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轉自《新周報》,據《黨史縱橫》尹家民/文
導讀:在13名中共“一大”代表中,以犧牲自己的生命來詮釋所信仰的主義者,唯何叔衡一人。那么,何叔衡究竟是怎樣犧牲的呢?
舊式學究模樣的黨的締造者
說到何叔衡,作為中共的“一大”代表,他是最年長者。當時他已45歲了,比董必武長10歲,比年齡較大的陳獨秀還大3歲。他時常穿件長衫,戴副眼鏡,頗似老學究。他的朋友、作家蕭三描寫他的外貌是“寬肩膀、矮矮身材、一口黑胡子”。所以,熟悉他的人都叫他“何胡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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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叔衡,字玉衡,號琥璜。1876年生于湖南省寧鄉縣一個農民家庭。他從小一面務農,一面斷斷續續讀了8年私塾。1902年他考中秀才,縣政府讓他去管錢糧,他卻憤于衙門黑暗腐朽,甘愿回家種田、教私塾。
1913年,何叔衡到長沙,雖已經37歲,卻報考第四師范學校(翌年合并入第一師范)當新生。校內主事頗為驚詫,何叔衡卻說:深居窮鄉僻壤,風氣不開,外事不知,急盼求新學。
這位校內年齡最大的學生,一向積極參加青年人的活動,并與小自己17歲的毛澤東結為摯友。后來,何叔衡到市內中學任教,又擔任了省通俗教育館館長,并利用這一職務傳播新文化。1918年,毛澤東等發起組織青年團體新民學會時,何叔衡作為年齡最大的成員加入。毛澤東對何叔衡的評價是:“叔翁辦事,可當大局。”
1921年初,新民學會內部就“改造中國與世界”應用什么主義展開討論,何叔衡明確反對無政府主義,表示應信仰馬克思主義。同年6月,湖南軍閥以“宣傳過激主義”的罪名,撤銷其教育館館長之職。7月,他與毛澤東在長沙同登一條輪船赴上海,參加中共“一大”。
何叔衡當了十幾年的教書先生,愛穿長衫,參加共產黨后從外貌看仍是一副舊式學究模樣。深入了解何叔衡的人,都知道他全然沒有舊學究的迂腐氣息,他不僅精明而且辦事熱忱。毛澤東就說過:“何胡子是一條牛,是一堆感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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寧鄉四髯(左起):王凌波、何叔衡、姜夢周、謝覺哉
1927年秋,何叔衡從湖南來到上海,臨時中央有的領導人認為他帶有舊式文人習氣,于是被派到街頭進行宣傳鼓動,作為參加第一線斗爭的鍛煉。當時街頭警察密探到處抓人,何叔衡不會上海話,也不熟悉當地情況,很快便在街頭宣傳中和其他幾個人一起被捕。
被押到警察局審訊時,何叔衡的外貌和隨機應變救了他。當時參加共產黨的幾乎都是熱血青年,因此,審訊官反復端詳何叔衡后,覺得此人不像是個革命者,而是抓錯了的“土學究”。于是審訊官便試探著問:“你知道什么是共產黨,什么是國民黨嗎?”
何叔衡故意搖頭晃腦,以抑揚頓挫的聲調回答:“吾乃學者,豈能不知?共產黨三民主義是也,國民黨五權憲法是也!”接著,何叔衡又講起《論語》,話還沒說完,便聽上面驚堂木一拍而喝道:“快滾!”
