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一大最特殊的代表：包惠僧人生大起大落，晚年終于回家

1921年，上海法租界，一個秘密的夜晚。13個人圍坐在一張餐桌前。這是中國共產黨的第一次代表大會。

這13個人，日后有人開國，有人上斷頭臺，有人叛變，有人青史留名。但其中有一個人，走了一條最擰巴的路——先建黨，再脫黨，最后又回來了。

他叫包惠僧。

包惠僧不是天生的革命者。他是被一次采訪改變了命運的人。

1895年，他出生在湖北黃岡一個普通農家。家里沒什么背景，窮人家的孩子讀書晚，六歲才進私塾，但腦子活，性子烈，從小好打抱不平，人送外號"包大炮"。

1917年從湖北省立第一師范畢業，干了不到一年教員就被趕走——不是教得差，是嘴太大，上課講革命思想，學校說他"誤人子弟"。走投無路，朋友勸他去當記者。他試著投稿，半個月拿到了四家報館的特約記者證。

從此靠筆桿子站住了腳。他給《漢口新聞報》《大漢報》寫稿，筆名用"雷""鳴"——就是要像雷電一樣炸開這個死氣沉沉的社會。他敢揭黑幕，軍閥不高興，報館吊銷了他的記者證。他換個筆名接著寫。五四運動退潮后稿子發不出去，他只好灰溜溜回了老家。

如果故事到這里就結束了，中國歷史上不會有"包惠僧"這三個字。

1920年2月，轉機來了。陳獨秀到武漢講學。包惠僧以記者身份坐在陳獨秀對面，整整聊了一個多小時。陳獨秀談打破階級制度，談社會改造。包惠僧越聽越激動，采訪結束都舍不得走，臨別追到漢口火車站為陳獨秀送行。

這一次見面，徹底改寫了他的人生軌跡。

不久，陳獨秀從上海來信，讓他聯合武漢進步人士籌建共產黨組織。他找到董必武、陳潭秋、劉伯垂——1920年秋，武漢共產主義小組成立，包惠僧被推舉為書記。25歲，一個失業記者，搖身一變，成了湖北最早一批共產黨人的領頭人。

1921年夏天，一封信從上海寄到了廣州。

信是李漢俊寫的，告訴陳獨秀：共產國際派了代表來上海，要開中國共產黨的成立大會，趕緊回來。信里還附了200元路費。

可陳獨秀走不了。他當時兼著廣東大學預科校長，正在爭一筆修校舍的款子——他一走，錢就泡湯了。

怎么辦？陳獨秀做了一個決定：我不去，派兩個人替我。一個是陳公博，廣州本地辦報的，消息靈通；另一個——就是從武漢趕來幫忙的包惠僧，開完會正好回去工作。

就這么著，包惠僧成了中共一大13位代表里身份最特殊的那一個。

特殊在哪？其他12位代表，都是各地黨組織正式選出來的。只有他，是被陳獨秀個人指派的。關于他到底算哪里的代表，從1921年吵到現在都沒定論——張國燾說他是湖北代表，董必武說他是廣東代表，陳公博說廣東就我一個代表，最絕的是劉仁靜，說包惠僧是來"串門"的。

但不管怎么歸類，人到了，會開了，歷史記下了他的名字。

就在這張桌子旁邊，包惠僧認識了毛澤東年齡相仿的兩人很快熟絡，此后多有書信往來。1922年春天，毛澤東在長沙被軍閥通緝，跑到武昌避難，包惠僧把他接到自己住處，兩人同吃同住了十多天。

一大結束后，他被派去廣州勸陳獨秀回上海主持中央工作。陳獨秀被他說動了。包惠僧隨即返回武漢，一頭扎進工人運動。

接下來幾年，他干得風生水起。在武漢開"時中書店"做秘密據點，結識項英并成為其入黨介紹人。

調到北京后鉆進京漢鐵路沿線的工廠車站，跟工人吃住在一起，前后建了16個工會。1923年"二七"大罷工，他是領導者之一。慘案后遭通緝，回武漢接任區委最高負責人。

1925年，他的履歷上出現了一個扎眼的職務——黃埔軍校政治部后方主任。當時周恩來率教導團東征，軍校后方沒人管，學生分成兩派天天打架。廖仲愷點名讓包惠僧去收拾局面，他一個多星期就把秩序穩住了。后來又當了第三團黨代表，參加第二次東征，首戰海豐告捷。

1926年北伐，他隨軍打到武漢，出任新聞檢查委員會主席、軍校籌備主任。如果沿著這條路走下去，他的名字會出現在開國功臣的名單上。

可惜，歷史沒有如果。

1927年，是包惠僧一生的分水嶺。

這一年，天塌了。蔣介石翻臉，四一二事變，白色恐怖鋪天蓋地。共產黨人的血，從上海流到武漢，從武漢流到全國。

包惠僧被派去給獨立十四師師長夏斗寅當黨代表。兩個月把散兵整成勁旅。可夏斗寅轉向了，叛變那天差點直接把他殺了——幾個跟他關系好的團長拼死反對，才保住他的命。

人還沒喘過氣來，處分下來了。中央認定夏斗寅叛變是他工作沒做好，給了留黨察看兩年。這個處分成了壓垮他的第一根稻草。他覺得冤——拼命干活差點丟命，到頭來不僅沒人說辛苦，反而挨處分。跟張國燾吵了一架，最大的政治靠山陳獨秀也被停了職。在黨內，他一下子很孤立。

