達利歐最新長文：2026，像極了1936

作者：瑞·達利歐 責編：柒

來源：筆記俠（ID：Notesman）

導讀：歷史的洪流從不提前打招呼，但總有人能通過周期讀懂它的走向。瑞·達利歐在慕尼黑安全會議的喧囂背后，看到了更本質的東西：世界已經換軌。

在最新長文中，他詳細拆解了從“有秩序”到“失序”的臨界點。

當大國博弈不再尋求法律仲裁，而是回歸原始的叢林法則，我們習以為常的和平紅利、全球化紅利，或許都將被重新定價。

在慕尼黑安全會議上，1945年后的世界秩序被大多數領導人宣告死亡，其背后的圖景在題為《正在解構》的《2026年安全報告》中得以呈現。

更具體地說，德國總理弗里德里希·默茨表示：“持續數十年的世界秩序已不復存在”，我們正處于一個“強權政治”時期。他明確表示，在這個新時代，自由“不再是理所當然”。

法國總統埃馬紐埃爾·馬克龍呼應了默茨的判斷，并表示歐洲與先前世界秩序掛鉤的舊安全架構已不存在，歐洲必須為戰爭做準備。美國國務卿馬可·盧比奧表示，我們正處于一個“新的地緣政治時代”，因為“舊世界”已經消失。

用我的話來說，我們正處于大周期中的第六階段，這個階段的特點是出現巨大失序，源于我們身處一個沒有規則、強權即公理、大國沖突的時期。

鑒于現在幾乎普遍認同1945年后的世界秩序已經瓦解，我們正在進入一個新的世界秩序。

一

外部秩序與失序的大周期

人與人之間的關系以及支配它們的秩序，無論是內部還是外部，其運作方式基本相同，并且相互交融。事實上，不久之前，內部秩序和外部秩序之間還沒有區別，因為國家之間沒有明確界定和相互承認的邊界。

因此，關于國家內部從有序到無序循環的六個階段，在國家之間也同樣適用，但有一個重要的例外：國際關系更多地受制于赤裸裸的權力動態。

這是因為所有治理體系都需要有效且商定的：

1.法律和立法能力；

2.執法能力（例如，警察）；

3.裁決方式（例如，法官）；

4.明確且具體的、與罪行相適并得到執行的后果（例如，罰款和監禁）。

而這些要素要么不存在，要么在指導國家間關系方面不如在指導國內關系時有效。

盡管人們曾試圖讓外部秩序更遵守規則（例如，通過國際聯盟和聯合國），但總體上它們都失敗了，因為這些組織沒有比最強大的國家擁有更多的財富和權力。

當單個國家比國家集體擁有更多權力時，更強大的單個國家就會統治。這是因為權力至上，而平等的財富和權力很少能在不經斗爭的情況下被放棄。

當強國發生爭端時，它們不會讓律師向法官陳述案情。相反，它們相互威脅，要么達成協議，要么開戰。國際秩序遵循的是叢林法則，而非國際法。

國家之間主要有五種類型的斗爭，它們分別是貿易/經濟戰、科技戰、資本戰、地緣政治戰和軍事戰。

貿易/經濟戰主要指關于關稅、進出口限制以及其他在經濟上損害競爭對手的方式的沖突。

科技戰則是關于哪些技術可以共享、哪些技術作為國家安全保護層面的沖突。

地緣政治戰指關于領土和聯盟的沖突，這類沖突通常通過談判和明確或隱含的承諾解決，而非戰斗。

資本戰是通過金融工具施加的沖突，例如實施制裁，通過懲罰提供資金和信貸的機構及政府來切斷其資金和信貸，或是限制外國進入本國資本市場。

軍事戰則是涉及實際射擊和部署軍隊的沖突。

國家間的大多數斗爭都屬于上述一個或多個類別（例如，網絡戰在所有類別中都有一席之地）。這些斗爭關乎財富和權力，以及與之相關的意識形態。

雖然大多數此類戰爭不涉及射擊和殺戮，但它們都是權力斗爭。在大多數情況下，前四種戰爭會隨著時間推移，演變為競爭對手的國家之間的激烈競爭，直到軍事戰爭開始。

這些斗爭和戰爭，無論是否涉及射擊和殺戮，都是一方對另一方施加權力的行為。它們可能是全面的，也可能是克制的，取決于問題的重要性以及對手的相對實力。但一旦軍事戰爭開始，其他四個維度都將被最大限度地武器化。

