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5”愈發困難且得不償失，我國經濟增長將進入“4”時代！　

內容提要：

2026年李強政府工作報告首設GDP增長目標4.5%-5%，35年來首次低于5%，標志我國進入“4”時代。保5愈發困難，因房地產危機、地方高負債（含隱性債）、消費疲軟、產能過剩、青年失業率高及外部貿易保護主義加劇。目標下調后，政策轉向調結構、托而不舉，消費刺激與房地產支持減弱，經濟增長將發生四大深刻變化。

一、李強在政府工作報告中宣布，2026年經濟增長目標為4.5％到5%，這是35年來首次低于5%。

2026年3月5日，國務院總理李強在十四屆全國人大四次會議上作政府工作報告，正式宣布今年發展主要預期目標：經濟增長4.5%-5%，在實際工作中努力爭取更好結果。這是我國35年來首次將經濟增長目標設定在5%以下，標志著長期“保5”時代正式轉向“4”時代。

報告明確，這一區間目標是“十五五”開局之年為調結構、防風險、促改革留出空間的務實選擇，與2035年遠景目標（人均GDP較2020年翻一番）總體銜接。李強強調，實現該目標具備有利條件，但各地區要結合實際，通過扎實工作爭取更好結果。城鎮調查失業率目標5.5%左右，居民消費價格漲幅2%左右，糧食產量1.4萬億斤左右，單位GDP二氧化碳排放降低3.8%左右。

歷史上，我國經濟增長目標曾兩次設定區間（2016年6.5%-7%、2019年6%-6.5%），實際增速通常落在或略高于下限。此次4.5%下限為近35年最低，遠低于過去“5%左右”的剛性目標。一些國際研究機構預測，2026年實際增速約在4.3%-4.8%之間。

此舉傳遞清晰信號：我國經濟已進入增速放緩的結構性轉型軌道。過去30余年，除疫情特殊時期外，我國始終全力“保5”，以高增長化解矛盾。但當前外部不確定性加大、內部結構性問題積累，單純追求速度已不可持續。官方學者指出，設定區間是為應對各種不確定因素留有彈性，引導各方聚焦高質量發展而非盲目沖速度。

李強在報告中坦言，近年來我國很少遇到“如此嚴重和復雜的情況”，外部沖擊與國內挑戰疊加。在此背景下，下調目標并非消極，而是主動適應新常態，為中長期高質量發展打牢基礎。這一歷史性調整，宣告我國經濟增長正式邁入“4”時代。

二、為什么將經濟增長目標調整到5%以下？因為保5%越來越困難并且得不償失。

將經濟增長目標下調至5%以下，根本原因是“保5”已越來越困難且得不償失。高速增長曾能掩蓋矛盾，但如今積累的問題已使高增速成為不可持續的負擔，強行保5只會引發低效投資、數據注水等短期行為，最終損害長遠發展。

首要挑戰是嚴重的房地產危機。

房地產占GDP比重曾高達25%以上，當前仍處于深度調整期。2025年商品房銷售面積和銷售額持續下滑，開發商資金鏈緊張，多地樓市庫存高企。強行保5%會迫使地方政府繼續依賴土地財政和房地產投資，但這已難以為繼，反而加劇泡沫風險。

其次，地方政府高負債問題突出，包括公開債和隱性債務。

2025年末地方政府債務余額約54.82萬億元，全國政府債務總額約96萬億元。盡管2025年發行2萬億元再融資債券，各地自稱超82%融資平臺退出，經營性金融債務下降超74%，但存量壓力仍大。隱性債務顯性化后，地方償債負擔加重。若強保高增長，地方政府或繼續違規舉債，埋下系統性風險隱患。報告明確“風險防范化解”排位下降，顯示政府已通過前瞻調控減輕擔憂，但高負債仍是硬約束。

第三，國內消費疲軟。

居民收入增長放緩、信心不足，導致消費對經濟增長貢獻率難以提升。2025年“以舊換新”政策雖帶動汽車、家電銷售，但邊際效應遞減，年初車市已現低迷。青年就業難進一步拖累消費：2025年12月16-24歲不含在校生失業率16.5%，雖連續下降但仍處較高水平，高校畢業生1222萬人創紀錄，就業結構性矛盾突出。消費不振使內需難以替代出口，保5%難度倍增。

第四，產能過剩與推動物價回升的壓力并存。

部分行業（如鋼鐵、新能源）產能利用率偏低，價格下行風險大。CPI目標2%左右，顯示政府希望推動價格溫和回升，但強刺激不一定能推動物價反轉，但一定會加重資源錯配。外部逆風下，出口雖強勁，但難以持續拉動整體增速。

最后，潛在增長率自然下降。

改革開放后高速增長紅利逐步消退，人口老齡化、勞動力成本上升使潛在增速回落至4%左右。國際機構測算，我國長期潛在增速已降至約3%-4%區間。強行保5%會透支未來，引發低效投資、環境壓力和債務積累，得不償失。

