣氛緊張，只好再次作保：“他治感冒的藥，我吃過不止一次，真得很靈驗。”最后，還是決定尊重毛澤東本人的意見。工作人員把情況向他匯報，有擔心，有勸阻，也轉達了舒同的保證。毛澤東聽完，笑了一下：“沒事，舒同同志都保證了，我不怕。”

這句話相當于給劉惠民吃了一顆定心丸。

二、從沂水郎中到省級名醫

要說劉惠民為何敢開這樣一張藥方，得從他早年的經歷說起。

劉惠民出生于山東臨沂沂水縣，祖上三代行醫，家里藥香不斷。少年時，他看著長輩行醫抓藥，心里逐漸生出興趣。1916年前后，他正式拜本村著名中醫李步鰲為師，從此開始系統學習經典、方藥、脈理。那時的教學并不寬松，白天跟著師傅出診，晚上在昏黃的燈下抄方背書，一筆一劃寫下《傷寒論》《金匱要略》里的條文。

幾年學成后，他開始獨立行醫。一邊給鄉里人看病，一邊繼續鉆研。有一年，當地瘧疾流行，百姓苦不堪言。他在一本《海上驗方》里看到一個治療瘧疾的方子，反復推敲后決定試用。意外的是，幾例頑固瘧疾在這個方子調理下，發作次數明顯減少，有的病人甚至不再發作。這件事讓他對中醫經驗方的價值有了更深的認識，信心也大大增強。

20世紀20年代，他走出家鄉，到了奉天立達中醫院，在名醫張錫純創辦的醫院里邊行醫邊學習。張錫純主張中西醫互相借鑒，這種風氣，對劉惠民的影響不小。兩年之后，他又考入上海丁仲祜主辦的中西醫藥專門學校，接觸到更多現代醫學知識。

學成回鄉后，劉惠民開門行醫，診室里擠滿了附近村鎮的病人。他曾立下一個頗為樸素卻頗有氣節的誓言：窮人看病，隨叫隨到，遠近能走就走，十里以內不在病家吃飯，藥費視情況減免。時間一長，“十村八店都知道有個劉大夫，不怕累，不怕窮”的說法傳開了。

1931年九一八事變后，東北淪陷，抗日救亡的浪潮席卷各地。劉惠民并非軍人，卻憂心國家，他在沂水縣創辦醫藥研究所，研究草藥，研制簡便方。1938年，他參加八路軍，奔赴抗日前線，并把原先的醫藥研究所改為“國醫救護班”，負責傷病員的救護。其后，他出任山東省人民抗日游擊第二支隊醫務處主任，一邊治病，一邊組織中醫藥供應。

抗戰后期，他被調回地方，利用并不充裕的撥款經營中藥鋪，既要保障抗日軍民用藥，也要兼顧普通百姓看病。后來，他又到山東大藥房擔任副經理，在藥材調度、臨床診治之間來回奔走。這段經歷，既磨練了他的醫術，也磨礪了他的性格。

新中國成立后，在地方政府支持下，劉惠民在濟南建立中醫診療所，后來發展為濟南市中醫院，這是山東較早實行公費醫療的單位之一。緊接著，他又先后擔任山東省中醫院、山東省中醫研究所負責人，開始在更大的平臺推動中醫發展。

對于醫生的職責，他有過一句話，流傳頗廣：“作為一名好醫生，既要有為病人服務的熱情，也要有高明的技術，不肯下功夫學習的醫生，是庸醫，是野醫。”話雖不客氣，卻是他的真實態度。他精通多種疾病的診治，尤其善治神經衰弱。用的藥材大多是常見的，但在他手里能配出意想不到的效果。嬰兒癱、肝昏迷、乙醇腦炎后遺癥、風濕病等，在當時都屬于棘手病種，他也敢接、能治。

1956年，劉惠民被山東省人民政府評為省先進工作者，同年又獲國務院授予的全國先進工作者稱號。到了這一年，他在山東一帶已經名聲在外。舒同長期在濟南工作，自己曾多次找劉惠民看病，效果頗佳，所以1957年在青島聽說毛澤東感冒久治不愈，第一時間想起的，就是這位老中醫。

三、中醫走進中南海，也走出國門

回到青島那間臨時診室。藥方已經擬好，如何抓藥、如何煎煮，劉惠民提了一個頗為嚴格的要求：必須由舒同的夫人石瀾親自去藥店抓藥，親自熬藥，而且要在場看著毛澤東把藥喝下去。他的理由很簡單，這不是普通病人，這是國家最高領導人，每一步都必須心中有數。