正如前幾章所討論的，推動內部和外部周期的所有因素往往同時改善或惡化。當情況變糟時，可爭論的事情增多，導致更強的斗爭傾向。這是人性，也是我們擁有大周期的原因，這個周期在好時期和壞時期之間搖擺。

全面戰爭通常發生在當存在（對國家存續至關重要，以至于人民愿意為之戰斗和犧牲的）生存問題，且這些問題無法通過和平手段解決時。

由此引發的戰爭將明確哪一方勝出并在后續事務中擁有霸權。這種關于誰制定規則的明確性，隨后成為新國際秩序的基礎。

以下圖表顯示了自1500年以來歐洲內部與外部和平及沖突的周期，反映在它們造成的死亡人數上。

如你所見，有三個沖突起伏的大周期，平均每個約150年。雖然大型內戰和對外戰爭只持續很短時間，但它們通常是導致其發生的長期沖突的頂點。雖然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戰各自由經典周期驅動，但它們也是相互關聯的。

如你所見，每個周期都由一段相對較長的和平與繁榮時期（例如，文藝復興、啟蒙運動和工業革命）構成，這些時期為可怕而暴力的對外戰爭（例如，三十年戰爭、拿破侖戰爭和兩次世界大戰）埋下了種子。

上行期（和平與繁榮時期）和下行期（蕭條和戰爭時期）都影響著整個世界。并非所有國家都會在主導大國繁榮時繁榮，因為一些國家的獲得是以他國為代價的。

在你繼續閱讀時，請記住：關于戰爭，最可以確信的兩件事是：

1.它不會按計劃進行；

2.它會遠比想象的糟糕。

正是出于這些原因，后續的許多原則都涉及避免熱戰的方法。盡管如此，無論出于好的還是壞的原因，熱戰還是會發生。

需要明確的是，雖然我認為大多數戰爭是悲劇性的、為荒謬的理由而戰，但有些戰爭值得一打，因為不打的后果（例如，失去自由）是不可接受的。

二

導致外部秩序變化的永恒普適力量

在自身利益和自身生存之后，對財富和權力的追求是最能激勵個人、家庭、公司、國家和民族的因素。

因為財富等同于權力——即建立軍事力量、控制貿易和影響他國的能力——國內實力和軍事實力相輔相成。購買槍支（軍事力量）需要錢，購買黃油（國內社會開支需求）也需要錢。

當一個國家未能提供足夠的任何一種時，它就容易受到國內外的反對。通過研究歷代王朝和歐洲帝國，我了解到，在開支上勝過競爭對手的財政實力是一個國家能擁有的最重要的實力之一。

這就是美國在冷戰中擊敗蘇聯的方式。以正確的方式花足夠的錢，你就不必進行熱戰。長期成功取決于在不產生導致自身衰落的過度行為的情況下，維持“槍支”和“黃油”。

換句話說，一個國家必須在財政上足夠強大，才能為其人民提供良好的生活水平和抵御外敵的保護。真正成功的國家能夠做到這一點長達200至300年。沒有一個國家能永遠做到這一點。

當主導大國開始衰弱，或者一個新興大國在實力上開始接近它——或者兩者兼而有之時，沖突就會產生。軍事戰爭的最大風險在于雙方同時擁有：大致相當的軍事實力，以及不可調和且關乎存亡的分歧。

對立國家面臨的選擇——要么戰斗，要么退讓，非常難以做出決定。兩者代價都很高：戰斗以生命和金錢為代價，退讓則以地位喪失為代價，因為這顯示出軟弱，會導致支持減少。

當兩個競爭實體各自擁有摧毀對方的能力時，雙方都必須有極高的信任，確信自己不會遭受對方不可接受的傷害或殺戮。然而，能夠妥善處理囚徒困境的情況極為罕見。

雖然國際關系中除了最強大者強加給自己的規則外，沒有其他規則，但某些方法確實能比其他方法產生更好的結果。具體來說，那些更有可能帶來雙贏結果的方法，優于那些導致雙輸結果的方法。

