塞外狂魔許官春，為幾十塊錢就殺人，落網后叫囂他認為的成就大業

1999年3月29日的深夜，內蒙古烏審旗的偏遠牧村被濃重的黑暗包裹，呼嘯的北風卷著黃沙，發出凄厲的嗚咽。

一間土坯房里，一個面露兇險的男人正在昏暗的煤油燈下“霍霍”地磨著板斧。

過了一陣子，土坯房里的煤油燈滅了，男人提著板斧出來了。

就在這時，埋伏在沙丘后的數名民警如猛虎般撲出，瞬間向土坯房沖過來，以迅雷之勢將男人死死地按住。

板斧“哐當”一聲砸在地上，男人被按在地上仍目露兇光，脖頸青筋暴起，對著民警狂吼：“你們晚抓我十年，最起碼還得有十條人命葬送在我這板斧之下！”

這個狂吠不止的暴徒，就是背負七條人命、流竄全國十年的“塞外殺人狂魔”許官春。

1970年，許官春出生在山西省廣靈縣的一個普通農民家庭，自出生起便被親生父母遺棄，后被當地一對無兒無女的養父母收養。

這份遲來的親情，本應是他人生的溫暖底色，卻因養父母無底線的溺愛，最終淪為滋養惡魔的溫床。

養父母將他視作掌上明珠，臟活累活從不讓他沾手，哪怕是他主動挑事毆打鄰居小孩，養父母也只會跑到別人家理論，從未對他有過一句責備。

這種毫無原則的縱容，讓許官春從小就養成了蠻橫霸道、好吃懶做的性格，他心中沒有是非對錯的概念，只覺得拳頭能解決一切問題，骨子里的自私與暴戾，在年少時便已深深扎根。

步入少年時代，他更是徹底淪為街頭的閑散混混，整日與社會上的不良青年廝混，打架斗毆、小偷小摸成了家常便飯，頻繁出入派出所。

可民警的批評教育、鄰里的好言相勸，在養父母的庇護下都成了耳旁風，他的膽子也在一次次的縱容中變得越來越大，從最初的偷雞摸狗，逐漸發展到聚眾斗毆、搶劫路人。

二十歲之前，許官春因搶劫、故意傷害兩次被公安機關勞動教養，可勞教的經歷非但沒有讓他幡然醒悟，反而讓他在與其他服刑人員的接觸中，學到了不少反偵查技巧。

在勞教所，他不僅沒有反思自己的行為，反而覺得是自己手段不夠“狠”、考慮不夠周全才會被抓，心中的暴力因子被不斷放大，對法律的敬畏之心更是消失殆盡，養父母在他勞教期間依舊為他奔走開脫，這份畸形的愛，最終讓許官春徹底失去了最后的人性約束，心中的惡魔，已然蘇醒。

1989年冬天，十九歲的許官春從勞教所出來后，依舊不改好吃懶做的本性，在家待了沒多久便嫌日子清貧，耍橫從當地小煤窯“賒”走兩車煤——實則明搶，以他在當地的劣跡，煤窯老板根本不敢討要貨款。

他雇了兩名司機拉著煤前往河北易縣販賣，因為煤的質量太差，沒賣掉，他便甩掉兩名司機，沒給人家工錢，晚上游蕩到了城郊，見一家小客棧里只有店主一人，突然間，他就惡魔上了身，心中生出了歹意。