7月下旬，周恩來指示他到南昌待命。8月1日南昌起義爆發。起義軍要南下廣東，可包惠僧病了——這場病像是借口，也像是逃避。周恩來撤離前專門去看他，他說走不動。周恩來走了。起義軍走了。包惠僧留下了。

這一留，就是22年。

他化裝輾轉回老家，又跑到江蘇高郵、上海。到處白色恐怖，到處殺人抓人。周恩來從香港輾轉來上海，派人找他，讓他回來工作。

他躲了。他敷衍了。他沒有回去。

就這樣自己退出了共產黨。不是被開除，是他自己走掉的。在苦悶、恐懼和失望的裹挾下，這個曾經沖在最前面的"包大炮"，啞了。

有一個細節值得一提。抗戰期間周恩來在重慶，有一次在國民政府內政部門口碰見包惠僧，熱情打招呼。包惠僧卻遠遠躲開了——他怕被人看見自己跟共產黨的人來往。那個曾經追著陳獨秀送行的熱血青年，此刻連抬頭看一眼舊友的勇氣都沒有了。

但必須記下來：包惠僧在國民黨任職近20年，沒有出賣過一個同志，沒有參與任何反共迫害。這條底線，他守住了。

還有一件事。1942年5月27日，陳獨秀在四川江津病危。包惠僧從重慶趕到，成為唯一一個趕到病榻前的一大代表。陳獨秀的妻子扒開他的眼皮說包先生來了。陳獨秀的眼球動了一下，滾下一滴淚。

兩個掉隊者之間，最后的告別。

1949年10月1日，澳門。一臺收音機里傳來了毛澤東的聲音。包惠僧坐在那里，一夜沒有睡。

他想回去。可他不敢。一個脫黨22年、在國民黨政府當了近20年官的人，有什么臉回去？但他還是寫了。

給毛澤東寫了一封信，又分別給周恩來和董必武發了電報。大意是：你們奮斗二十多年才有今天，我很慚愧，一有便船，就來拜見。

電報到了周恩來手上。周恩來拿給毛澤東看。毛澤東沉思了一會兒，說了三個字：回來可以。

1949年11月29日，包惠僧帶著全家從澳門經香港抵達北京。第二天，政務院副總理董必武請他吃飯。飯桌上，包惠僧滿臉慚愧，不知道說什么好。董必武沒客氣，直接點了他一句：你那時候做了國民黨的官，就不要共產黨的朋友了？

包惠僧想起了在重慶內政部門口躲周恩來那件事，低頭吃菜，一句話說不出來。

12月25日，周恩來親自找他長談。

這次談話的具體內容外人不得而知，但談話結束時，周恩來說了一句被記錄下來的話——"你過去不是一個普通的共產黨員，對黨要有個交代。"

1950年初入華北革大政治研究院學習，寫出3萬字《思想總結》。畢業后分配到內務部，1957年轉任國務院參事。有工作，有待遇，有尊嚴。

晚年的包惠僧做了一件極其重要的事。他把親歷的歷史一點一點寫下來。

一大怎么開的，代表住在哪里，誰坐在誰旁邊，會場怎么轉移到嘉興南湖……13個代表里能完整講述的人越來越少，包惠僧的回憶成了研究中共一大最珍貴的一手史料。

1983年人民出版社出版《包惠僧回憶錄》，30余萬字。書里有一段話——"共產黨的高級干部，從毛主席以下，多半是我少年時代的伙伴。他們從艱苦中創造了新時代，我很欣慰，也很慚愧。"

可惜"破四舊"期間，他害怕受牽連，讓子女把陳獨秀寫給他的100多封信全部燒掉了。橫跨20多年的書信，一把火，再也找不回來了。

1966年，72歲的包惠僧回了趟老家，只待四天。臨走前跪在父母墳前，老淚縱橫，對侄子說：我死后，把骨灰葬在這里，讓我陪陪他們。

1979年7月2日，包惠僧在北京猝然離世，終年84歲。因身份特殊——既是建黨元老又有脫黨歷史——追悼會的悼詞非常難寫，拖了20天才在八寶山舉行。

2009年清明前，遵照遺囑，家人把骨灰從八寶山遷回湖北團風縣，葬在父母墓旁。一塊普通墓碑，三個字"包惠僧"，沒有墓志銘。從1921年離家去上海開那場會，到骨灰歸故土，整整88年。

中共一大13位代表，人生走向天差地別。毛澤東和董必武堅持到最后，成為開國元勛。王盡美、鄧恩銘英年早逝。陳公博和周佛海投了日本人，被釘在恥辱柱上。張國燾叛逃，李漢俊被軍閥殺害，何叔衡、陳潭秋壯烈犧牲。

而包惠僧，走了一條最擰巴的路。

他參與建黨，又親手放棄；投身國民黨陣營，卻沒有背叛舊友；暮年回到起點，用余生寫下了那個夏天在上海發生的一切。

他不完美。但他足夠真實。

他的一生證明了一件事：在大浪淘沙的歷史里，掉隊不可怕，最可怕的是永遠不回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