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向前返回延安后，中央3次討論讓他重回前線掌兵，為何都未成行

1941年仲春的一場小雪剛停，延安邊區(qū)醫(yī)院的窯洞里傳來清脆的剪刀聲。醫(yī)生拆開徐向前小腿上的石膏，他攥著被角問：“能下地嗎？”這句話沒等到肯定的回答，他的眉頭已皺成一團。離槍炮聲越遠，他心里越急，可接下來長達七年的后方歲月，卻并非他自己能夠決定。

時間要撥回到1940年5月。中央一封電報，通知徐向前赴延安參加即將召開的黨的七大。他自魯南出發(fā)，輾轉皖北、冀南，避開數次掃蕩，于12月27日抵延安。那時誰也沒料到，七大全體會議要等到1945年春天，曾經在西北、中原縱馬的徐老總就此離開前線七年零一個月。

半年后，第一次機會閃現。1940年9月，山東軍政委員會書記朱瑞向中央建議：把山東縱隊并入一一五師，徐向前代理師長，羅榮桓任政委。電文飛抵延安時，徐向前還在路上。他離開了戰(zhàn)場，卻尚未到達中樞，臨時折返并不現實。10月18日，毛澤東給羅榮桓覆電，肯定一一五師成績，讓大家“安心工作”。方案遂被擱置。

不久，一匹躁動的軍馬終結了這次呼聲。1941年2月，徐向前為即將東返的干部作行前動員，途經枯河小道，前馬受驚，他閃避不及，左脛骨斷裂，連續(xù)高燒。邊區(qū)藥品匱乏，他在病榻上一躺便是半年。病中作戰(zhàn)指揮無從談起，山東根據地的領導架構很快調整成“朱瑞抓組織、羅榮桓抓軍事”，戰(zhàn)局未因缺他而停擺。

康復期，他被編進中央高級研究班，隨后出任陜甘寧晉綏聯防軍副司令兼參謀長，賀龍任司令，高崗代政委，任務重心轉為防御與生產。沙家店南泥灣大生產熱火朝天，打仗少，種地多，徐向前常自嘲是“種莊稼的武人”。若問能否立即南下，很難說“行”。

第二次討論緣起于豫湘桂會戰(zhàn)。1944年9月，日軍對中原步步緊逼，洛陽失守，形勢吃緊。中央在楊家?guī)X碰頭，原本打算讓徐向前攜副將東下豫西，開辟根據地。可腿傷剛愈，舊疾隱隱作痛，他又肩負抗大代理校長重任。毛澤東轉頭對王樹聲說：“樹聲同志，這個帥，你來挑。”王樹聲領命奔赴河南，徐向前只得再度目送機會離去。

抗戰(zhàn)結束，山河未寧。1946年夏，魯南泗縣戰(zhàn)斗受挫，中央著急補齊指揮鏈條。9月6日，毛澤東電示陳毅：擬調八路老總徐向前赴魯南，統(tǒng)領前線。陳毅立即回電：“歡迎向前來魯。”那時徐向前因肋膜炎臥床一年，體力逐漸恢復，自認可以再披戰(zhàn)袍。然而戰(zhàn)場態(tài)勢急變，兩淮相繼失守，山東、華中兩大野戰(zhàn)軍火速合編，粟裕挑起主攻，新的指揮體系一夜成型，派徐向前東進已顯多余，第三次安排悄然流產。

表面看是三度錯過，實則緣由各異：第一次趕路途中身未到、匯報未完；第二次舊傷方愈，兼顧校務難脫身；第三次兵團合并，指揮席位自然收縮。有意思的是，中央從未動搖對他的信任，每一次討論都把他放在最硬的缺口，只因時機與身體狀況陰差陽錯，才讓計劃掛在紙面。

1947年初春，延河水解凍。徐向前找到黃杰，夫妻對坐油燈下商量：“去太行吧，那里缺人也缺槍。”中央批準，他于6月上旬抵涉縣，任晉冀魯豫軍區(qū)第一副司令員。憑不足六萬的地方武裝，他一年半殲敵三十萬，拔下臨汾、運城兩塊硬骨頭，山西局面徹底翻盤。用兵之道，并未在七年的等待中荒廢。

徐向前后來提起那幾次未成行，語氣淡淡：“戰(zhàn)爭講變數，我的命數也跟著轉。”轉來轉去，終究把山河推向黎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