因此，下調目標是深思熟慮的現實選擇。它避免地方政府盲目追高、防止短期行為，為結構調整留點空間。報告強調“各地區結合實際”，正是防止“一刀切”保5的務實之舉。進入“4”時代，并非放棄增長，而是以質量換速度，實現更可持續的高質量發展。

三、貿易保護主義越來越普遍，外部發展環境越來越差，棄5%為4%既實事求是也符合經濟規律。

外部環境惡化是下調目標的重要外部原因。貿易保護主義抬頭，美國等國關稅壁壘升級，我國出口雖保持韌性，但不確定性顯著增加，單純依賴出口保5%已不現實。

報告指出，近年來我國“很少遇到如此嚴重和復雜的情況”，外部沖擊與國內挑戰疊加。2025年中美經濟緊張升級，實際新增關稅30-40%（低于此前60%預期），但仍對全球供應鏈造成擾動。外資機構認為，在缺乏大規模刺激情況下，出口將繼續是關鍵引擎，但難以獨力支撐5%增速。

貿易保護主義已成全球趨勢。美歐對華電動車、光伏、鋼鐵等領域設限，印度、東南亞部分國家也加強本土保護。地緣政治風險、供應鏈重構使我國出口面臨更高不確定性。盡管2025年出口超預期、多元化成效明顯，但長期看，國際貿易平衡壓力增大。

在此背景下，棄5%為4%既實事求是，也符合經濟規律。過去依賴出口+投資模式已遇瓶頸，外部環境逼迫我國轉向內需主導、結構優化。

這一調整符合規律：經濟體量越大，增速自然放緩是普遍現象。日本、韓國等東亞經濟體在類似階段均經歷增速下臺階。保5%需付出高昂代價（如債務擴張、資源浪費），而4.5-5%區間能為高質量發展留空間。出口強勁但結構失衡，側重國際平衡與內需增長更務實。

總之，下調目標是主動適應外部變化的戰略選擇。它避免被貿易摩擦拖累，引導政策聚焦國內大循環與新質生產力，符合經濟規律與長遠利益。

四、GDP目標調降之后，我國從上到下的經濟政策發生四大變化。

GDP目標調降后，我國經濟增長模式將發生根本性轉變，從“保速度”轉向“調結構、促改革”，具體體現為四大變化。

一是臨時性保增長的政策將減少，中長期調整經濟發展模式和優化經濟結構的政策將增多。

過去為保5%，常出臺短期刺激措施。如今信號明確：不再走投資+出口、基建+房地產老路。政策將圍繞結構失衡再平衡發力，支持新質生產力、科技自立、綠色轉型；不利領域（如低效產能）將被約束。報告強調“調結構、防風險、促改革”，各地需結合實際，避免盲目沖速度。這將引導資源從傳統領域轉向戰略性新興產業，實現高質量發展。

二是政策正式進入托而不舉模式，不搞大水漫灌。

財政赤字率4%、地方專項債4.4萬億元、超長期特別國債1.3萬億元均無明顯增量，低于市場預期。多出2300億元赤字僅隨GDP水漲船高，并非強刺激。只要不發生大風險，就不會新增大規模增量政策。準財政工具雖加大，但精準導向“兩重”“兩新”。這一模式避免過去“大水漫灌”導致的債務膨脹和資源錯配，體現“托底”而非“托高”。

三是消費刺激力度減弱。

今年以舊換新特別國債2500億元，比去年減少，邊際效應已遞減。家電、汽車等消費品基本換新完畢，短期難再靠補貼拉動。新辦法有限，只能依靠科技創新、新產品催生新需求。政策將更多轉向就業優先、收入提升、消費環境優化，而非單純補貼。這倒逼企業創新、產業升級，長期利好消費結構優化。

四是房地產刺激政策將低于預期。

市場期待的財政貼息未落地，僅“鼓勵”收儲存量房作保障房，無強制措施，全靠地方自覺，樓市僵局難快速打破。政策重點轉向保障性住房建設與“房住不炒”，而非刺激需求。這將加速房地產去杠桿、轉型，但短期銷售壓力仍存。

總體來看，今年經濟增長將呈現“K型復蘇”：科技、綠色、高端制造等領域加速，國家資源更多投向“星辰大海”；傳統領域、民生日常投入相對減少。全面牛市難現，但結構性機會增多。地方政府從“保增長”轉向“促轉型”，企業從規模擴張轉向質量提升，民眾從速度紅利轉向高質量生活紅利。

進入“4”時代，是我國經濟成熟的必然選擇。它雖告別高速神話，但開啟高質量發展新篇章。只要政策精準落地、改革持續深化，我國經濟必將行穩致遠，在新賽道上實現更可持續的增長。

【作者：徐三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