因此，這個至關重要的原則是：要獲得更多雙贏的結果，就需要在談判中考慮到對方和自身最重要的事項，并知道如何交換它們。

熟練的合作以產生雙贏的關系，既能增加財富和權力，又能很好地分配它們，這遠比導致一方征服另一方的戰爭更有回報，痛苦也少得多。

通過對手的眼睛看問題，并清晰地向他們識別并傳達你的紅線（即，不能妥協的事項），是做好這一點的關鍵。

勝利意味著在不失去最重要事物的前提下得到最重要的事物，因此那些在生命和金錢上耗費遠超其收益的戰爭是愚蠢的。但“愚蠢”的戰爭仍然時有發生，原因我稍后會解釋。

由于以下原因，人們太容易滑入愚蠢的戰爭：

a.囚徒困境；

b.針鋒相對的升級過程；

c.衰落方認為退讓的代價過高；

d.在需要快速決策時存在的誤解。

競爭對手的大國通常發現自己處于囚徒困境；他們需要方法讓對方確信自己不會試圖殺死對方，以免對方先下手為強。

針鋒相對的升級是危險的，因為這要求每一方要么升級，要么失去對手在上一步行動中奪取的東西；這就像一場“膽小鬼游戲”——逼得太緊就會迎頭相撞。

不真實和情緒化的煽動性言論會增加愚蠢戰爭的危險，因此領導人最好在解釋局勢及其應對方式時做到真實和深思熟慮（這在民主國家尤其重要，因為民眾的意見至關重要）。最糟糕的情況是領導人在與其民眾打交道時不真實且情緒化，更糟的是他們接管媒體。

總的來說，在雙贏關系和雙輸關系之間轉換的傾向以周期性方式發生。人們和帝國更可能在好時期合作，在壞時期斗爭。當現有大國相對于崛起大國衰敗時，它自然傾向于維持現狀或現有規則，而崛起大國則希望改變它們，以符合實地不斷變化的事實。

雖然我不知道“愛情和戰爭中一切都是公平的”這句話中關于愛情的部分，但我知道關于戰爭的部分是正確的。

例如，在美國獨立戰爭中，當英國人排成排準備戰斗，而美國革命者從樹后向他們射擊時，英國人認為這不公平并抱怨。革命者贏了，他們認為英國人愚蠢，并且獨立和自由的事業證明了改變戰爭規則是正當的。事情就是這樣。

這引出了我的最后一條原則：擁有權力，尊重權力，并明智地使用權力。

擁有權力是好的，因為權力總能戰勝協議、規則和法律。當事情發展到緊要關頭，那些有能力強制執行自己對規則和法律的解釋，或者有能力推翻它們的人，會得到他們想要的。

尊重權力很重要，因為打一場會輸的戰爭是不明智的；更可取的是通過談判達成盡可能最好的解決方案（除非你想成為烈士，這通常是出于愚蠢的自我原因，而非明智的戰略原因）。

明智地使用權力也很重要。明智地使用權力不一定意味著強迫他人給你想要的東西——即欺凌他們。它包括認識到慷慨和信任是產生雙贏關系的有力因素，雙贏關系比雙輸關系有利得多。

換句話說，很多時候，使用“硬實力”并非最佳途徑，而使用“軟實力”更為可取。

在考慮如何明智地使用權力時，決定何時達成協議、何時開戰也很重要。為此，一方必須設想其權力將如何隨時間變化。

在自己的權力最大時，利用權力談判達成協議、執行協議或發動戰爭是可取的。這意味著，如果自己的相對權力在下降，那么早打有利；如果自己的權力在上升，那么晚打有利。

如果處于雙輸關系中，必須以某種方式擺脫它，最好是通過分離，盡管也可能通過戰爭。要明智地處理自己的權力，通常最好不要顯露它，因為這會讓他人感到威脅，并建立他們自己的威脅性力量，導致相互升級，危及雙方。

權力通常最好被當作一把隱藏的刀，在發生戰斗時可以拿出來。但有時，展示權力并威脅使用它，對于改善談判地位和防止戰斗最為有效。

了解對方最重要和最不重要的事項，特別是他們愿意為什么而戰、不愿意為什么而戰，能讓你找到雙方都認為是解決爭端的公平平衡點。

雖然擁有權力通常是可取的，但不擁有自己不需要的權力也是可取的。因為維持權力會消耗資源，最重要的是你的時間和金錢。而且，權力伴隨著責任的重擔。我常常驚訝于權力較小的人可能比權力較大的人幸福得多。