何叔衡不緊不慢地走了出去。隨后,審訊官通過拷問別人,才知道剛放走的人竟是中共的元老之一,其頭顱有上萬元的賞格,再派人去追,卻已找不到蹤影。
“五老”中的政治領頭人
中共“一大”之后,毛澤東和何叔衡二人回湘,建立中共湘區委員會。為掩護革命活動,二人又發起建立湖南自修大學,招收有志青年業余前來學習。這一學校被軍閥封閉后,何叔衡又建立湘江學校,并任校長,在校內引導不少人秘密參加了黨組織。北伐軍占領湖南后,他公開了身份,一面擔任民報館館長宣傳革命,一面在懲治土豪劣紳特別法庭工作。
1927年大革命失敗后,何叔衡化裝去上海。1928年6月赴蘇聯出席中共“六大”。9月進入莫斯科中山大學,與徐特立、吳玉章、董必武、林伯渠等一起被編在特別班學習。此時何叔衡已年過五十,但仍學通了俄語,并以此研修革命理論。為了記熟一個單詞,他要讀上百遍甚至上千遍,被大家譽為“學習上永不疲倦的人”。徐特立曾說,在莫斯科,我們幾個年老同志,政治上是跟叔衡同志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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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特立
1930年,何叔衡回國到上海,任秘密救助遇難同志的全國互濟會負責人。1931年,何叔衡化裝成富商大賈,經香港、廣東、閩西,到達中央蘇區的中心瑞金,擔任中華蘇維埃臨時中央政府工農檢察人民委員、臨時最高法院主審等職務。
何叔衡白天和群眾在田間地頭邊干活邊交談,晚上召集部分干部群眾座談,沒幾天工夫就掌握了很多材料。通過匯總整理材料,何叔衡發現有相當一部分縣、區政府,單靠行政命令去解決問題,有的甚至吞沒公款,貪污腐化。何叔衡認為,這些問題如不及時克服,將直接威脅蘇維埃政權的鞏固。于是,他隨即將這些情況向毛澤東、項英等領導做了匯報。
后來,何叔衡因不贊成過左的肅反政策,尤其反對過多地判處死刑,被誣為右傾,而被撤銷全部職務。1934年秋,中央紅軍主力開始長征。而何叔衡則被留在了中央根據地。這是當時王明“左”傾錯誤路線打擊何叔衡的必然結果。
后來,董必武回憶當年紅軍長征時,深情地談到了何叔衡:在中央根據地,因叔衡、特立、覺哉、伯渠和我五個人年齡稍大,諸同志都呼我們為“五老”。出發時我與特立、覺哉、伯渠等都隨著紅軍移動,經歷了千山萬水,苦雨凄風,飛機轟炸過無數次,敵人抄襲過無數次,苗山蠻荒的絕糧,草地雪山的露營,沒有障礙住我們,我們都完全地隨著大隊紅軍到達了目的地,只有叔衡同志留在根據地,落到反革命的手中,而成為他們的犧牲品。這是怎樣的令人悲憤的事呵!……
何叔衡犧牲的真相
關于何叔衡的犧牲,史料上說法不一。近年來一些學者經深入調查研究,得出了較為一致的意見。何叔衡的研究者認為:根據福建省原保安司令部保安第十四團向上司的報告,何叔衡犧牲的時間應該是1935年2月26日。
1952年,謝覺哉在一篇回憶何叔衡同志的文章中寫道:
關于叔衡同志殉難情況,鄧子恢同志回憶說,中共中央撤離中央蘇區后,瞿秋白、何叔衡等留在根據地堅持斗爭。1935年2月,瞿秋白、鄧子恢、何叔衡、張亮等化裝成商人及眷屬,離開瑞金,向江西、福建交界處轉移,24日抵達福建省長汀縣耀田區水口鄉小逕村牛莊嶺附近,因遇雨,在山上一戶人家里停下休息,被豪紳地主武裝包圍。
情況萬分危急。何叔衡見激戰多時,難以突圍,感到自己年邁體弱,不愿牽累大家。他對鄧子恢說:“子恢,我不能走了,我為蘇維埃流最后一滴血。”說著就要奪警衛員手里的槍。鄧子恢急忙說:“你千萬不能這樣!”
此刻,何叔衡已是站在一處陡峭的山崖邊上,就勢向山下跳去。鄧子恢一步搶上去拉他。但已經來不及了。
后來才知道,何叔衡從山崖上跳下來時,被敵人的機槍擊中數彈,負了重傷。戰斗結束時,敵特務連代理連長曾起和傳令兵熊輝在山崖下發現了身負重傷的何叔衡,從他身上搜出了300多元港幣的公款。這兩個匪徒劫走了這筆錢,又兇殘地開槍殺害了何叔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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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叔衡
1962年4月,福建省當地公安機關對直接參與當年抓捕工作的國民黨福建省地方保安十四團第二大隊隊長李玉進行審訊,李玉供稱:戰斗結束,于羊角溪北端河邊集合時,曾起(該團特務連代理連長)向李玉報告說,在山腳下陣亡一個“老大”……這個“老大”指的就是何叔衡。
據當時知情的人說,何叔衡一行從江西出發時,每人發港幣100元,五個人的港幣集中由何叔衡保管,曾起與傳令兵將何叔衡身上的錢款搜去后,恐怕別人知道此事,就殺人滅口,然后把搜到的錢款分掉。
在大量的證據面前,曾起對殺害何叔衡的罪行供認不諱,他交代:我們進至水稻田附近,發現一具“死尸”,我想搜他的身,不料重傷未死的紅軍,將我腳抱住了,隨同我的號兵熊輝,看勢不佳,打了他一槍,我也打了一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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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此,何叔衡的犧牲之謎最終告破。當地群眾出于對烈士的敬仰,在何叔衡殉難的山崖處,即福建省長汀縣城南約60公里處的汀江東岸的小逕村旁,豎立起了一座高3米左右的大理石碑,碑上刻著“何叔衡同志死難處”八個大字,以寄托對烈士的無限哀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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