讓學術智慧轉化為治理效能

黨的二十屆四中全會明確提出，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社會治理之路，確保社會生機勃勃又井然有序。回望過去五年，從中央社會工作部的組建，到“堅持和發展新時代‘楓橋經驗’”寫入黨的二十大報告；從城鄉社區治理體系的日臻完善，到“互聯網+政務服務”的普及深化；從持續為基層減負，到市域社會治理現代化試點鋪開……我國社會治理領域經歷著一場系統而深刻的變革，效能得到顯著提升，為實現“社會生機勃勃又井然有序”目標奠定了堅實基礎。隨著“十四五”規劃圓滿收官與“十五五”規劃嶄新開啟，中國社會治理站在了新的歷史起點上。新春之際，就“十五五”社會治理主題，本報記者采訪了相關學者。

治理效能顯著提升

“十四五”時期，是中國社會治理歷史上具有里程碑意義的五年。黨建引領、科技賦能、重心下沉、多元共治成為這一時期治理變革的關鍵詞。

“黨建引領社會治理已成為最鮮明的中國特色。”中國社會科學院政治學研究所政治制度研究室主任韓旭表示，黨的領導是中國特色社會治理的最大優勢，是確保治理方向不偏、力度不減的根本保障。這種優勢的轉化，生動體現在無數基層實踐中。

北京市推行的“接訴即辦”改革，成為黨建引領基層治理的生動范例。這一改革以“市民訴求驅動”為核心，將了解、感知并及時回應群眾的急難愁盼作為治理的出發點和落腳點，實現了“民有所呼、我有所應”，是黨的群眾路線在新時代城市治理中的具體體現。

2025年5月5日拍攝的朝陽區城市智慧大腦指揮調度中心。北京市朝陽區數據局供圖

圖源：求是網

在深圳，黨的組織覆蓋延伸至城市生活的基本單元。深圳大學政府管理學院社會學系主任池上新介紹，南山區推行的“黨建引領小區治理”模式，將黨支部建在小區。“黨支部牽頭搭建小區議事會，整合業委會、物業公司、駐區單位等多方力量，把黨的政策主張轉化為共同議事議題。”通過黨支部發揮協調核心作用，分散的訴求被整合為可行的解決方案，真正實現了“支部建在小區里，服務送到家門口，矛盾解在樓棟間”，展現了強大的政治動員力與社會整合力。

在山東，黨委牽頭一體統攬的建設思路同樣成效顯著。聊城市建設“一站式”矛盾糾紛調解中心，整合司法、信訪、人社等多部門力量，實現了從“多門受理”到“一門通辦”的權責重構。山東社會科學院副院長周德祿表示，山東的社會治理改革以黨建為引領、以數智化為驅動、以“一站式”服務為載體，顯著提升了基層社會矛盾預防化解與社會服務效能。

“十四五”時期同樣是數字治理快速推進的五年。各地依托大數據、云計算、人工智能等數智化手段，不斷優化治理流程，推動基層治理與公共服務向精準化、便捷化邁進。吉林大學哲學社會學院教授田毅鵬團隊在浙江衢州市的長期跟蹤調研發現，該市推出的“鄰禮通”平臺，從最初僅用于解決物業難題的微信小程序，逐步拓展為集物業管理、社區服務、民意訴求、議事協商等多功能于一體的智治平臺。更重要的是，在推廣過程中，衢州注重推動線上平臺與線下服務的深度融合，建立機制切實減輕基層負擔，讓智治平臺真正回歸治理本源，回應民生需求，避免了技術的泛化與空轉。

在山東威海，治理創新同樣扎根于最具“煙火氣”的日常生活。山東大學紀檢監察學院教授劉洋在調研中注意到，無論是“社區市集”激活閑置空間，還是“公益就業培訓”幫助困難群體，都體現了技術賦能背后對民生需求的精準回應。

各地在基層治理中的創新實踐，蘊含著寶貴的治理經驗。韓旭總結道，通過廣泛聽取各方面意見、擴大公民有序參與、吸納社會力量協同治理的方法解決問題，這一“民主—民生”治理思路在多地取得了良好效果。治理觸角已深入社會肌理，在回應一個個具體訴求中，踐行著全過程人民民主理念。

