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鄉觀察｜胡澤平:百年魚燈“出圈”解鎖文化興村密碼

“鄉下人的謀生離不開泥土，生產生活方式都得依靠、圍繞土地。”費孝通先生的論斷深刻揭示了鄉土社會的物質根基。此次返鄉，在黃山市歙縣溪頭鎮汪滿田村那一盞盞游弋的魚燈中，我看見在這片泥土上不僅生長出果腹的莊稼，還滋養著照亮山鄉的魚燈文化。曾因“避火”而生的汪滿田魚燈，一度沉寂山間，面臨失傳。如今，在鄉村振興的浪潮中，這門古老手藝迎來新生。一方面，它以文化吸引力匯聚客流，喚醒鄉村沉睡資源。另一方面，其產業化發展所帶來的收益，正持續反哺這片古老鄉土。從山間一隅到世界舞臺，魚燈不僅是當地的文化名片，更通過數字傳播與文化跨界邁向全球，在新時代煥發出蓬勃生命力，成為文化賦能鄉村振興的生動注腳。

一、薪火相傳，汪滿田魚燈的歷史源流與復興成效

汪滿田魚燈是當地傳承六百余年的傳統年俗，起源于明代，承載著鄉土中國最樸素的民間信仰與生活祈愿。據傳，明代初期汪滿田村常遭火災，村民請風水師破解。欲克火必取水，取水需獲神魚恩準，故村民以竹篾為骨、棉紙為膚，扎制成魚形彩燈，于元宵節沿溪巡游，祈求以水克火、護佑平安。自此，“嬉魚”成為汪滿田人代代相傳的春節儀俗，魚燈亦從單純的防火祈愿，逐漸衍生出祈求風調雨順、宗族興旺、年年有余的多重寓意。

圖1 筆者拍攝的汪滿田魚燈

（一）產業惠民，幫助農戶就業增收

近年來，這一民俗活動爆發出強勁的經濟活力。2025年，魚燈表演及文創銷售實現收入124.43萬元，帶動村集體經濟經營性收入突破200萬元。魚燈工坊內，農閑的村民分工協作、趕制訂單，41歲的縣級非遺傳承人汪華武一年可制作魚燈約200條，全年訂單不斷，如今村里已有20余位魚燈匠人，年制作魚燈2000余條。村書記汪軍華感慨道：“村里老年人多，加之交通不便，外出打工不現實。村里有魚燈這個活兒挺好，有空就做一下，一個月收入千把塊，農閑時還能賺點錢花。”魚燈產業的發展更惠及大眾農戶，茶葉、香榧、菊花等土特產隨魚燈知名度提升成為游客搶手貨，有省外游客感嘆：“如果不是魚燈，我們也不知道汪滿田，更不知道汪滿田還有這么好的土特產。”

（二）文旅引流，把人氣轉化為財氣

魚燈的“出圈”更為汪滿田村帶來洶涌客流。2024年元宵活動期間，汪滿田村接待游客超9000人次；2025年春節，去歙縣看魚燈躋身“十大非遺熱門玩法”；成功舉辦的2025年元宵節大型嬉魚燈活動，4天吸引游客2萬余人，帶動旅拍、研學、文創銷售等直接收益8.4萬元，間接拉動住宿、餐飲等相關產業增收80余萬元。2026年農歷大年初二，這個不足13平方公里的村落單日涌入上萬名游客，魚燈從村民自娛的習俗，轉變為吸引八方來客的文旅名片。

圖2 汪滿田魚燈巡游

（三）品牌破圈，提升文化溢出價值

2023年，安徽師范大學編排的《非遺魚燈》表演亮相《中國詩詞大會》，讓汪滿田魚燈為億萬觀眾所知曉；同年，游戲“原神”以魚燈為主題的短片《魚燈》上線，單日播放量突破700萬。此后數年，魚燈先后亮相央視等品牌欄目，頻頻進入大眾視野。與此同時，其受邀參加吉隆坡唐人街、西班牙春節廟會等展演活動，以“祈福”“團圓”等情感傳遞東方美學，讓來自中國鄉村的魚燈文化傳播于更廣闊的世界。