三

案例研究：第二次世界大戰

既然我們已經涵蓋了驅動外部秩序和失序周期的動態和原則（這些是通過研究許多案例得出的），我想簡要回顧一下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案例，因為它提供了從和平走向戰爭的典型動態的最新例證。

雖然這只是一個案例，但它清晰地展示了三大周期——即貨幣和信貸周期、內部秩序/失序周期以及外部秩序/失序周期——的交匯如何為災難性戰爭創造了條件，并為新的世界秩序奠定了基礎。

這個時期的故事本身就非常有趣，但它們之所以特別重要，是因為它們提供了幫助我們思考當前局勢和未來可能性的經驗教訓。

1.通往戰爭之路

為了幫助描繪20世紀30年代的圖景，我將簡要回顧導致1939年歐洲戰爭正式爆發和1941年珍珠港事件的地緣政治要點。然后，我將快速掠過戰爭本身以及1945年美國處于權力巔峰時新世界秩序的開端。

1929年大崩盤之后的全球蕭條導致幾乎所有國家都出現了關于財富的巨大內部沖突。這導致它們轉向更民粹主義、威權主義、民族主義和軍國主義的領導人和政策。

這些轉向要么偏右，要么偏左，程度因各國國情及其民主或威權傳統的力量而異。

在德國、日本、意大利和西班牙，極其糟糕的經濟狀況和不那么完善的民主傳統導致了極端的內部沖突，轉向了右翼的民粹主義/威權領導人，就像在蘇聯，它同樣經歷了極端狀況且沒有民主經驗，在不同時期轉向了左翼的民粹主義/威權領導人。

美國和英國擁有更強大的民主傳統，經濟狀況也不那么嚴峻，因此它們變得比過去更民粹主義和威權主義，但遠不及其他國家。

2.德國和日本

雖然德國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后背負了巨額賠款債務，但到1929年，通過楊格計劃該計劃提供了可觀的債務減免，并要求外國軍隊在1930年前撤出德國），它開始擺脫枷鎖。

但全球蕭條嚴重打擊了德國，導致近25%的失業率、大規模破產和普遍貧困。典型的情況是，左翼民粹主義者和右翼民粹主義者（法西斯主義者）之間發生了斗爭。

主要的民粹主義者/法西斯主義者阿道夫·希特勒，利用了民族屈辱的情緒，煽動起民族主義狂熱，將《凡爾賽條約》及其施加國視為敵人。他制定了一個25點民族主義綱領，并圍繞它爭取支持。

為了應對內部斗爭和恢復秩序的愿望，希特勒于1933年1月被任命為總理。兩個月后，納粹黨在德國國會贏得了最多的支持和席位。

希特勒拒絕支付任何進一步的賠款債務，退出國際聯盟，并于1934年對德國實行威權控制。身兼總理和總統雙重職務，他成為國家的最高領導人。在民主國家中，總有一些法律允許領導人攫取特殊權力；希特勒攫取了所有這些權力。

他援引魏瑪憲法第48條，終止了許多公民權利，并強行通過了《授權法》，允許他在不經國會和總統批準的情況下通過法律。

他對任何反對派都毫不留情——他審查或控制報紙和廣播公司，建立秘密警察（蓋世太保）來鏟除和鎮壓反對派，剝奪猶太人的公民權，沒收新教教會的資金，并逮捕反對他的教會官員。他宣稱雅利安人種優越，禁止非雅利安人在政府任職。

希特勒采取同樣的威權/法西斯主義手段重建德國經濟，同時實施大規模的財政和貨幣刺激計劃。他將國有企業私有化，鼓勵企業投資，積極行動以提高雅利安德國人的生活水平。

例如，他創立大眾汽車公司，讓汽車變得負擔得起、觸手可及，并指導建設高速公路。他通過強迫銀行購買政府債券來為這些大幅增加的政府開支融資。所產生的債務由公司收益和中央銀行（帝國銀行）將債務貨幣化來償還。這些財政政策大體上有效地實現了希特勒的目標。