夜里，估摸著店主已經睡熟，他像上了發條一樣，一臉邪惡地向店主房間摸過去。

店主是個三十多歲的彪形大漢，因喝了酒正蜷在熱炕頭打呼嚕，渾身酒氣。

許官春抄起客棧里一根磨得發亮的打炭鐵棒，躡手躡腳走到炕邊，對著大漢的腦袋狠狠砸去。

誰知大漢恰好翻身，鐵棒砸在臉上，瞬間滿臉開花，劇痛讓他猛地驚醒，赤手空拳就與許官春搏斗起來。

許官春見狀徹底豁出去，雙手攥緊鐵棒對著大漢的頭部、胸口瘋狂擊打，足足打了一百多棒，直到大漢倒在血泊中徹底沒了動靜，他才癱坐在地。

屋內濺滿了溫熱的血，炕單、桌角甚至房梁上都沾著血漬，許官春胡亂用客棧的抹布擦去手上、臉上的血，翻箱倒柜只搜到86元現金。

之后，他換上店主的舊棉襖，把沾血的衣服塞進灶膛燒成灰燼，用爐灰掩蓋住地上的血腳印，趁著茫茫夜色一頭扎進風雪里，倉皇逃竄。

這起雪夜命案，是許官春手上的第一條人命，也拉開了警方十年追兇的序幕。

接到報案后，易縣警方連夜冒雪趕赴現場，當時天剛蒙蒙亮，鄉間土路被積雪覆蓋，警車在雪地里打滑，民警們干脆下車徒步跑了三公里趕到客棧。

現場的慘狀讓見多了大案的老民警都心頭一沉，店主頭部、胸口血肉模糊，屋內血漬遍地，灶膛里還留著燒剩的衣服殘片。

當時正值零下極寒天氣，為提取關鍵痕跡，民警們用鋁粉和磁性刷在作案鐵棒上小心顯現掌紋，低溫下油墨極易凝固開裂，老民警干脆將拓好的掌紋紙片貼在貼身棉襖里保溫，指尖凍得僵硬發紫，連指紋刷都握不穩，只能時不時放在嘴邊哈氣取暖。

可雪夜的現場早已被破壞，兇手的腳印在院外的雪地里便沒了蹤跡，鐵棒上只提取到三枚殘缺的右掌掌紋，走訪周邊村民，也只有人隱約聽到深夜的打斗聲，無人見過陌生面孔。

警方依照當時的辦案程序，初步判斷是流竄作案，連夜制作制式協查函，附掌紋拓片、作案手法描述向上級申請跨省協查，可當時通訊落后，跨省信息傳遞只能依靠傳真和手搖電話，分辨率極低的傳真將掌紋細節磨平，通報剛發至周邊縣市，許官春早已借著風雪逃向河北與山西的交界地帶，第一波追兇，警方與惡魔擦肩而過，只留下滿墻的案情分析和徹夜未眠的焦灼。

誰也沒想到，這一次的擦肩而過，竟讓許官春在接下來的十年里，流竄晉、冀、京、魯、甘、蒙等十余個省、市、自治區，接連制造六起命案，成為手上沾著七條人命的冷血狂魔，而他的作案手段也愈發殘忍，從最初的“怕留活口”逐漸演變成“殺人上癮”，甚至看到受害者痛苦的模樣會感到興奮。

1990年春，許官春化名“王曉東”流竄至北京昌平郊區，他在當地建筑工地打短工，趁夜偷了一把板斧，在住處磨得鋒利后別在腰后，花了數月在城郊胡同踩點，最終盯上了一間由六十多歲老漢獨自經營的雜貨鋪。

老漢無兒無女，守著鋪子過活，每日關店后便獨自住在鋪子里。

許官春趁深夜用路邊的石頭砸開雜貨鋪的木窗，翻窗進入后，見老漢正趴在桌上打瞌睡，二話不說舉起板斧朝著老漢頭頂劈去，老漢當場斃命，連哼都沒哼一聲。

他在鋪子里翻找半天，只搶到120多元零錢和幾包煙，為了掩蓋痕跡，他把板斧扔進附近的護城河，換上從鋪子里翻出的舊褂子，趁天未亮逃出昌平，直奔山東。

案發后，昌平警方迅速勘查現場，在窗沿上提取到一枚帶血的指紋。

昌平警方立即制作協查材料，通過傳真機向周邊12個縣市公安局發送，附帶板斧劈砍的作案特征、嫌疑人身高體型描述，可受限于傳真分辨率，掌紋的關鍵三角紋、斗紋特征難以辨認，各地警方摸排多日均無收獲，這起案件也成了懸案。