藥熬好端來，顏色發深，味道自然很苦。毛澤東看了看，說了句：“中藥30年沒喝過了，這次再嘗一嘗也好。”幾碗藥下去，他的汗出得很暢快。到了第三天，咳嗽、鼻塞、寒戰這些癥狀基本消失，最明顯的變化，是他的睡眠好轉了，夜里能踏實睡幾個整覺，人也精神了許多。

周圍人明顯松了口氣。毛澤東對劉惠民說：“這次感冒總不好，幾次換藥都不見效，你兩劑中藥就解決問題了，中醫中藥好，你的醫術也好。”這不是客套話，而是對一次實際療效的肯定。

他又對藥方里的細節生出興趣，特別點到一味“酸棗仁”：為什么既用生的，又用炒的，還要搗碎？石瀾解釋說，生酸棗仁有提神作用，炒熟則偏安神，生熟合用，既不至過分抑制，也不會過度興奮，達到了調節中樞神經的平衡。這番解釋，既合中醫理論，又不離生活經驗。毛澤東聽得很認真，轉頭對舒同說：“你夫人講得這么細，將來都可以當醫生了。”

青島會議結束后，緊接著就是一項重要任務：準備11月參加蘇聯十月革命勝利四十周年慶典。江青提出一個建議，這次去莫斯科，可以帶劉惠民同行，既作為保健醫生，也為中醫爭一口氣。毛澤東愉快同意。

這件事，背后有兩個深層考慮。一則，向蘇聯等社會主義國家展示中國傳統醫學的療效與特色；二則，向國際社會釋放一個信號——新中國不僅不排斥中醫，反而積極提倡中醫。建國初期，國內醫學界一度出現輕視中醫的傾向，國外對中醫更是充滿疑慮。此時帶一位有真本事的中醫出訪，象征意義很重。

到了莫斯科，飛機剛落地，在紅場迎接的蘇聯領導人中，有布爾加寧、米高揚等人。寒暄之間，他們注意到了身邊這位中國中醫，對針灸、中藥一連串發問，尤其對針灸治療某些頑癥表示好奇。劉惠民不擅夸張，只是按中醫原理耐心解釋，講經絡、講取穴、講辨證，結合自己治病的具體案例，說得對方聽得津津有味。

在蘇聯逗留期間，他給多位蘇聯領導人把脈、看舌、開方。有些只是小毛病，有些則是長期困擾的慢性病。治療不可能一蹴而就，但中醫的思路和方法讓不少人感到新鮮。可以說，這段時間，他在無形中承擔起傳播中醫文化的角色。

訪蘇前后，還有一件小事，頗能說明劉惠民在毛澤東心中的分量。毛澤東的女兒李敏有個高中同學，名叫王桂芹，被診斷為大腦皮質疲勞，長期頭暈乏力，看過許多醫生都收效有限。毛澤東聽說后，說等從蘇聯回來，請劉惠民來看看。

返國之后，劉惠民受邀進京，為王桂芹診脈、開方。藥方拿走后，他并沒有一直留在北京，而是回濟南繼續工作。王桂芹在寒假期間按方服藥，癥狀大為緩解。這一變化，讓周圍人印象深刻。兩年后，她舊病復發，毛澤東又安排著名婦科專家林巧稚診治，這一次的過程更漫長。有人從中得出不同的判斷，有人認為病情與生活變化有關，并非完全由藥物決定。但有一點不難看出：在重要時刻，毛澤東仍舊傾向于優先想到這位山東中醫。

1959年，劉惠民第二次為毛澤東治療感冒。看完病，他剛寫完處方，毛澤東突然來了興趣，問他一個看似簡單的問題：“人們常說‘上火’，這個到底怎么解釋？”劉惠民先按中醫理論講了一通，講陰陽失衡，講臟腑火熱。毛澤東聽著聽著笑了：“你講的這些，我都不大懂，你看怎么辦？”

劉惠民略一思索，換了個說法：“西醫學了中醫，再用中醫的話講出來，您就懂了。”毛澤東聽得眼前一亮：“對咯，關鍵問題就在這里，西醫要學習中醫。”這段對話，很有意味，一頭連著個人的病情，一頭連著國家的醫療方針。

四、從井岡山到北京，中醫始終在場

毛澤東對中醫的信任，并不是青島那次感冒才開始的。早在井岡山時期，中醫就已經在革命根據地的醫療體系中發揮了作用。

1928年11月25日，他在《井岡山的斗爭》一文中寫到，當時一打仗就有一批傷員，加上營養不足、受寒受濕，生病的人很多。那時的紅軍醫院設在山上，條件極其簡陋，西藥匱乏，只能更多依靠中醫，采用草藥和針灸等方法進行治療。在那樣的環境下，中醫藥的一個突出優勢，就是可以就地取材，不完全受敵方封鎖影響。