這是另一個例子，說明如果借來的資金投入到能提高生產力并產生足夠現金流來償還債務的投資中，用本國貨幣借款、增加本國債務和赤字可以非常有成效。即使不能覆蓋100%的償債成本，它也能在實現國家經濟目標方面極具成本效益。

至于這些政策的經濟效果，當希特勒在1933年上臺時，失業率為25%。到1938年，失業率為零。希特勒掌權后的五年里，人均收入增長了22%，1934年至1938年間，實際增長率平均超過8%。

如下圖所示，1933年至1938年間，德國股市穩步上漲了近70%，直到熱戰開始。

1935年，希特勒開始建立軍隊，規定雅利安人必須服兵役。德國的軍費開支增長速度遠超任何其他國家，因為德國經濟需要更多資源來為其提供動力，并且它打算利用其軍事力量奪取這些資源。

與德國一樣，日本也受到蕭條的異常嚴重打擊，并因此變得更加威權。日本尤其容易受到蕭條的影響，因為作為一個沒有足夠自然資源的島國，它依賴出口獲取收入來進口必需品。

當1929年至1931年間日本出口下降約50%時，其經濟遭受重創。1931年，日本破產了——即被迫耗盡黃金儲備，放棄金本位制，讓其貨幣貶值，導致其購買力枯竭。這些可怕的條件和巨大的貧富差距導致了左翼和右翼之間的斗爭。

到1932年，右翼民族主義和軍國主義大規模抬頭，希望能強行恢復秩序和經濟穩定。日本開始通過從其他國家奪取所需自然資源（例如，石油、鐵、煤和橡膠）和人力資源（即奴隸勞工），并向亞洲各地擴張。

與德國一樣，可以說日本通過軍事侵略獲取所需資源的途徑，比依賴傳統貿易和經濟做法更具成本效益。

1934年，日本部分地區發生嚴重饑荒，導致更多政治動蕩，并加強了右翼、軍國主義、民族主義和擴張主義運動。

在隨后的幾年里，日本自上而下的法西斯統制經濟日益強大，建立了軍事工業復合體，以保護其在東亞和北部的現有基地，并支持其對其他國家的侵犯。與德國的情況一樣，雖然大多數日本公司仍為私有，但其生產受政府控制。

要理解什么是法西斯主義，我們可以考察一個國家在選擇其治理方式時通常需要做出的三個重大選擇。

首先是決策方式，是采取自下而上的民主模式，還是自上而下的威權模式。其次是生產所有權的歸屬。最后是價值觀導向，是將個人福祉視為首要的個人主義，還是將整體福祉視為首要的集體主義。

法西斯主義在這三個維度上的選擇是明確的：它奉行威權的決策方式，堅持資本主義的生產資料所有制，并強調以集體利益為最高導向。

法西斯主義者相信，自上而下的威權領導——即政府指導私營公司的生產，使個人滿足感服從于國家成功——是使國家及其人民更富裕、更強大的最佳途徑。

3.美國與盟國

在美國，1929年后債務問題對美國銀行來說是毀滅性的，這限制了它們在全世界范圍內的貸款，損害了國際借款者。

與此同時，蕭條造成了需求疲軟，導致美國進口和其他國家對美銷售崩潰。隨著收入減弱，需求下降，更多的信貸問題發生，形成自我強化的經濟下行螺旋。

美國的回應是轉向貿易保護主義以保障就業，通過1930年的《斯穆特-霍利關稅法》提高關稅，這進一步加劇了其他國家的經濟狀況。

在經濟不景氣時提高關稅以保護本國企業和就業是常見的做法，但這會導致效率降低，因為生產不在最具效率的地方進行。

最終，關稅會導致全球經濟更加疲軟，因為關稅戰會使施加關稅的國家失去出口。不過，關稅確實使受其保護的實體受益，并且可以為施加關稅的領導人創造政治支持。

蘇聯尚未從其1917-22年毀滅性的革命和內戰中恢復過來，還有一場輸給德國的戰爭、一場代價高昂的對波蘭戰爭以及1921年的饑荒，并且在整個20世紀30年代飽受政治清洗和經濟困境的折磨。

因此，當1930年情況惡化且關稅開始實施時，這些國家糟糕的狀況變成了絕望的境地。

更糟糕的是，20世紀30年代美國和蘇聯都發生了干旱。自然災害（例如，干旱、洪水和瘟疫）常常導致嚴重的經濟困難時期，當與其他不利條件相結合時，就會導致劇烈的沖突時期。

