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梅內伊時代，存在這樣一些伊朗電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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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應當談談伊朗電影，談一種特殊的伊朗電影，也就是伊朗的異見電影。

眾所周知，伊朗電影有嚴格的審查制度，具體來說，電影生產是受到他們的文化與伊斯蘭指導部，簡稱Ershad的嚴密監管。

監管過程分劇本審批和放映許可兩個階段，這很好理解。在這種環境下，電影人經常面臨「Siah-namayi」的指控，意思是「抹黑」。這個詞由伊朗官方和保守派媒體發明，專門用于攻擊那些揭示貧困、階級矛盾、腐敗，尤其是體制暴力的現實主義作品。伊朗的官方邏輯認為，這類電影是為了博取西方電影節榮譽，出賣國家尊嚴、國家形象。

伊朗電影審查的核心禁區可以從道德、政治、宗教、社會這么幾個維度來劃分。

道德上，展示女性發辮、女性飲酒、男女肢體接觸，哪怕是隔著衣物或著借位的接觸，都會被指控為傳播淫穢、損害公共道德。

政治上的禁忌包括直接描寫2009年綠色革命或者2022年的抗議、描寫監獄酷刑、批評最高領袖，這些都屬于危害國家安全。

伊朗是嚴格的神權國家，那么宗教上的禁忌不會少，比如質疑伊斯蘭教法的普適性、負面描寫神職人員、挑戰殉道精神，都被嚴格禁止。

至于社會維度上，呈現貧困和童工問題，批評官僚腐敗，均屬于明令限制的范疇。

違反者，輕則撤銷放映許可、沒收素材，重則吊銷導演執業資格，甚至入獄。

21世紀初，開明派的總統穆罕默德·哈塔米提出「文明對話」的框架，讓伊朗異見電影人看到了體制內改良的希望。這個時期的政治氣候相對溫和，電影人開始采用隱喻方式，在不直接挑戰體制合法性的前提下，拍一些探討女性權益和社會公正的電影。

賈法·帕納希的《圓圈》是這類影片的巔峰之作。它于2000年上映，以一種循環式的敘事結構，解剖了伊朗女性從搖籃到墳墓所面臨的無形枷鎖。從醫學上對女嬰誕生的排斥，到刑滿釋放女性在公共空間無法獨立行動的困境，帕納希將這種壓迫描述為一種社會性的共謀。此時，帕納希的立場尚處于社會觀察者的角色，他試圖通過將女性的遭遇普世化，誘發觀眾對無辜者因為性別而被判刑的同情。

《圓圈》（2000）

然而，隨著2005年內賈德總統上臺，文化氣候迅速轉冷。審查機構不僅解散了電影界最重要的行業協會「電影之家」，更開始大規模沒收未經許可拍攝的素材。這個階段，隱喻已經不足以保護創作者，一些創作者開始從在體制內呼吁轉向邊緣化的抵抗。

莫森·馬克馬爾巴夫的流亡是一個關鍵轉折。

莫森·馬克馬爾巴夫

他早年曾是一個堅定的宗教革命者，17歲時曾因刺殺警察被捕并判處死刑，后減刑。然而，在親歷了體制對自由的鉗制后，他于20世紀90年代逐漸轉向公開批評政府，并最終在2005年內賈德當選后，因無法忍受極端嚴酷的審查環境而離開伊朗。

在歐洲的流亡生活中，馬克馬爾巴夫在倫敦重建了馬克馬爾巴夫電影之家，將它轉化為一個由妻子瑪茲耶·梅什基尼及子女薩米拉、哈娜、梅薩姆組成的家族制片廠。他在流亡期間在十個不同的國家拍攝電影，打破了傳統民族電影的界限。

他創作的政治寓言超越國族界限，比如威尼斯電影節開幕影片《總統》在格魯吉亞拍攝，它的劇情并不直接針對伊朗，而是通過一個虛構國家的革命，深度反思獨裁體制的本質、權力的腐敗以及革命后的暴力循環。