同年秋天，山東德州連日陰雨，許官春躲在集市旁的橋洞下，盯上了一個在此搭窩棚居住的五十多歲貨郎。

貨郎每日走街串巷賣針頭線腦，夜里便在窩棚里歇息，許官春撿了一根路邊的粗鐵棒，趁雨夜窩棚視線差，猛地掀開門簾闖入。

貨郎當時正借著煤油燈整理貨擔，見陌生人闖入剛要呼喊，就被許官春一鐵棒砸中額頭。

貨郎掙扎著想要爬起來呼救，卻被許官春按住身子，接連朝著頭部猛擊數下，直到沒了氣息。這一次，他搶到280元，作案后把鐵棒扔進附近的河溝，用冰冷的雨水洗去身上的血漬，把窩棚里的貨擔翻得一片狼藉，偽造出單純搶劫的假象，隨后逃竄到山東與河北的交界地帶。

德州警方在現場提取到一枚足跡，經石膏固定后判斷為43碼膠鞋，步幅約75厘米，外八字特征，可當時各地足跡信息尚未互通，這一線索也未能與昌平、易縣案件關聯。

1992年夏天，許官春流竄至甘肅平涼山區，這里地廣人稀，散落著不少獨居的放羊老漢，他覺得此地易下手、易逃竄，便在此逗留多日。

他盯上了一位獨居在窯洞的七十多歲放羊老漢，假裝過路討水喝進入窯洞，見老漢炕頭擺著一個裝零錢的布包，便假意道謝，趁老漢轉身燒水的功夫，從腰后抽出板斧，朝著老漢的后腦狠狠劈去。

老漢猝不及防，當場倒地，許官春搜遍窯洞，只搶到70多元，氣急敗壞的他竟在窯洞里翻出柴草和羊皮堆，一把火點著，還把老漢的放羊鞭、水瓢都扔進火里，試圖徹底燒毀現場。

火舌很快吞噬了窯洞，許官春從窯洞后窗翻出，逃進深山，等附近村民發現火情趕來時，窯洞早已燒成殘垣，老漢的尸體也被燒得難以辨認。

警方勘查現場時，在灰燼中反復篩檢，終于提取到一小塊板斧的金屬殘片，經鑒定為單刃斧，斧刃寬8厘米，這成為了此案唯一的物證，警方將殘片存檔，卻因無其他線索，無法與此前案件串聯。

1995年冬，許官春潛回山西大同，在南郊盯上了一間夫妻經營的小旅店，他趁深夜用撬棍撬開旅店的后門，摸黑進入店內。

男店主被動靜驚醒，起身查看時與許官春撞個正著，兩人當即扭打起來。

男店主雖年近五十，卻身強力壯，許官春一時難以制服，急紅了眼抽出板斧，對著男店主的脖頸狠狠砍去，鮮血瞬間噴濺在墻上，男店主當場倒地身亡。

當時女店主回娘家探親，僥幸躲過一劫，許官春在旅店里翻找半天，搶到350元，為了誤導警方偵查方向，他故意撕毀旅店的賬本，把柜臺翻得亂七八糟，偽造出因債務糾紛行兇的假象。

這起案件中，警方在撬棍上提取到了許官春的半截右掌掌紋，老民警拿著放大鏡和透明尺，將這枚掌紋與昌平命案的窗沿指紋逐一比對，最終標記出12個吻合的特征點，依照刑偵規范，這一結果足以認定兩案為同一人所為。

大同警方立即向上級匯報，推動河北、北京、山西三地警方線索整合，這是十年追兇中，警方首次將多起命案關聯，可當時全國尚未建立統一指紋庫，手工比對效率極低，許官春早已再次流竄，線索又一次中斷。