加上極端的政府政策，蘇聯有數百萬人死亡。與此同時，內部政治斗爭和對納粹德國的恐懼導致數十萬人被清洗，他們被指控從事間諜活動并在未經審判的情況下被槍決。

通縮性蕭條是由債務人手中沒有足夠的資金償還債務而引發的債務危機。它們不可避免地導致印鈔、債務重組以及政府支出計劃，這些計劃會增加貨幣和信貸的供應，并降低其價值。唯一的問題是政府官員需要多長時間才能采取這一舉措。

以美國為例，從1929年10月的崩盤到富蘭克林·D·羅斯福總統1933年3月的行動，花了三年半時間。在羅斯福上任的頭一百天里，他創建了幾個大規模的政府支出計劃，這些計劃通過大幅增稅和由美聯儲貨幣化的債務融資的巨大預算赤字來支付。

他實施了就業計劃、失業保險、社會保障支持以及有利于勞工和工會的計劃。在他1935年的稅收法案（當時俗稱“向富人征稅”）之后，個人所得稅最高稅率升至75%（而1930年最低為25%）。

到1941年，個人所得稅最高稅率為81%，公司稅最高稅率為31%，而1930年為12%。羅斯福還征收了其他一些稅種。盡管有所有這些稅收以及經濟回升帶來的稅收增加，但由于支出增長如此之大，預算赤字仍從GDP的1%左右增加到約4%。

從1933年到1936年底，股市回報率超過200%，經濟以驚人的平均實際增長率約9%增長。

1936年，美聯儲收緊貨幣和信貸以抗擊通脹并減緩過熱的經濟，這導致脆弱的美國經濟重新陷入衰退，其他主要經濟體也隨之走弱，進一步加劇了國家內部和國家間的緊張局勢。

與此同時，在歐洲，西班牙左翼民粹主義者和右翼民粹主義者之間的沖突爆發為殘酷的西班牙內戰。右翼的佛朗哥在希特勒的支持下，成功清除了西班牙的左翼反對派。

在嚴重經濟困境和巨大貧富差距的時期，通常會發生革命性的大規模財富再分配。

當以和平方式進行時，這些是通過對富人大幅增稅以及增加貨幣供應使債務人債權貶值來實現的；當以暴力方式進行時，則是通過強制沒收資產來實現的。

在美國和英國，雖然發生了財富和政治權力的再分配，但資本主義和民主得以維持。在德國、日本、意大利和西班牙，情況則并非如此。

在熱戰開始之前，通常先有經濟戰。同樣典型的是，在宣布全面戰爭之前，大約有十年的經濟、技術、地緣政治和資本戰爭，在此期間，沖突中的大國相互威懾，試探對方力量的極限。

雖然1939年和1941年被認為是歐洲和太平洋戰爭的正式開始，但沖突實際上大約在十年前就開始了。除了國家內部出于經濟動機的沖突及其引發的政治轉變外，所有這些國家都面臨著日益加劇的外部經濟沖突，因為它們爭奪著不斷縮小的經濟蛋糕中更大的份額。

由于支配國際關系的是權力而非法律，德國和日本變得更加擴張主義，并開始在爭奪資源和領土影響力的競爭中越來越多地試探英國、美國和法國。

在繼續描述熱戰之前，我想詳細說明經濟資本工具被武器化時使用的常見策略。

這些策略在過去是常見的做法，如今也依然被沿用。其中包括資產凍結或沒收，即阻止對手使用或出售其賴以生存的外國資產。

這類措施的范圍很廣，既可以是針對一國境內特定群體的資產凍結，例如美國目前對伊朗革命衛隊的制裁，或是二戰初期美國對日本資產的凍結；也可能升級為更嚴厲的手段，比如單方面拒絕償還債務，甚至直接沒收一個國家的資產。

另一種策略是阻斷資本市場準入，即阻止一個國家進入其本國或另一個國家的資本市場，例如1887年德國就曾通過禁止購買俄羅斯證券和債務，來阻礙俄國的軍事建設。

此外，禁運與封鎖也是常用手段，其目的在于通過阻止本國境內的商品或服務貿易，甚至在某些情況下阻斷與中立第三方的貿易，來削弱目標國家或阻止其獲得必需物資。

這方面的典型案例包括二戰期間美國對日本的石油禁運，以及切斷日本船只通過巴拿馬運河的通道。同樣，也可以阻止目標國家的出口流向其他國家，從而切斷其收入來源，正如拿破侖戰爭期間法國對英國實施的封鎖。