《總統》（2014）

他還發起了著名的名單行動和人道主義救援。2021年塔利班重掌阿富汗期間，身在倫敦的馬克馬爾巴夫利用國際影響力發起了一場辛德勒式的營救行動。他擬定了一份包含800名受威脅藝術家的名單，并成功游說法國、德國等政府疏散了數百名電影人、音樂家和記者。

即便身處歐洲，馬克馬爾巴夫依然被伊朗政權視為嚴重威脅，他曾多次遭遇刺殺企圖，甚至在國外拍攝期間，片場也曾遭到炸彈襲擊。

莫森·馬克馬爾巴夫在《特寫》（1990）中出演

2009年關于總統大選舞弊的綠色革命又是一個關鍵的轉折點。

在此之后，電影人與權力的關系不再存在協商的可能，逐漸演變為正面對抗。這個階段最重要的兩個電影人毫無疑問是賈法·帕納希和穆罕默德·拉索羅夫。

賈法·帕納希

二人因參與支持抗議活動、試圖拍攝關于綠色革命的紀錄片而被捕，并分別被判處長達20年的電影拍攝禁令及禁止出國令。

被禁止拍片的帕納希并未就此沉寂，而是發明了一種「地下元電影」的敘事。在《這不是一部電影》中，他以居家監禁為背景，利用智能手機和數碼相機記錄自己的日常生活和創作沖動，這一舉動明白昭示：既然國家禁止我作為導演工作，那么我就作為公民記錄我的存在，數字技術的去中心化特性，成為了他對抗中心化權力審查的利器。

《這不是一部電影》（2011）

隨后，帕納希拍攝了《出租車》，他親自駕駛出租車在德黑蘭街頭行駛，通過車內隱藏的攝像頭與各色乘客交談。乘客中包括走私非法DVD的販子、急于立遺囑的老婦人，以及他那正在學習如何拍出官方認可電影的侄女哈娜。在這一段對話中，哈娜復述了老師的話：「要展示真實，但不要展示真正的真實。」

《出租車》（2015）

帕納希借此辛辣地揭露了審查制度如何強迫下一代進行自我閹割，同時也展示了盡管身處監控之下，藝術依然可以作為一種流動的、匿名的抗爭存在。

在帕納希選擇公開對抗體制的同時，阿斯哈·法哈蒂代表了另一種異見路徑：在審查的細縫中進行高難度的鐐銬之舞。

阿斯哈·法哈蒂

法哈蒂的政治立場常被視為溫和改良派或人道主義者，他避免直接抨擊政治架構，而是將矛頭指向因體制弊端而導致的道德崩塌。

法哈蒂的代表作《一次別離》借助一個中產階級家庭與底層勞工家庭的法律糾紛，展示了階級、榮譽、宗教信仰和謊言的復雜交織。法哈蒂的視角是懷疑論的，他拒絕提供非黑即白的答案，而是通過這種模糊性來繞過審查紅線。

《一次別離》（2011）

這種策略在國際上大獲成功，但也使他在國內面臨爭議：一方面官方利用他的奧斯卡獎項進行國際形象公關，另一方面，保守派媒體指責他展示了伊朗社會污濁的一面。

更諷刺的是，2017年他的《推銷員》再次獲得奧斯卡外語片獎，但因特朗普政府的穆斯林禁令，他無法前往美國領獎。他在其他人代為發表的致辭中，強烈批評了這種行政命令背后的分裂邏輯，認為將世界劃分成「我們」和「他們」的二分法會制造恐懼，是用一個虛假的借口來正當化侵略和戰爭，而電影應捕捉共有的人性特質以對抗人為制造的恐懼。

《推銷員》（2016）

然后是穆罕默德·拉索羅夫。他的的政治立場在當下的伊朗異見電影人群體中，幾乎是最堅決、最系統的，因為他的視角已經超越了單純的社會觀察，進入了對神權政治下平庸之惡的深度審判。