他當時有過一句頗為務實的判斷：根據地缺醫少藥，必須發揮中醫藥的作用，把草醫草藥重視起來，敵人的封鎖就難以完全奏效。事實證明，正是這些被后來人稱為“土法”的辦法，救治了大量紅軍官兵，支撐了革命隊伍度過極為艱難的歲月。

延安時期，他本人患上風濕性關節炎，一逢陰雨，肩臂疼痛，抬手都困難。西藥治療了一段時間，效果有限。一次，延安的知名中醫李鼎銘前來探望，替他切脈后頗有把握地說：四副中藥就能見效。這個判斷，在當時引起不小的爭議，尤其是毛澤東身邊的西醫醫生，很難接受讓他吃中藥的提議。

毛澤東權衡之后，還是決定試一試。他頂住身邊人的反對，堅持把四副藥按時服完。結果出乎許多人意料，疼痛明顯減輕，手臂活動自如。親身體驗過這種不同治療方式的效果后，他對中醫的信任更深了一層，并把李鼎銘推薦給八路軍干部戰士，讓更多人接受中醫診治。此后，中醫藥在八路軍各部隊中逐漸扎根，既治病，又培養中醫人才。

1948年淮海戰役前夕，毛澤東點名讓粟裕擔任主將。粟裕卻一度推辭，說自己從長征一路走到北方，什么大場面都見過，就是現在腰酸背痛、腹痛發作時會昏厥，擔心拖累戰機。毛澤東很干脆地回答：“你的病我知道，我把藥都給你準備好了。”他拿出幾盒龜齡集，讓粟裕安心服用，專心準備戰役。戰役結束時，藥也吃完了，粟裕的病情得到明顯改善，這件事后來在軍內流傳很廣。

中西醫之間的關系問題，當年在延安就已經擺到桌面上。有一次，毛澤東問李鼎銘：“有些西醫看不起中醫，你看邊區醫藥事業應該怎么走？”李鼎銘的回答很平實：“中西醫各有所長，只有團結起來才能進步。”毛澤東點頭，說這個設想很好，將來一定要推動中西醫結合。

1956年，他在與文藝、音樂界人士談話時，又談到醫學問題。他提出一個思路：要學習外國的近代科學，用這些方法來研究中國的傳統醫學，從而發展中國的新醫學。他舉了個例子，中藥胖大海其實是進口藥材，中醫卻能把它納入自己的體系，為所用。他認為，中醫之所以能發展，是因為歷來都有兼收并蓄的傳統，而不是拒絕一切外來之物。

到了1974年，毛澤東已經年過八十，白內障困擾他一年多，視力嚴重下降，后來幾乎看不見東西。中央經過慎重篩選，請中醫眼科醫生唐由之承擔手術。起初，毛澤東并不愿意接受手術，對醫生們的話也只信一部分，更傾向于依靠自身抵抗力慢慢熬。然而病情拖下去，已經影響到他處理工作。

唐由之只能一點一點解釋。他握著毛澤東的手，把拳頭比作眼球，在拳面比劃角膜和晶體的位置，用極其通俗的方式講解白內障的形成和手術原理。毛澤東聽得多了，漸漸產生興趣。知道他愛古詩，唐由之還念了白居易關于“金篦刮障”的詩句，說唐代就有針撥內障的手術方法，如今再結合現代器械和消毒手段，已經形成了一種中西結合的手術方案。

7月23日，手術開始。時間并不長，四五分鐘左右便告一段落。唐由之包扎好傷口，說：“主席，手術已經完成了。”毛澤東有些意外：“這么快？我還以為你沒做呢！”第二天換藥時，他已經能看見東西，只是還不習慣再度包扎。兩人圍繞要不要立刻遮蓋，又爭執了好一陣，最后采取折中方案，讓毛澤東戴上特制眼鏡，由唐由之守在門外，觀察情況。

幾個小時后，左眼出現不適，唐由之一看，好在并無嚴重感染跡象，及時處理、重新包扎，情況穩住了。毛澤東沉默良久，說了一句：“你勝利了。”唐由之回答：“主席，您也勝利了。”他解釋，這次手術本身，就是在您提出的中西醫結合思路指導下完成的。毛澤東聽后，心情明顯寬慰許多，愿意再配合包扎幾天。

從井岡山的傷兵救治，到延安的中醫藥試驗，再到青島感冒、莫斯科之行、北京眼科手術，可以看到一個清晰的脈絡：中醫從偏居一隅的“土法”，逐漸走進國家最高決策者的視野，又被有意識地推向更廣闊的舞臺。劉惠民只是其中一個代表，卻通過1957年的那次感冒，把自己的名字、也把中醫的價值，牢牢寫在了那段歷史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