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沈西城
郁達夫死于日本憲兵之手,現又有另一個版本,稱他的死跟郭沫若有關。
新春暖和,日友奧田遠洋來訊賀新春,并說:“近日跟日本文化人談起中國現代文學,相談熾烈,清酒連綿,滔滔不絕。席間,慶應大學山田君忽地提及有關郁達夫先生之死,實跟中國另一文豪郭沫若有關連,素知兄臺喜郁達夫數十年如一日,故致函相詢是說可信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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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信,失神,有關達夫先生之死,經已有不少名家追跡調查,確信是死在日本憲兵手中,作為憲兵隊通譯,日方軍事秘密聞之甚多,恐彼泄漏,故下手誅殺,一縷忠魂,長埋異土。本以為乃定論,看到奧田君訊息,頓啟疑竇,遂修一函向臺中研究中日現代文化史的涂君討教,承其不棄,寄來掌故專家高拜石大文《郁達夫與郭沫若》影印本,翻讀一遍,頗有所得,其文言之有據,毋妨抄錄一二以見其概。
高拜石讀過靜岡大學教授高杉一郎寫的《郁達夫在東京一段往事》,頗有感觸。高杉是日本改造社《文藝》雜志編輯,譯載過郁達夫的處女作《沉淪》,對郁達夫萌生敬意。日本對華發動侵略戰爭的前一年,一九三六年十一月中旬,郁達夫從福建到了東京,投宿鞠町萬年酒店,便驅車往訪。他的印象中,郁達夫是“碩長的個子,臉色略帶青白,頭發剪得很高,是一個溫良爾雅的紳士”。兩人相談甚歡,臨別時,郁達夫忽然記起說:“這趟我想跟郭沫若君言歸于好后,才返國呢!這些日子,我和他之間,一直就鬧著蹩扭!”高杉心腸好,便代郁達夫傳訊給當時住在市川的郭沫若,并告知改造社山本實彥社長,由山本招待了郁、郭二人,順便做了“和事佬”。
高拜石說道:“郁達夫之死,在抗戰勝利后被日本憲兵處決,起因就是在于這回的日本之行。日本軍方因為郁達夫渡日安排郭沫若返國,認為郁達夫是‘大間諜’,所以對郁達夫害怕而要了他的命,說起來郁達夫多少總是受了他的累。”這個說法為前人所無,卻有一定根據,這反映出日本軍方早已懷疑郁達夫是中國間諜,有除去他之心,他游說郭沫若返國是導火線之一。
支那
說起來,郁和郭是創造社時期的戰友,兩人性格不同,郁個性爽直輕信,郭陰鷙多疑,一個君子,一個小人。郁達夫受聘北大任教,郭無由反對,郁寫了一篇《離散之前》的小說述其志,郭看了不爽,便開始鬧蹩扭,郭負氣赴日,將《創造》停刊,郁達夫以事小不放心上。一九二五年還推薦郭沬若到武昌大學當文科主任,郭卻不就,寧愿參加學藝大學,不久又離去。后來郭認識了毛澤東等人,這時郁達夫已經和他絕交了。達夫對人隨隨便便,擇交不苛,曾和新月社的人交往,郭的一系人便對郁攻擊,郁知是郭主使,一怒斷交。不久,武漢政府倒臺,國民黨清黨,郭沫若流浪至南昌,去不成蘇聯,化名“吳誠”逃往日本,渡其海外十年,這便是郁達夫所說的蹩扭經過。
一九三五年,郭欲謀一官半職,時郁正任福建省政府參議,心胸廣闊的郁達夫便向陳儀主席談起,認為應該把郭沫若請回中國,給郭發電。郭不忘作態,回信說不便詳覆,請郁東渡面談,這便有了文首郁達夫日本之行。那時,日本侵略中國野心日顯,中國日本問題專家早已密切留意。郁達夫是日本通,跟日本文化界相熟,易于了解日本真實情況,表面是邀請郭沫若回國,實則懷探測日本政府意向。孰不知日本軍方特務心目中早已把郁達夫看作“間諜”,埋下日后殺害郁達夫的種子了。
無可諱言,郁在日本的聲譽遠高于郭,郁和各文化巨頭見面,郭只能以郁的朋友身份作陪,飽受冷落。郭自傷落寞,作出了酸葡萄式紀評,說“郁君所受的僅是中等優待”,盡顯妒忌之心。同年十二月五日,日本文學工作者發起演講會,邀請達夫講演“中國詩的欣賞”,卻被東京警方禁止。演講題目并無政治氣味,無由禁止,正好說明日本特務對郁的懷疑和忌恨,是和郭沫若源出一轍的。
君子與小人結交
七七事變,郭沫若回國在政治部第三廳任職,原定邀請達夫協助,后來卻換了范壽康,郁也不在乎,不久,因為“毀家”創傷,一氣去了南洋,白骨埋異鄉,有家歸不得。將高先生文章轉寄奧田,奧田君看后,憤憤不平說:“你能說郁先生之死跟郭某無關?”我的想法是:我不殺伯仁,伯仁由我而死。
根據高拜石先生的文章,山田君說:“有理由相信達夫先生之死于他鄉,或多或少跟郭沫若有若干間接關系吧?”若然,達夫先生真是死得太不值,由此可見君子跟小人結交,輕則賈禍,重則喪命,豈能不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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