1997年秋天，許官春化名“李強”，假裝成收羊皮的商販，流竄至內蒙古鄂爾多斯牧區，盯上了一位獨自看守草場的中年漢子。

漢子常年在草場居住，靠著看守草場和販賣羊皮為生，許官春以收購羊皮為由接近他，趁漢子低頭檢查羊皮成色的功夫，從腰間抽出一把匕首，猛地刺中漢子的后腰。

漢子吃痛轉身，想要呼喊遠處的牧民，許官春又上前一步，將匕首狠狠刺進他的胸口，漢子掙扎了幾下便倒在草甸上。

許官春在漢子的住處翻找，只搜到50多元，他把匕首扔進草場深處的沼澤里，搶走漢子的羊皮襖御寒，隨后逃進牧區深處。

警方在現場提取到嫌疑人的血跡，經血型鑒定為B型血，這一特征被加入犯罪畫像，可當時DNA技術僅在公安部物證鑒定中心少量應用，基層刑偵仍以血型和痕跡比對為主，這一線索未能發揮更大作用。

而許官春的殘忍，在1998年達到了頂峰，他覺得單獨作案效率太低，竟勾結了老家有盜竊、搶劫前科的張順、李建倉兩名亡命之徒組成團伙，三人一拍即合，定下“許官春負責踩點、動手殺人，張順、李建倉負責望風、接應，贓款三七分”的規矩，開始在鄂爾多斯牧區瘋狂作案。

短短十天內，他們連續實施四起搶劫作案，三人在鄂爾多斯的偏遠村落游蕩時，被一位名叫王恩河的六十多歲老漢好心收留。

老漢孤寡一人，見許官春三人穿著單薄，便邀他們到家中住下，不僅管吃管住，還炒了幾個菜，拿出珍藏的孔府家酒招待，甚至見許官春衣衫襤褸，還送了他一件厚棉襖，臨走前還說要給他們湊點路費。

可老漢的善意，換來的卻是滅頂之災，許官春在與老漢的攀談中，得知老漢攢了一筆養老錢，當即動了殺心。

待老漢熟睡后，許官春抽出板斧，朝著老漢的腦袋狠狠劈去，老漢從睡夢中驚醒，慘叫一聲，睜著眼睛指著許官春，斷斷續續罵出“你個沒良心的禽獸……”便沒了氣息。

許官春見老漢眼睛圓睜，仿佛還在盯著他，竟又對著老漢的眼睛補了一斧，隨后三人在老漢家中翻出960元現金——這是許官春十年作案以來搶到的最多的一筆錢。

一碗尚且溫熱的粥，一件帶著體溫的棉襖，最終卻換來冰冷的板斧，這份恩將仇報的殘忍，讓整個塞外牧區陷入恐慌，牧民們連夜加固門窗，獨居的老人紛紛搬到親戚家居住，村鎮的墻壁上貼滿了通緝告示，人心惶惶。

而這十年里，警方的追兇之路，始終伴隨著重重阻礙。

當時全國指紋庫尚未建立，各地警方的偵查手段參差不齊，跨省信息溝通需嚴格依照辦案協作流程，由縣級以上公安機關出具協作函，可傳真傳遞的痕跡材料細節模糊，手工比對效率低下；許官春又極其擅長反偵查，他從不使用身份證，靠打零工、偷牛羊隱藏行蹤，作案后必更換兇器、燒毀衣物，不留任何生物痕跡，專挑省際交界的偏遠地區作案，利用各地警方的管轄邊界，反復橫跳躲避追捕。

更囂張的是，1998年8月，他與張順在山西公路邊殺害一名騎摩托車的男青年，只搶到30元，卻把摩托車以500元賣掉，案發后警方到現場勘查，許官春竟拉著張順混在圍觀群眾中，裝作義憤填膺的樣子指責兇手，憑借著“高超演技”避開了警方的懷疑。

每一起命案發生后，當地警方都會第一時間趕赴現場，提取痕跡、走訪摸排、繪制案情線，可線索始終碎片化，無法形成合圍。

北京昌平命案的板斧劈砍痕跡，與易縣命案的鈍器擊打手法高度相似，昌平警方首次提出“系列流竄殺人案”的猜想，卻因跨省警力聯動需層層審批，只能在昌平周邊摸排，最終一無所獲；甘肅平涼警方提取到的板斧金屬殘片，與昌平、大同的痕跡雖有相似，卻因沒有統一的比對標準，無法鎖定嫌疑人；山西大同命案中，許官春故意偽造的債務糾紛假象，讓追兇再次陷入迷霧。

