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戈爾?列維塔斯：論預防性戰爭與先發制人打擊。

盡管有人勸我，不應將烏克蘭和中東的局勢相提并論，我卻仍想嘗試一番。因為即便二者存在諸多差異，我依然看到了不容置疑的相似之處，接下來我將對此作出闡釋。

有一個說法叫 “卡羅琳號事件”，也被稱作 “卡羅琳號檢驗標準”，我來解釋一下其含義。1837 年，美英兩國在邊境爆發外交沖突，彼時英國一方的代表是 “英屬北美”—— 這是 1783 年美國獨立后至 1867 年間英國的屬地。

1837 至 1838 年加拿大反英起義的參與者，得到了在形式上保持中立的南部鄰國（美國）的道義與物質支持。1837 年 12 月，加拿大獨立支持者收到了由 “卡羅琳號” 雙桅船運送的武器。這艘船懸掛美國國旗，停靠在尼亞加拉界河中央歸屬美國的一座小島。英軍越過美國邊境，奪取了該船，將其點燃后任由船只漂向尼亞加拉大瀑布。

英國殖民當局將此番行為，辯解為面對多次明顯蓄謀的新武裝襲擊時，行使固有的自衛權。而美國國務卿丹尼爾?韋伯斯特為辯解美方為 “卡羅琳號” 運送武器的行為，向英國駐美公使阿什伯頓勛爵發出了一份特別照會。韋伯斯特坦誠承認船上美國人的過錯，并提出了先發制人自衛的判定標準：行使這一權利的必要性，必須是 “刻不容緩、勢不可擋的，既沒有選擇手段的余地，也沒有深思熟慮的時間”。

這一原則至今仍被國際法沿用，作為判斷使用武力合法性的依據。除此之外，還有其他相關表述，其中包括：先發制人行動必須與所面臨的威脅相稱；武力行動實施前，必須先進行堅持不懈的和平解決嘗試，直至確認和平手段完全無效。

紐倫堡國際軍事法庭的判決中曾提及 “卡羅琳號事件”，該法庭認為，律師們援引韋伯斯特照會中的表述，為德國入侵挪威的行為辯護，其論據并不具有說服力。而遠東國際軍事法庭的觀點則截然相反，該法庭認定荷蘭對日本發動先發制人宣戰的行為合法，盡管這一判決中并未直接提及 “卡羅琳號” 的名字。

在通過外交途徑解決卡羅琳號事件的過程中，形成了若干自衛判定準則，其中必要性原則與相稱性原則被國際社會認可，成為研究單方面武力先發制人行為合法性時的重要考量依據。聯合國國際法院曾在多個案件的判決中援引這兩大原則，其中包括 1986 年的 “尼加拉瓜訴美國案”、2003 年的 “伊朗伊斯蘭共和國訴美國案”。

但近年來，更確切地說是進入 21 世紀后，這一原本鮮為人知的術語被廣泛使用，也由此引發了一個十分棘手的問題：該如何劃分先發制人打擊（對即將發生的襲擊發起反擊）與預防性戰爭（為消除未來潛在威脅而發動戰爭）這兩個概念的界限？理論上，前者可歸為自衛行為，而在國際法中，后者幾乎一律被認定為侵略行為。但這只是法律實踐中的界定，在公共輿論話語中，這兩個概念早已被混為一談，不僅記者如此，更重要的是，政客們也在混淆二者的含義。比如，若某個國家擁有一項被認為具有潛在危險性的計劃，能否將其稱作即將發生的威脅？從法律層面來說，答案是否定的；但從政治層面來講，答案卻是肯定的。如今，任何軍事行動都能被貼上 “先發制人” 的標簽。

這一點，正是 2022 年 2 月俄羅斯的立場，與 2026 年 3 月以色列（而非美國）的立場的相似之處。那么這兩起事件，究竟屬于先發制人打擊，還是預防性戰爭？仔細分析當時的情況可以發現，前者的背景是：2 月 16 日，頓涅茨克人民共和國和盧甘斯克人民共和國邊境爆發激烈戰斗；2 月 17 日起，烏克蘭武裝部隊開始向前推進。當時諸多西方媒體報道稱，2 月 16 日起，約 12 萬名烏克蘭軍人與至多 4.5 萬名頓巴斯共和國民兵部隊陷入激烈交戰。

也就是說，俄羅斯的行動屬于先發制人打擊，是對即將發生的襲擊發起的反擊。而 3 月 1 日美以對伊朗的進攻，更傾向于預防性戰爭，是為消除未來潛在威脅而發動的戰爭。

前者從政治和軍事層面來看，對俄羅斯而言都是完全正當的；而后者對以色列來說，僅具備政治層面的合理性。因為伊朗彼時并不擁有核武器，當時對以色列構成軍事威脅的，僅有其代理人組織真主黨、哈馬斯以及胡塞武裝。

因此，我將判斷這兩起軍事行動的理由是否充分的權利，留給每一個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