從數據到現實場景，從村落到世界，這盞魚燈既承載著流量經濟的爆發力，也積蓄著產業經濟的持久性，既讓村集體腰包鼓起來，也讓尋常百姓日子好起來。這盞魚燈究竟是如何“游”出如此廣闊天地的？其成功背后的做法值得深入剖析。

二、破繭之路，汪滿田魚燈從民俗活動蛻變為文化IP

長期以來，學界普遍認為鄉村地區在社會資本與區位條件方面劣勢明顯，但在文化與自然資源層面具有獨特優勢。如何盤活這些資源，并轉化為可持續增長的經濟動力，正是當下必須面對的時代之問。汪滿田村，它既非資源稟賦型村莊，亦無區位優勢，卻憑借一盞魚燈，游出了一條文化賦能鄉村振興的新路徑。

（一）將民俗節點轉化為稀缺性文旅產品

汪滿田村的魚燈活動固定于春節等傳統節慶日期間舉行，這一活動時間節點，改變了汪滿田村的旅游客流結構。一方面，魚燈與春節這一傳統節日深度綁定，形成了極具辨識度的文化“錨點”。魚燈活動只有這幾天有，“只有汪滿田村有”，構成了基于非物質文化遺產的時間獨占性。精妙之處在于將散落于鄉土日常的民俗儀式，轉化為具有強烈稀缺屬性的文旅產品，創造出游客必須“定時”到訪的消費預期。從消費行為學角度看，這種“錯過就要等”的時間約束，恰恰契合了體驗經濟中稀缺性創造價值的基本原理，將原本分散的潛在客群精準集聚于特定時段，形成可預期的客流高峰。

另一方面，更為關鍵的是，節慶期間集聚的客流迅速外溢至住宿、餐飲、交通乃至農產品銷售等各個環節，推動鄉村形成以節慶為核心的消費生態體系。這種由節慶驅動的消費擴散效應，符合旅游經濟學中“乘數效應”的理論預期，即旅游支出通過多環節傳導帶動相關產業增長。同時，從社會影響看，節慶旅游帶來的收入增長提高了村民對魚燈產業的發展預期，更激發年輕人返鄉創業的動力，并促進本地就業崗位與機會的增加，呈現出經濟與社會雙重效益提升。

（二）將文化底色轉化為原真的體驗價值

在旅游開發過程中，汪滿田村堅持將魚燈活動的原真性呈現，拒絕將其改造為迎合游客的“商業化”舞臺演出。隨著旅游者經驗日益豐富，真正具有持久吸引力的，是那些依然活在鄉土社會中，與村民日常生活緊密相連的活態鄉土文化。汪滿田魚燈并非游客而存在，而是村民代代相傳的年俗儀軌，是宗族自我表達的方式。游客的到訪是“旁觀”這種純真的鄉土生活，這種未被干擾的儀式感，讓人們得以沉浸于魚燈活動的場景之中。

從體驗邏輯來看，當游客置身于汪滿田的魚燈巡游，他們看到的不是被燈光秀包裝的民俗展示，而是老人扎燈時嫻熟的手勢、孩童提燈時雀躍的神情、全村動員時無需言語的默契。這種原真性正是文旅發展的一種核心驅動力。正如麥坎內爾在舞臺真實理論中所指出的，現代游客追尋的正是那些尚未被旅游工業化污染的原生場景，以期在文化中獲得精神補償與情感共鳴。