4.熱戰開始

1937年11月，希特勒秘密會見他的高級官員，宣布他為獲取資源、統一雅利安人種而進行德國擴張的計劃。

隨后他將這些計劃付諸行動，首先吞并奧地利，然后奪取了當時屬于捷克斯洛伐克的一部分含石油資源的地區。歐洲和美國警惕地注視著，不想在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破壞之后這么快就被卷入另一場戰爭。

與所有戰爭一樣，未知遠大于已知，因為a競爭對手大國只有在實力大致相當的情況下才會開戰（否則對于明顯較弱的一方來說，這將是愚蠢的自殺行為），并且b有太多可能的行動和反應無法預料。

熱戰開始時唯一知道的是，它可能會極其痛苦，甚至可能具有毀滅性。因此，明智的領導人通常只在對方將他們逼到要么戰斗、要么因退讓而失敗的境地時才會開戰。對盟國來說，那個時刻在1939年9月1日到來，當時德國入侵波蘭。

德國看起來勢不可擋；它很快占領了丹麥、挪威、荷蘭、比利時、盧森堡和法國，并加強了與日本和意大利的聯盟，后兩者有共同的敵人且在意識形態上一致。

通過迅速奪取領土（例如，石油資源豐富的羅馬尼亞），希特勒的軍隊得以保存其現有石油資源并迅速獲得新資源。對自然資源的渴望和獲取，仍然是納粹戰爭機器將戰役推向俄羅斯和中東的主要驅動力。

與蘇聯的戰爭是不可避免的；唯一的問題是何時。盡管德國和蘇聯簽署了互不侵犯條約，德國還是在1941年6月入侵了蘇聯，這使德國陷入了一場代價高昂的兩線戰爭。

1940年11月，羅斯福在承諾讓美國遠離戰爭的競選綱領后贏得連任，盡管美國已經在采取經濟行動保護其利益，尤其是在太平洋地區，通過經濟支持幫助其同情的國家，并對不同情的國家實施經濟制裁。

早在1940年，戰爭部長亨利·史汀生就發起了對日本的經濟制裁，最終在1940年出臺了《出口管制法》。

1940年中，美國將美國太平洋艦隊調往夏威夷。10月，美國加強禁運，限制“向除英國和西半球國家以外的所有目的地出口所有鋼鐵”。該計劃旨在切斷日本的資源，以迫使其從占領的大部分地區撤退。

1941年3月，國會通過了《租借法案》，允許美國向其認為行為“對美國國防至關重要”的國家出借或租賃戰爭物資，這些國家包括英國、蘇聯。

幫助盟國對美國在地緣政治和經濟上都有利，因為它通過向這些在戰時掙扎維持生產的準盟國出售武器、食品和其他物品賺了很多錢。

但其動機并非純粹是雇傭兵式的。英國資金（即黃金）耗盡，因此美國允許他們推遲到戰后付款（在某些情況下完全免除付款）。雖然不是明確的宣戰，但《租借法案》實際上結束了美國的中立地位。

當國家衰弱時，對立國家會利用其弱點獲取利益。法國、荷蘭和英國在亞洲都有殖民地。由于在歐洲戰事中戰線過長，它們無力保衛這些殖民地抵御日本。

從1940年9月開始，日本入侵了東南亞的幾個殖民地，從法屬印度支那開始，將其所謂的“南方資源區”納入其“大東亞共榮圈”。1941年，日本奪取了荷屬東印度群島的石油儲備。

日本的領土擴張對美國自身的太平洋野心構成威脅。1941年7月和8月，羅斯福的回應是凍結日本在美國的所有資產，對日本船只關閉巴拿馬運河，并對日本禁運石油和天然氣。

這切斷了日本四分之三的貿易和80%的石油供應。日本估計其石油將在兩年內耗盡。這使日本面臨要么退讓，要么攻擊美國的選擇。

1941年12月7日和8日，日本對美國在珍珠港和菲律賓的軍事力量發動了協同攻擊。這標志著太平洋戰爭正式爆發，并使美國也卷入了歐洲的戰爭。

雖然日本沒有一個得到廣泛認可的贏得戰爭的計劃，但最樂觀的日本領導人相信，美國會因為兩線作戰而失敗，并且因為其個人主義/資本主義政治制度不如日本和德國的威權主義/法西斯主義制度及其指揮軍事工業復合體。