許官春甚至摸清了警方的偵查規律，作案后會故意前往警力密集的城鎮短暫停留，制造“作案者已離開”的假象，與警方玩起了“貓鼠游戲”。

這十年里，各地警方累計出動警力上萬次，走訪群眾十余萬人次，手工整理的卷宗堆成了小山，卻始終只能跟在兇手身后，看著一條條無辜的生命接連逝去，這份無力感，成了所有刑偵民警心中的一塊巨石。

1998年鄂爾多斯王恩河老漢恩將仇報案的發生，徹底點燃了警方的怒火，也讓這起系列流竄殺人搶劫案引起了公安部的高度重視。

公安部當即決定，將許官春列為部級督捕逃犯，依照重大案件督辦流程，啟動跨省聯動作戰機制，從晉、冀、魯、甘、蒙五省市抽調百名刑偵骨干，成立“許官春系列殺人搶劫案”專案組，由內蒙古公安廳刑偵總隊總隊長擔任組長，一場全國性的追兇攻堅戰正式打響。

專案組進駐鄂爾多斯后，立刻搭建起臨時作戰指揮室和痕跡物證檔案庫，十幾平米的房間里，墻上貼滿了五省十余年的命案地圖、作案時間線、手法分析圖，數百張案情照片鋪滿桌面，各地提取的掌紋拓片、兇器殘片、血跡樣本被分類編號，逐一歸檔。

民警們日夜不休，三班倒梳理線索，逐案比對現場痕跡、作案工具、受害者特征，從86元到960元的搶劫金額變化，從單斧擊打多部位到伙同作案的手段升級，從單獨流竄到團伙配合的軌跡轉變，一點點勾勒出許官春的犯罪畫像：男性，年齡28-30歲，山西廣靈一帶口音，身高175厘米左右，右手有一道明顯疤痕，B型血，穿43碼膠鞋，步幅75厘米左右外八字，性格多疑、冷血，具備一定的反偵查能力，長期混跡于偏遠農村和牧區，以打零工為生，有犯罪同伙。

專案組還專程邀請公安部物證鑒定中心的專家到場，專家采用手工拼接法，將易縣、昌平、大同三地提取的殘缺掌紋逐一拼接，最終還原出一枚完整的右掌掌紋，這枚掌紋成為了鎖定許官春的關鍵物證。

同時，專案組按跨省協作規定，將拼接后的掌紋拓片、血型特征、作案工具信息制成標準化協查材料，通過加密電臺和傳真發往全國各省市公安機關，實現了線索的全國同步。

與此同時，專案組兵分四路，對許官春的社會關系展開全面摸排，從他的老家山西廣靈入手，走訪其養父母、鄰居、曾經的獄友，得知許官春自幼頑劣，對牧區生活略有了解，且極其貪財，做事不計后果。

另一路民警則對其團伙成員張順、李建倉展開追捕，根據許官春獄友的供述，警方鎖定二人藏身山西大同的一家小旅館。

依照異地辦案協作流程，內蒙古專案組向大同市公安局出具正式協作函，大同警方立即安排民警偽裝成住客，悄悄控制旅館出入口，趁二人熟睡時實施抓捕，全程未發一聲，成功將張順、李建倉抓獲。

面對審訊，二人起初百般抵賴，結成攻守同盟，民警當即采用離間式審訊法，利用經典的“囚徒困境”邏輯，將二人分開關押。

對張順，民警故意透露“李建倉已經把主謀推給你，說你主動拉攏他跟許官春作案，分贓也比他多”；對李建倉，則告知“張順交代你是望風的主謀，還藏了王恩河老漢案的贓款”，同時拿出草原牧民的指證材料和現場提取的足跡特征。

