破局：突破立案難困境，維護被害人合法權益 | 蔡菲菲

引言

當碰到合作伙伴簽訂合同、收取款項后便失聯，項目系虛構，對方身份亦不屬實；公司審查賬目發現，資金被非法轉移至股東、高管或員工個人賬戶；公司經營狀況良好卻連年賬面虧損，后查實合作客戶竟是在職核心員工實際控制企業；離職員工通過不正當手段獲取、使用獲泄漏公司技術信息、經營信息等商業機密，造成重大經濟損失。上述行為已超出了民事領域救濟范疇，涉嫌構成刑事犯罪。在此類情境下，刑事控告成為維護被害人權益、實現追贓挽損的關鍵途徑。然而，現實中被害人往往面臨“立案難”的困境。不同于傳統盜竊、搶劫等犯罪，經濟犯罪往往涉及刑民交叉問題，法律關系錯綜復雜、證據材料繁多、犯罪行為也更為隱蔽。被害人往往與公安機關溝通數月無果后，被告知屬于民事經濟糾紛而不予立案。

一、立案難原因剖析與風險防范

造成立案難的原因，除辦案機關“案多人少”等客觀現實原因外，被害人控告準備工作不充分是重要主觀因素。刑事控告涉及復雜的法律程序和實體法律規定，包括犯罪構成要件分析、證據收集與固定、法律文書撰寫等。由于缺乏專業知識，被害人常陷入以下誤區：取證時機不當，導致“打草驚蛇”，證據搜集保存不利，錯失良機；缺乏對刑案管轄與報案流程的掌握，不知應向何處控告；對涉案罪名定性不準，陷于紛繁復雜的法律關系，理不出頭緒；證據材料不會梳理導致散亂、缺乏邏輯；刑事控告書，大篇幅情感控訴，缺乏事實證據支撐，沒有切中犯罪構成要件，為公安機關了解案情制造困難；報案后便不再跟進，未及時與辦案機關溝通，不了解辦案機關的偵查思路，也無法針對辦案人員的疑惑補充事實與證據。

下文筆者通過執業期間代理的多起刑事控告案件，從接案后控告前的準備工作、向公安機關報案、審查起訴、審判、刑事裁判涉財產執行階段的跟進等全流程核心階段流程，梳理報案實務要點，以期能夠突破立案難困境。

刑事控告全流程工作內容概覽

在介紹具體實務經驗之前，首要強調刑事控告風險防范，須高度警惕誣告的風險。依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第二百四十三條規定：“捏造事實誣告陷害他人，意圖使他人受刑事追究，情節嚴重的，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造成嚴重后果的，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國家機關工作人員犯前款罪的，從重處罰。不是有意誣陷，而是錯告，或者檢舉失實的，不適用前兩款的規定。”誣告陷害罪的責任形式為故意，即行為人明知所告發的是虛假犯罪事實，并意圖使他人受刑事追究。

因此，律師須嚴格審查證據材料的真實性與合法性，確保控告所依據的犯罪事實真實存在。刑事控告不應淪為經濟糾紛中打擊競爭對手的工具，其本質在于救濟，旨在恢復被破壞的社會秩序。唯有忠于事實與法律，基于客觀證據，在罪責刑相適應的框架內，方能真正維護被害人的合法權益。

二、以事實為依據，夯實證據基石

證據是刑事控告成功的關鍵。刑事案件全程均須堅持“以事實為依據，以法律為準繩”。代理刑事控告時，律師首先通過與被害人溝通交流，準確獲取證據線索，并指導其全面、及時地收集與固定證據，按照刑事訴訟法及刑事訴訟法司法解釋關于證據種類、證據固定、證據審查與認定等相關要求保存證據，例如：電子證據務必保存好原始載體，同時備份，防止數據滅失；一定避免使用非法手段獲取證據，此舉不僅可能導致證據失權，還可能引發對方提出反控告的風險；凡能證明犯罪行為發生、經過及結果的事實材料，均應納入收集范圍。

三、 準確選擇控告罪名

經濟犯罪常涉及刑民交叉問題，例如民事欺詐與詐騙罪、合同詐騙罪的界限如何把握。在涉嫌多個罪名時，不同罪名的構成要件各異，需審慎選擇。罪名選擇應兼顧追贓挽損的實際效果。在存在多個罪名可供選擇或策略性取舍時，應根據現有證據作出最符合現實利益的決定。選擇的核心標準在于，更易獲得受案單位的認可、更有利于受理和立案。不同的罪名選擇不僅涉及管轄問題，還會影響下一步證據收集、整理的方向和側重點，進而影響控告的最終結果。

筆者曾代理的一起案件中，犯罪嫌疑人在民事訴訟中通過提交虛假證據騙取款項，同時涉嫌虛假訴訟罪與詐騙罪。實踐中，虛假訴訟罪通常由人民法院向公安機關移送線索。在移送受阻后，筆者結合追贓挽損的最終目的，論證其行為符合“虛假訴訟型”詐騙，以詐騙罪直接向公安機關提出控告，成功盤活困局。

四、明確刑事管轄：“找對門、進對門”