“十四五”時期，各地始終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聚焦“一老一小”、新市民、新就業群體、困難群眾等重點群體，推出一系列有溫度、接地氣的治理創新，讓發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體人民。面對龐大的快遞員、外賣騎手等新就業群體，深圳的探索具有創新性。池上新介紹，深圳不僅出臺了系列保障政策，建設了覆蓋廣泛的服務網絡，更通過創新性機制，引導這一群體成為“治理伙伴”，參與社區巡邏、隱患上報等志愿服務，實現了從“管理對象”到“治理力量”的轉變，體現了治理共同體的深度構建。

“十四五”時期民生領域最顯著的變化之一，是面向公眾的政務服務整體水平大幅提升。韓旭表示，盡管仍存在發展不平衡不充分的問題，但從總體上看，政務服務的便捷度、高效度顯著提高。浙江等地推進共同富裕的實踐，也始終圍繞民生需求發力，不斷提升人民群眾的獲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完善制度體系 激發社會活力

如果說“十四五”以治理效能提升為主線，那么面向“十五五”，實現“社會生機勃勃又井然有序”則是一項需要精密求解的時代課題。這要求我們在新的起點上，進一步完善制度體系，激發社會活力，筑牢安全底線。

完善共建共治共享的社會治理制度，是實現治理遠景的重要體現，也是“十五五”時期社會治理的重點任務。劉洋認為，要把握“加強黨的領導”這一中心，聚焦三個著力點：一是以制度清單明確“共建”力度，明晰各主體權利義務，讓“共建”成為必選項；二是以協商制度推進“共治”深度，提升協商民主制度化水平，激發多元主體參與意識；三是以評價反饋機制完善“共享”精度，精準匹配供需，讓共享更具針對性。

周德祿建議將基層鮮活的實踐轉化為長效的制度安排，強化黨建協同、數字賦能、法治保障、多元參與，并建立評價制度化機制，形成“創新—評估—固化”的良性循環。韓旭向記者舉例，浙江省推行的民生實事項目人大代表票決制，四川綿陽、浙江杭州探索的政協委員參與治理機制，都是充分發揮現有制度體系潛能的好實踐，值得進一步總結推廣。

促進社會公平正義，關愛困難群體，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社會治理的價值追求。劉洋表示，關愛困難群體，既要通過直接補貼救助解決燃眉之急，也要通過平臺搭建、技能培訓等方式提升其內生發展能力，實現從“輸血”到“造血”的轉變。周德祿建議推動公共服務資源下沉，聚焦困難群體實際需求，推出個性化、精準化幫扶措施，不斷完善社會救助體系，推進養老、育幼服務普惠化，在發展中充分彰顯公平正義。

實現“社會生機勃勃又井然有序”的治理遠景，需要強化法治保障、數字賦能、專業支撐等方面。在法治保障方面，池上新建議加快制定和完善與新興業態、數字治理等相關的法律法規，不斷完善社會治理法律體系。“更重要的是推進法治社會建設，讓法律精神、公平正義觀念深入人心，探索建立基于社會成員自主性的法律實現機制。”韓旭以成都大邑縣為例，提出引導群眾通過自治、調解解決基層矛盾，實現自我管理，本身就是法治精神在基層的生動實踐。在數字賦能領域，田毅鵬提出，數智化治理要始終回歸民生本源，避免功能泛化。要通過機制創新保障平臺長效運行，讓技術真正服務于群眾需求，而不是成為新的負擔。在專業支撐方面，池上新建議，“十五五”時期需要重點完善社會工作職業化、社會心理服務、志愿服務激勵三大機制，為精細化治理夯實人才基礎和服務網絡。

“社會生機勃勃又井然有序”，看似矛盾，實則在我國語境下是辯證統一的整體。田毅鵬從學理層面解讀說，“生機勃勃”強調發展、活力、創新、包容，“井然有序”強調安全、公正、穩定，二者共同定義了中國之治的現代化圖景?！斑@一目標設計超越了‘強控制弱活力’或‘強活力弱秩序’的單一模式，致力于探索二者動態平衡、協同共進的道路，是‘中國之制’優勢在社會治理領域的集中體現?！?/p>