穆罕默德·拉索羅夫

在《無邪》中，拉索羅夫用四個獨立的故事探討了伊朗的死刑制度。他沒有展示刑場上的殘酷，而是展示了作為執行者的普通士兵和法警，如何在體制的逼迫下喪失道德自覺，或者通過抗命來換取靈魂的救贖。他表達的是，極權體制的維持高度依賴于普通人的服從，而「說不」則是個體重新獲得自由的唯一途徑。

《無邪》（2020）

很多異見電影人都被官方施以嚴厲處罰。賈法·帕納希和穆罕默德·拉索羅夫就不用說了，瑪麗亞姆·莫哈達因《白奶牛之歌》《我最喜歡的蛋糕》被控傳播淫穢，遭到沒收護照和禁止出國的處罰。溫和的阿斯哈·法哈蒂也多次被Ershad約談，并因支持異見同僚受到訓斥。

《白奶牛之歌》（2020）

2022年瑪莎·阿米尼之死引發的社會震蕩，又是近年一個新的重大轉折點，它徹底終結了伊朗電影人和審查機構之間維持數十年的協商傳統。

一些重獲自由的資深異見電影人，以及新生代電影人都開始公開宣稱，遵守審查規定已是對藝術的背叛。

《我最喜歡的蛋糕》打破了多項絕對紅線，包括展示女性在私密空間脫下頭巾、女性飲酒跳舞，以及非親屬男女之間的親密互動。在給柏林電影節的公開信中，他們寫道：「我們已經相信，遵守強制頭巾法等嚴酷法律已不再可能講述伊朗女性的故事?！?/p>

《我最喜歡的蛋糕》（2024）

拉索羅夫后來也拍了《神圣無花果之種》，并展開了一次震驚世界的逃亡行動。這部電影說的是神權體制如何侵入私人生活與社會結構。電影片名中的「無花果之種」是一個隱喻，這種樹寄生于別的樹并最終壓制宿主，象征宗教政治體系像寄生體一樣吞噬社會、個體和家庭。拉索羅夫想用這個比喻來揭露當代伊朗壓迫政治的底層邏輯。

《神圣無花果之種》（2024）

這些電影被陸續創作出來，說明伊朗異見電影人已經從在體制內爭取表達空間，升級為創建一個和官方平行的地下文化體系。這個地下體系的特殊之處，不僅在于它的生產過程，更在于一套新的流通和消費機制。

在缺乏官方院線的情況下，伊朗社會形成了一套極其強韌的地下媒體生態系統。20世紀80、90年代，這種生態依靠的是秘密的錄像帶販子，他們將電影藏在厚風衣或公文包里，送往渴望看到西方電影或本土禁片的家庭。

進入21世紀，這種方式演變為高容量USB驅動器和加密的Telegram頻道。甚至在某些時候，這些地下分發的禁片會在民眾的私人聚會中公開播放，成為一種政治覺醒的催化劑。

這種「秘密觀影」本身就相當于一種小規模的政治集會，它打破了官方對公共空間的壟斷，建立了一個不依賴于國家的、基于共有觀念和秘密知識的公民社區。

2025年，賈法·帕納希憑借《普通事故》榮獲戛納電影節金棕櫚獎，不僅是他個人名譽的巔峰，也是伊朗異見電影國際能見度的巔峰。不過這部影片面臨的很復雜的藝術爭議，因為批評者認為帕納西陷入了一種簡化的政治正確敘事，反而缺乏他早年作品中那股潛伏在日常生活下的、真實的狂怒。

《普通事故》（2025）

無論如何，在今天的伊朗電影界，帕納西已不再是孤軍奮戰的抗爭英雄，一種越來越普遍的集體自覺性已經遍地開花。

尤其是進入2026年3月之后，伊朗這個國家正面臨新的不確定性，伊朗的電影能做的，想必會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