完成前述準備工作后，關鍵問題在于向誰提出控告。管轄問題無論對控方還是辯方均屬“必爭之地”，直接影響案件能否受理及后續走向。

首先，應明確管轄機關。除了自訴案件由人民法院直接受理、職務犯罪由監察委員會或人民檢察院偵查外，刑事案件的偵查均由公安機關負責。根據《公安部刑事案件管轄分工規定》，公安機關內部不同部門各有分工：經偵部門管轄經濟犯罪；刑偵部門管轄傳統盜竊、詐騙、人身傷害等案件；海關、食藥環、網安等部門亦有其專屬管轄罪名。

其次，確定地域管轄。刑事案件管轄以犯罪地為原則，犯罪嫌疑人居住地為例外。犯罪地包括犯罪行為發生地和犯罪結果發生地。犯罪行為發生地包括犯罪行為的實施地以及預備地、開始地、途經地、結束地等與犯罪行為有關的地點；犯罪行為有連續、持續或者繼續狀態的，犯罪行為連續、持續或者繼續實施的地方都屬于犯罪行為發生地。犯罪結果發生地包括犯罪對象被侵害地、犯罪所得的實際取得地、藏匿地、轉移地、使用地、銷售地。理論上，本著打擊犯罪的原則，與犯罪行為、結果相關聯的地點均有管轄權。面對多個可選擇管轄地時，優先選擇警力充足、偵查能力較強的公安機關。像詐騙罪、合同詐騙罪不同省份因經濟發展狀況的不同導致立案標準存在差異，在特殊的刑事政策下不同地點的公安機關存在試點，這些情況均應該考慮在內，被害人所在地的管轄機關通常為最便利的選擇。

最后，不可忽視級別管轄。縣級公安機關負責本轄區內刑事案件的偵查；設區的市一級以上公安機關負責重大案件的偵查。上級公安機關認為必要時，可偵查下級公安機關管轄的案件；下級公安機關認為案情重大需由上級偵查的，可請求上一級公安機關管轄。確定管轄級別時，應結合案情重大程度，如涉案人數、金額等因素。

五、保持有效溝通，查漏補缺

有一種錯誤認識：公安機關立案后，刑事控告工作即告結束。受制于案多人少、經費問題以及辦案人員認知差異等因素，實踐中常出現“掛案”、久拖不決的情況。立案后，律師仍需要與公安機關保持密切有效溝通，了解偵查難點，及時協助辦案民警補充提交相應的證據材料，就疑難法律問題有針對性的提交類案檢索報告。

了解跟進公安機關采取的強制措施情況，針對人身危險性較大的，可以向公安機關提交建議變更強制措施，申請立即逮捕，或向檢察院提交批捕建議。對于掌握的財產線索，應積極提供給辦案機關，以便及時查封、凍結、扣押涉案財物。

此外，經濟犯罪控告的目的不僅在于打擊犯罪，追贓挽損對被害方而言尤為關鍵。如何在刑事訴訟進程中把握時機，與犯罪嫌疑人一方就諒解、退賠進行談判，及時挽回損失，亦是影響其能否取保候審、情節輕微的案件作出不起訴決定、從輕處罰的重要因素。

六、 全程參與刑事訴訟，做好程序保障

如果控告過程中，出現公安機關不予立案的情形。此時，律師可以利用對程序法的了解，協助被害人依法向公安提出刑事復議、復核，或者向人民檢察院申請立案監督，進一步推動案件進展。根據刑事訴訟法規定，人民檢察院認為公安機關對應當立案偵查的案件而不立案偵查的，或者被害人向人民檢察院提出的，人民檢察院應當要求公安機關說明不立案的理由。人民檢察院認為公安機關不立案理由不能成立的，應當通知公安機關立案。

案件進入審查起訴階段，被害人代理律師可通過及時閱卷、提交法律意見，推動案件進程。筆者曾辦理的一起職務侵占案中，犯罪嫌疑人實施的職務侵占行為涉及關聯交易，在當時此類情形尚不普遍。辦案檢察官對是否認定為犯罪存在疑慮。了解情況后，筆者立即撰寫并提交了關于“關聯交易型”職務侵占的法律意見書，附相關裁判案例及理論研究，助力檢察官準確認定犯罪事實。

進入審判階段，控告方律師發揮對公訴人的輔助作用，參與庭前會議，處理程序性事項，開庭時發問、質證、舉證、發表辯論意見，在開庭之后，結合庭審中的難點、要點以及合議庭關注的問題，形成書面的訴訟代理意見，供合議庭評議時參考。

結語

刑事控告之路充滿艱辛與挑戰，但并非無章可循。唯有以事實為依據，以法律為準繩，扎實準備、精準選擇罪名、明確管轄、持續溝通、全程參與，方能突破立案難困境，真正維護被害人的合法權益。

蔡菲菲

山東鑫士銘（青島）律師事務所

專職律師

教育背景

2015年-2019年，山東大學（威海），獲法學學士學位

擅長領域

執業期間為DBR Lafite拉菲羅斯柴爾德集團、青建集團等企業提供常年和專項法律顧問服務。辦理建筑工程施工合同、金融借款擔保糾紛等民商事案件，維護當事人合法權益。參與詐騙罪、非法吸收公眾存款罪、敲詐勒索、涉黑涉惡等刑事案件辯護，多起案件取得公安機關撤案、檢察院不起訴、法院判處緩刑的良好效果。代理合同詐騙、職務侵占等多起刑事控告案件，成功為被害單位追回經濟損失，實現有效挽損。對刑民交叉疑難復雜案件、企業合規有深入研究，撰寫的《涉案企業有效合規整改初探》一文榮獲山東省律師優秀論文二等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