連續三十多個小時的心理博弈，二人的攻守同盟徹底瓦解，為了自保紛紛互相揭發，最終如實供述了與許官春合伙作案的全部細節，卻對許官春的后續行蹤諱莫如深——許官春早已預判到二人可能被抓，在解散團伙前，特意燒毀了所有作案工具，更換了身份，只留下一句“往草原深處走”，便孤身潛入內蒙古烏審旗的草原腹地，徹底消失在茫茫牧區。

追兇之路，終于聚焦到了烏審旗。

這片廣袤的草原，牧民分散居住，一戶人家與下一戶相隔數公里，交通閉塞，風沙漫天，手機信號時有時無，成為了許官春的“避風港”，也成了警方追兇的最大難關。

專案組當即抽調三十名精銳民警，組成草原摸排小組，進駐烏審旗嘎魯圖鎮，展開地毯式摸排。

當時已是深冬，草原上的氣溫低至零下三十多度，寒風卷著黃沙打在臉上，像針扎一樣疼，民警們背著干糧、水壺、偵查器材，騎著摩托車在草原上穿梭，摩托車在沙土路里打滑，就推著走，餓了就啃冷饅頭、吃方便面，渴了就喝冰水，晚上就住在牧民的閑置土坯房或臨時帳篷里，沒有暖氣，就靠著一堆柴火取暖，連續一個多月，所有人都沒睡過一個整覺，嘴唇干裂起皮，臉上手上凍出了凍瘡，卻沒有一人喊苦喊累。

為了提高摸排效率，民警們將拼接后的掌紋拓片、43碼膠鞋足跡特征、B型血信息告知牧民，發動群眾提供線索，同時對草原上的閑置羊圈、土坯房、破窯洞逐一排查，用粉末顯現法對現場的水瓢、碗筷、炕沿等物品提取指紋，用石膏固定可疑足跡，不放過任何蛛絲馬跡。

可摸排工作的難度，遠超想象。

許官春偽裝成外來打工者，化名“老徐”在牧區游蕩，還偷偷摸走過牧民的牛羊，不少牧民被他騙過，又因怕報復，對警方充滿戒備，不愿透露陌生人的信息。

民警們沒有放棄，每天挨家挨戶走訪，給牧民講解案情，留下聯系方式，甚至幫牧民修補房屋、放牧、喂牛羊，用真心換取信任。

有位七十多歲的蒙古族老牧民，看著民警們在風沙里啃冷饅頭，還幫他找回了丟失的羊群，終于紅著眼眶開口：“村東頭的廢棄羊圈里，最近住著一個叫老徐的外地人，沒身份證，整天背著個布包，里面好像藏著東西，看著怪嚇人的，還總打聽牧民家里有沒有錢。”

這條關鍵線索，讓專案組瞬間看到了曙光。

民警立即對村東頭的廢棄羊圈展開秘密布控，為了不打草驚蛇，專案組讓民警們換上牧民的破舊蒙古袍，頭上裹著毛巾，偽裝成放牧的牧民，蹲在遠處的沙丘后，拿著8倍軍用望遠鏡日夜監視。

草原上沒有通訊信號，民警們便用加密軍用電臺與指揮室聯系，每小時匯報一次許官春的活動情況，電臺的滋滋電流聲，成了寒夜里最堅定的追兇信號。

許官春的多疑，遠超警方的想象，布控的第一天，他就故意在羊圈附近扔了一塊沾著血的羊腿，還假裝離開，實則躲在遠處的沙棘叢里觀察，測試是否有警方埋伏。

民警們強壓內心的警惕，假裝沒看見，依舊低頭放牧、撿牛糞，讓許官春誤以為只是普通牧民，暫時放下了戒備。

接下來的十幾天里，民警們用望遠鏡記錄下許官春的“每日行動時間表”：每天傍晚外出踩點，深夜返回羊圈，專挑獨居牧民家徘徊，這一規律為警方確定抓捕時機提供了關鍵依據。

許官春多次更換藏身點，從廢棄羊圈搬到閑置土坯房，又搬到草原深處的破窯洞，行蹤飄忽不定，仿佛在與警方玩“捉迷藏”，甚至有一次，他在警方摸排的村口徘徊，與一名偽裝成牧民的民警擦肩而過，他眼神陰冷地打量著民警，民警的手悄悄摸向腰間的警棍，心跳快到嗓子眼，卻依舊面不改色地低頭走過，這驚險的一幕，讓所有民警都捏了一把汗——惡魔就在眼前，稍有不慎，便會讓他再次逃竄。