他們還相信，他們更有意愿為國家忍受痛苦和犧牲，這是決定哪方獲勝的一個重要因素。在戰爭中，忍受痛苦的能力甚至比施加痛苦的能力更重要。

5.戰時經濟政策

正如值得注意典型的國際經濟戰策略一樣，也值得注意國家內部典型的戰時經濟政策。這些包括政府幾乎對所有事情的控制，因為國家將其資源從盈利轉向戰爭。

例如，政府決定：

a）允許生產哪些物品；

b）哪些物品可以以何種數量買賣（配給制）；

c）哪些物品可以進出口；

d）價格、工資和利潤；

e）對自己金融資產的訪問權；

f）將個人資金轉移出境的能力。

由于戰爭代價高昂，通常情況下，政府會：

g）發行大量被貨幣化的債務；

h）依賴黃金等非信貸貨幣進行國際交易，因為其信用不被接受；

i）更威權地治理；

j）對敵人實施各種類型的經濟制裁，包括切斷其進入資本市場的途徑；

k）遭遇敵人對它們實施這些制裁。

當美國在珍珠港事件后加入歐洲和太平洋戰爭時，大多數國家都實施了典型的戰時經濟政策，領導人們更威權的手段得到了民眾的廣泛支持。

熱戰期間的市場波動深受政府控制以及隨著勝負概率變化，各國在戰役中表現的影響。

許多國家普遍關閉了股市，使股票投資者被困，無法動用他們的資本。我還應該指出，在戰爭期間，貨幣和信貸在非盟國之間通常不被普遍接受，因為人們有理由擔心貨幣是否還有價值。

如前所述，黃金——或者在某些情況下，白銀或實物交易——是戰爭時期的硬通貨。在這種時候，價格和資本流動通常受到控制，所以很難說許多東西的真實價格是多少。

因為輸掉戰爭通常會導致財富和權力完全喪失，那些在戰爭年代仍保持開放的股市的走勢，很大程度上取決于各國在關鍵戰役中的表現，因為這些結果改變了雙方勝利或失敗的概率。

例如，德國股市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初期表現優于他國，當時德國占領了領土并確立了軍事優勢，而在美國、英國等盟國力量扭轉戰局后，其表現落后。1942年中途島海戰后，盟國股市幾乎持續上漲直到戰爭結束，而軸心國股市則持平或下跌。

如圖所示，德國和日本股市在戰爭結束時都關閉了，大約五年后才重新開放，重新開放時幾乎價值全無，而美國股市則極為強勁。

在戰爭時期保護財富是困難的，因為正常經濟活動受限，傳統上的安全投資并不安全，資本流動性受限，當人民和國家為生存而戰時，還會征收高額稅收。相對于將財富再分配送到最需要的地方的需求，保護既有者的財富并非優先事項。

至于投資，應該賣出所有債務，買入黃金，因為戰爭是通過借貸和印鈔來融資的，這會貶低債務和貨幣的價值，而且人們有理由不愿接受信貸。

結論

每個世界強國都有其輝煌時期，這得益于其獨特的環境和其性格與文化的本質（例如，他們擁有強烈的職業道德、智慧、紀律、教育等基本要素），但它們最終都會衰落。

有些國家衰落得比其他國家更平穩，創傷更小，但終究會衰落。創傷性的衰落可能導致歷史上最糟糕的時期，屆時圍繞財富和權力的大戰在經濟和人類生命方面都證明是代價極其高昂的。

盡管如此，如果處于富強階段的國家保持生產力，收入超過支出，使制度為其大多數民眾良好運作，并設法與其最重要的競爭對手建立并維持雙贏關系，那么這種周期就不必如此發展。

許多帝國和王朝維持了數百年，而美國，已經245歲了，已經證明自己是壽命最長的國家之一。

版權聲明：部分文章推送時未能與原作者取得聯系。若涉及版權問題，敬請原作者聯系我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