從產業競爭視角來看，原真性的呈現為汪滿田魚燈構筑了難以效仿的價值體驗。在技術層面，魚燈的制作工藝可以記錄、教學甚至模仿，但在文化層面，汪滿田魚燈背后是六百余年的宗族傳承，是村民之間基于血緣與地緣的情感聯結，是每年春節全村老小共同奔赴的儀式感。這些看不見的部分，恰恰構成了體驗的差異性。當游客為魚燈而來，除被魚燈的美感打動之外，更多被共情的是燈影之下那個依然存在的鄉土社會。這種根植于鄉土、沉淀于時間的文化，正是汪滿田魚燈脫穎而出的原因所在。

（三）將村民參與轉化為發展的主體力量

在汪滿田村，村委統籌與村民自發動員相互配合，逐漸形成了一套讓村民成為收益主體的內生機制。村中每年推選年輕“魚頭”負責活動組織，延續著“老帶新、少當家”的代際傳承——老人傳授扎燈技藝與儀式規程，確保文化根脈不斷，年輕人執行，為傳統注入新鮮血液。這種源自宗族社會的自治傳統，使魚燈始終被村民當作自己的事，而非為外人表演的任務。當魚燈從民俗活動走向文旅市場，這一扎根鄉土的組織機制，自然而然地轉化為村民參與產業分工的基礎。村民既是魚燈的制作人和表演者，也同時成為游客接待、餐飲住宿、農產品銷售等環節的收益者。如今，村里民宿從無到有發展至多家，每戶年均增收數千元。線上小魚燈銷量激增，部分村民的收入已與外出打工持平。在汪滿田村，村民真正成為收益的主體，便更自覺地維護文化傳統，文化傳統也因村民的珍視而保持活態，非遺保護與經濟發展不再是需要取舍的矛盾，而是形成相互賦能的正向循環。

三、鑒往知來，文化賦能鄉村振興的經驗啟示

汪滿田魚燈不僅是傳統文化復興的生動實踐，更是文化賦能鄉村振興的典型樣本。其成功并非偶然的流量爆發，而是源于文化、節慶、村民主體三個方面的層層遞進與相互支撐。沒有文化根基，流量難以持續，沒有節慶帶動，資源難以轉化，沒有村民參與，發展難以扎根。汪滿田魚燈的經驗，有助于為更多傳統村落提供可借鑒的實踐路徑與經驗啟示。

（一）守住文化原生性，把鄉土記憶轉化為不可替代的競爭優勢

汪滿田村始終堅持文化原生性，未將魚燈活動改造為脫離生活語境的“商業”表演，而是以活態傳承作為發展根基。從歷史源流看，魚燈源自明代村民的“避火”祈愿，是鄉土社會應對生存的一種禳災儀式；從現實運行看，其組織方式至今仍依托宗族結構與村民自治邏輯。正是這種活態傳承，使魚燈保有了稀缺的文化真實感。當這種真實感進入文旅市場，便轉化為一種難以復制的競爭優勢。在當下，游客消費升級的方向正是從看景觀轉向體驗生活，從追逐舞臺化的熱鬧轉向尋求未被打擾的“心靈靜地”。汪滿田魚燈所提供的，恰恰是這種可沉浸、可共情的原真鄉土體驗。

鄉土文化不是發展的包袱，而是在文旅產業市場競爭中的根基。許多鄉村在開發初期，急于將傳統文化包裝升級，以為越精致就越有吸引力，結果卻讓民俗變成了流水線上的表演，徒留形式而失去了打動人心的力量。汪滿田魚燈之所以能形成強烈的感染力與傳播力，恰恰在于它始終是村民自己的年俗，所以村民投入、在意，并且守護。當被精心編排的“表演”充斥市場，那份未經雕琢的質樸反而成了最稀缺的資源。汪滿田村守住的，不只是一項民俗文化，更是鄉土中國在現代化進程中依然可以觸摸的那份從容與本真。