專案組還根據牧民的指引，制作了詳細的草原地形沙盤，標注出許官春的藏身點、周邊牧民家、草原路口的位置，模擬了正面牽制、側面包抄、后路堵截三種抓捕路線，最終決定選擇深夜無風時行動，避免風沙吹散聲音，打草驚蛇。

1999年3月2日，烏審旗嘎魯圖鎮牧民達來在深夜遭遇襲擊，頭部被鈍器擊傷，卻因反抗及時僥幸逃過一劫。

達來清晰地向警方描述，襲擊者身材高大，右手有一道明顯的疤痕，手持一把板斧，說話帶著山西口音，這與專案組繪制的許官春犯罪畫像完全吻合。

警方立即趕赴現場，提取到板斧砍在門框上的痕跡，經鑒定與甘肅平涼命案的金屬殘片特征一致，均為單刃8厘米寬板斧；同時在現場提取到一縷嫌疑人的毛發，經血型鑒定為B型，所有痕跡均指向許官春。

這起未遂案，成為了追兇的關鍵轉折點，也讓警方確定，許官春已經窮途末路，開始鋌而走險，隨時可能再次作案。

專案組當即收緊布控范圍，將二十余名警力分成三組，輪班對許官春可能出沒的區域進行24小時不間斷監視，在各個村口、草原路口設卡，卡點民警手持掌紋拓片和嫌疑人畫像，對過往人員逐一排查，形成一張天羅地網，靜待收網時機。

3月29日，專案組通過望遠鏡監視發現，許官春的布包里裝著磨得鋒利的板斧和匕首，多次在兩戶獨居牧民家附近徘徊，甚至伸手試探門窗是否牢固，顯然正在物色新的作案目標。

專案組當即啟動最終抓捕方案：兵分三路，第一組五名民警組成突擊小組，悄悄靠近許官春藏身的土坯房，第二組民警在周邊路口設伏，堵截后路，第三組民警在遠處策應，防止其逃向草原深處。

當晚，二十余名民警身著作訓服，腳踩防滑靴，借著夜色的掩護，悄悄摸向許官春藏身的土坯房，距離房屋還有五十米時，就聽到屋內傳來“霍霍”的磨刀聲，顯然許官春正準備再次作案。

民警們屏住呼吸，放輕腳步，按照沙盤模擬的路線，慢慢形成合圍之勢，就在許官春推開房門，手持板斧，朝著不遠處的一戶牧民家沖去的瞬間，專案組組長一聲令下：“抓捕！”

數名民警如離弦之箭般沖出，許官春聽到動靜，猛地回頭，眼中閃過一絲驚慌，隨即變得兇戾，揮舞著板斧朝著沖在最前面的民警劈來，斧刃帶著破風之聲，眼看就要劈中民警的手臂。

這名民警眼疾手快，側身猛地躲過，同時伸出右腿，狠狠絆倒許官春，許官春重心不穩，重重摔在地上，板斧脫手而出。

另一名民警趁機從背后撲上，死死鎖住他的脖頸，其余民警一擁而上，將他的胳膊反剪在身后，冰冷的手銬“咔嚓”一聲銬在他的手腕上。

許官春被按在地上，依舊瘋狂掙扎，嘶吼著咒罵，直到被民警強行拉起，押向警車，他看著圍攏的民警，臉上的囂張終于褪去，只剩下一絲絕望，嘴里喃喃著：“我以為你們找不到……我以為草原能藏住我……”

