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起遠期售匯業務的外匯風險準備金率將下調為 0，影響幾何？

人民幣升值背景下，會造成美元流動性的顯著變化！

看看香港恒生科技從2025年10月至今已經快下跌了25%，美國的AI和軟件板塊這兩也在經歷大規模調整，包括國際大宗商品市場、BTC市場的一些變化，實際上都在說明一件事：美元的流動性正在發生轉變，美聯儲的“緊縮性寬松”正在加速調整美元資金池的配置結構，因此我國需要適時進行周期宏觀貨幣政策的審慎調整！由此，2月27日，央行宣布自2026年3月2日起，將遠期售匯業務的外匯風險準備金率從20%下調至0%！

而要理解此次調整，首先需明確遠期售匯的概念。

這個業務是指企業與銀行簽訂遠期合約，約定未來某一特定日期、特定匯率，向銀行購買一定金額外匯的業務，本質是一種外匯衍生避險工具，合約期限涵蓋7天至12個月等多個檔次，核心作用是鎖定未來購匯成本。

一、為什么這次要將遠期售匯業務的外匯風險準備金率下調為 0

簡單來說，對于有進口付匯、海外債務償還需求的企業，若擔心未來人民幣貶值導致購匯成本上升，便可通過遠期售匯提前鎖定匯率，避免匯率波動侵蝕利潤。

例如，某進口企業預計6個月后需支付1000萬美元，當前即期匯率為1:6.85，若擔心未來美元升值，可與銀行約定6個月后按1:6.88的遠期匯率購匯，無論屆時即期匯率如何波動，企業都能按約定價格完成交割，實現風險對沖。

而外匯風險準備金率，是央行針對銀行開展遠期售匯業務設定的調控工具，即銀行需按遠期售匯簽約額的一定比例，向央行交存無息準備金（凍結期1年），此前該比率為20%，此次下調至0，意味著銀行無需再交存這部分準備金，業務成本大幅降低。

前面說了，此次準備金率下調，與當前美元流動性變化存在間接關聯，但其實在我國的外匯管制條件下，這并非直接因果關系，其核心仍是國內外匯市場形勢的客觀需求。

我們知道，當美元流動性寬松時，美元指數走弱，資金會流向新興市場，推動非美貨幣升值。當美元流動性收緊時，美元指數走強，非美貨幣往往面臨貶值壓力。而在近期，美元指數相對疲軟，美元流動性呈現寬松態勢，帶動人民幣兌美元匯率持續升值，截至2月26日，在岸、離岸人民幣兌美元均升至2023年4月以來新高，年初至今累計升值約3%，市場單邊升值預期有所顯現。

在此背景下，央行下調遠期售匯準備金率，本質是通過降低企業遠期購匯成本，釋放遠期購匯需求，進而增加外匯市場的美元需求，對沖人民幣單邊升值壓力，引導匯率雙向波動，持續的快速升值，會導致貿易順差利潤快速縮小，影響制造業的出口創匯。從這個角度看，美元流動性寬松帶來的人民幣升值壓力，是此次調整的重要背景之一。

而趁著當下美國關稅裁決實際造成我對美出口成本下降5%-10%之際，疊加國內外貿形勢良好、外匯市場供求平衡的特征，央行主動支持企業匯率避險，也是此次調整的核心考量。

二、從貨幣工具角度回顧其調整歷史！

通常而言，遠期售匯業務的外匯風險準備金率，并非常規貨幣政策工具，而是央行宏觀審慎政策框架的重要組成部分，定位為“逆周期外匯調控工具”，核心作用是平抑外匯市場順周期波動，引導市場預期理性回歸，而非改變匯率長期走勢。

其與存款準備金率、利率等影響全局的貨幣政策工具不同，該工具僅聚焦于遠期售匯業務，通過調節銀行業務成本，傳導至企業端，進而影響外匯市場交易行為。

邏輯上會呈現：當人民幣面臨貶值壓力、市場出現單邊貶值預期時，央行上調準備金率，增加銀行遠期售匯成本，進而提高企業遠期購匯成本，抑制過度購匯行為，緩解貶值壓力。當人民幣面臨升值壓力、市場預期單邊走強時，下調準備金率，降低企業和銀行的交易成本，釋放遠期購匯需求，對沖升值壓力，引導匯率回歸雙向波動。

因此從歷史調整軌跡來看，這一工具的逆周期屬性尤為明顯：人行在2015年首次設立20%準備金率，應對“8·11”匯改后的人民幣貶值壓力。2017年、2020年兩次下調至0，均對應人民幣升值預期較強的時期。2018年、2022年兩次上調至20%，則是為了應對人民幣貶值壓力！

三、對A股和港股市場的影響！

從歷史來看，2017年、2020年兩次將該比率下調至0后，均出現人民幣短期貶值、A股整體上漲趨緩、北上資金流入放緩的特征，其中2017年下調后10個交易日上證綜指小幅下跌0.2%，2020年下調后股市上漲勢頭明顯放緩，港股也同步受外資流動影響呈現短期波動，行業表現上則呈現消費走強、周期走弱的分化態勢。

而此次調整的背景相似，都是短期希望通過緩解人民幣單邊升值壓力，間接影響外資流向，因此北上資金流入節奏可能放緩，進而對A股外資重倉板塊形成溫和影響，港股作為離岸市場，對資金流動更敏感，短期或出現小幅震蕩。

不過，A股市場的政策性獨立性運行邏輯較強，兩市走勢仍取決于國內外經濟基本面、政策面及資金面的綜合作。未來，仍將取決于國內外經濟基本面的相對變化，尤其是CPI/PPI數據的波動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