（二）做強節慶流量口，構建高強度集聚與多環節擴散的產業結構

汪滿田魚燈的成功，在于它將一項傳統民俗轉化為了具有時間稀缺性的文旅產品。汪滿田村精準定位，將魚燈活動打造為節慶期間的超級流量入口，通過節慶期間的高強度客流集聚，撬動住宿、餐飲、交通、農產品銷售、文創工坊等多個環節的聯動響應。民宿從無到有發展起來，農家樂應運而生，魚燈材料包讓游客把體驗帶回家，線上訂單在節后持續發酵。節慶不再是孤立的幾天熱鬧，而是貫穿產業鏈條的“啟動鍵”，實現了從文化引流到產業增收的鏈式轉化。

更值得關注的是，這種節慶驅動型模式從結構上改變了鄉村旅游的時間分布，魚燈通過時間“錨點”的設定，形成了可預期、可組織的客流高峰，為村莊在基礎設施準備、產品供給、人員調度等方面提供了清晰的規劃空間。這種“節慶引流—多業聯動—收益擴散”的模式，為那些擁有文化IP但產業基礎薄弱的鄉村提供了一條可行的進階路徑。與其貪大求全鋪攤子，不如先扎扎實實把一個點做透，帶動一條鏈上的共振。具體而言，鄉村應當立足其獨特的屬地文化，確保其本真性的呈現，采用敘事的方式，將其構建成具有吸引力的文化符號，并將其打造為流量入口，再通過產業鏈條的延伸，實現農文旅融合，最終實現從文化資源到經濟動能的可持續轉化。

（三）夯實村民主體地位，實現非遺保護與共同富裕的良性循環

當前鄉村文旅的開發，易陷入“資本下鄉、村民旁觀”的困局。外來企業帶來項目包裝、品牌推廣與客流引入，短期內確實能夠形成熱度與收入增長，但在利益分配與決策機制上，村民往往處于邊緣位置，與村民的實際收益之間，隔著一道無形的墻。一旦市場熱度下降或資本撤離，項目往往迅速失去活力。由此可見，鄉村文旅能否實現可持續發展，關鍵不在于流量規模，而在于主體結構是否穩定。

汪滿田魚燈的火爆并非單一依賴外部資源幫扶，而是扎根于一套讓村民真正成為主體的內生機制。從制作環節看，魚燈扎制、巡游組織、現場秩序維護等關鍵流程均由村民承擔；從收益結構看，魚燈文創銷售、民宿經營、農產品附加銷售等收益直接進入村民與村集體賬戶；從傳承機制看，“老帶新”的代際接續模式，使年輕人逐步承擔組織職責，強化了內部治理能力。正是在這種多層嵌入式參與結構中，村民既是文化的創造者，也是產業的經營者，更是收益的分享者。收益的本地化分配，讓村民從文旅發展中獲得實惠，也更自覺地維護魚燈的原真性，促使保護與收益兩者之間的正向循環。

圖3 筆者拍攝村民正在制作魚燈

因此，鄉村文旅開發應將村民主體性置于制度設計的核心位置。一方面，應在組織層面確保村民參與決策與執行，使其在文化傳播與活動組織上具備主導地位；另一方面，應在收益分配層面建立利益共享機制，使文化流量能夠真實轉化為家庭收入與集體積累。只有當村民既擁有話語權，又獲得收益，非遺保護才會從被動義務轉變為主動行為。

四、結語

汪滿田魚燈的成功并非單點突破，而是形成了“文化原生性—節慶集聚性—村民主體性”三位一體的發展結構，激活了鄉村文化資源的經濟潛力。對于其他鄉村而言，其核心啟示不在于復制“魚燈”這一具體形式，而在于把握其背后的發展邏輯：第一，深挖本土文化根脈，構建不可替代的原真價值；第二，利用時間與空間的稀缺性設計客流結構，形成產業發展的乘數效應；第三，建立以村民為主體的收益分配機制，實現保護與發展的有機統一。當文化不再只是被展示的符號，而成為帶動就業、促進增收、增強認同的現實力量時，文化賦能鄉村振興便不再停留于口號層面，而是真正轉化為可持續的社會實踐。

作者系湖南師范大學中國鄉村振興研究院博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