池上新認為，二者辯證統一的基礎在于，堅持黨的領導，確保社會發展方向正確和整體穩定，這是“井然有序”的根本保障；堅持以人民為中心，通過發展民主、保障權利、激發活力，讓一切創造社會財富的源泉充分涌流，這是“生機勃勃”的動力源泉；堅持法治與德治相結合，塑造既規范有序又充滿活力的社會生態?！拔覀冄芯堪l現，良好治理績效的有序與公眾參與熱情的活力之間存在顯著正相關，二者可以相互促進、協同發展?！?/p>

扎根實踐促進理論創新

中國社會治理實踐為哲學社會科學工作者提供了廣闊的研究舞臺；完善社會治理體系，也迫切需要理論的有力支撐與智識的深度貢獻。

“紙上得來終覺淺，絕知此事要躬行。”社會治理研究的生命力在于實踐，只有扎根基層、深入田野，才能捕捉真問題、總結真經驗、提煉真理論。田毅鵬立足基層實踐，通過對“鄰禮通”案例的長期跟蹤，提出“基層智治平臺泛化”問題。“深度田野調查不是簡單的走訪，而是長期跟蹤、深度參與，在‘現場’中理解復雜因果，捕捉那些書本上看不到的實踐邏輯?！背厣闲聢F隊圍繞“醫患信任”開展全國性問卷調查，對“隨遷老人”的社會融入與健康狀況進行追蹤調查，近期又承擔了“城鄉居民數字健康素養研究”?！斑@些研究都源于基層實踐的需求，也旨在為實踐提供解決方案?！表n旭則重點關注人大代表、政協委員參與社會治理的機制，未來將繼續扎根調研，嘗試提出更具理論性和實踐價值的研究成果。

正是扎根于中國特色社會治理的沃土，學術界開始產生一批具有解釋力的本土概念，如“復合型社會資本”“韌性社區”等，以及“黨建引領下的多元協同”等分析框架，“關系調節”“過程治理”等理論范式。韓旭認為，對于“三治融合”“四治融合”等實踐命題，還需要在理論上進一步深入分析和闡釋，形成具有中國特色的學術話語。池上新表示，向世界講述中國治理故事，不能停留于現象描述，而要用嚴謹的社會科學方法，揭示中國治理模式何以有效的內在邏輯、條件邊界和普遍意義，為全球社會治理貢獻中國經驗與智慧。周德祿也提出，哲學社會科學工作者一方面要扎根實踐提煉理論，構建中國自主的社會治理知識體系；另一方面要推動理論成果轉化，為政策制定提供科學支撐，讓學術智慧轉化為治理效能。

針對“十五五”時期的研究重點，學者們也提出了自己的思考。田毅鵬認為，當前最迫切需要關注的前沿問題是居民參與不足的困境?！叭绾纹平鈪⑴c難題，激活基層社會活力，是基層治理重心下移的重中之重，也是學者需要重點研究的課題。”池上新建議，未來研究聚焦數字時代的治理轉型與倫理、風險社會的韌性治理體系構建、共同富裕背景下的利益分配與社會心態調節、超大型城市群的協同治理等前沿問題。

研究中國復雜而動態的社會治理，單一學科的方法已顯不足。劉洋提出，社會現象的復雜性內在要求研究方法的融合性。研究者要提升方法自覺，推動跨學科合作。更重要的是，研究方法要服務于研究目的，服從于立足中國立場、直面中國實踐的需求。池上新結合自身實踐說，探究復雜社會問題，必須融合社會學、政治學、公共管理學、法學等多學科視角，注重混合研究方法，并積極探索計算社會科學等新方法，提升研究的科學性和針對性。周德祿則呼吁構建跨學科整合與深度田野調查相融合的研究范式，強調治理問題的真實性和系統性，推動量化技術與質性深描的有機結合。

中國社會科學報記者 張清俐

來源：中國社會科學報

新媒體編輯：常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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