這場橫跨十年的正邪博弈，終于以警方的勝利告終。

許官春被連夜押至烏審旗公安局的審訊室，亮白的燈光打在他臉上，映出他滿臉的污垢和猙獰，審訊桌上擺著從他身上搜出的板斧、匕首，還有各地命案的現場照片，以及那枚拼接完整的右掌掌紋拓片，民警將一杯熱水推到他面前，他卻雙手攥著銬子，頭扭向一邊，一言不發。

起初的四個小時，許官春始終抱著僥幸心理百般抵賴，他謊稱自己真名叫“老徐”，是山西廣靈來草原打工的農民，從沒出過省，更沒殺過人，手上的疤痕是干活時被鐮刀割的，板斧只是用來防身和劈柴的。

面對民警的質問，他要么沉默以對，要么胡言亂語，甚至叫囂著“沒證據就別亂抓人”。

直到民警將張順、李建倉的供述錄音、草原牧民的指證材料、七起命案現場提取的掌紋拼接比對結果一一擺在他面前，又當場拿出指紋捺印紙，讓他按下右掌指紋，與拼接拓片比對——16個特征點完全吻合，再加上達來未遂案的毛發血型鑒定結果，所有證據形成完整的證據鏈，許官春的心理防線徹底崩塌。

他額頭冒出冷汗，身體開始顫抖，頭埋在胸前，沉默了十幾分鐘后，終于開口，用沙啞的聲音供述了自己十年間的所有犯罪事實，從1989年易縣的第一起命案，到1998年鄂爾多斯王恩河老漢的恩將仇報案，每一個細節都交代得清清楚楚，語氣從最初的顫抖慢慢變得麻木，仿佛在講述別人的事情。

許官春供述，自己第一次殺人后，在雪地里跑了十幾里地，躲在山洞里抖了一夜，害怕警方追來，可等了幾天發現風平浪靜，心中的恐懼就被僥幸取代了，“原來殺人也沒那么可怕，只要做得干凈，警察根本找不到”。

也是從那以后，他開始把勞教時從獄友那學的反偵查技巧用在作案上，“作案時用布包著兇器，不留下指紋，殺完人后立刻燒了沾血的衣服，換身行頭就走，專挑省界的地方作案，因為那邊警察管不著這邊，這邊管不著那邊，信息傳得慢，我早就跑遠了”。

他還交代，自己先后化用過“王曉東”、“老徐”、“李強”等六個名字，打零工時從不說自己的真實籍貫，甚至故意模仿當地口音，“只要嘴甜一點，裝得可憐一點，別人就不會懷疑”。

談及流竄的十年，他說，“知道自己手上有人命，早晚要被抓，可就是不想收手，能活一天是一天，能搶一點是一點，但是我的逃亡生活太累太累了，這10年來，我幾乎是在汽車和火車上度過的。白天，見著‘大沿帽’就腿軟，甚至見了解放軍都心虛；夜晚，常常有噩夢伴著我。”

而讓民警齒冷的是，他直言自己后來殺人早已不是為了錢，“開始是怕留活口，后來殺上癮了，看到他們倒在地上流血、掙扎，我就覺得心里舒坦，隔一年半載不殺人，就憋得難受”。

而對于團伙作案，許官春供述，自己是在山西大同的一個賭場認識張順和李建倉的，知道兩人有前科，膽子大又缺錢，便用“搶到的錢三七分，我占七，他們占三”的條件拉攏二人，“我負責踩點、動手殺人，他們只需要望風、接應，我不敢讓他們動手，怕他們笨手笨腳留下痕跡，也怕他們獨吞錢財”。

他直言，兩人就是自己的“棋子”，解散團伙也是早就計劃好的，“我告訴他們往河南跑，我自己往草原走，就算他們被抓，也不知道我去哪了”。

說起王恩河老漢的命案，許官春的語氣沒有絲毫波瀾，他供述，老漢收留他后，他看到老漢床頭的木匣里有一疊錢，當晚就偷偷聯系了村外的張順、李建倉，“老漢睡得很沉，我一斧下去他就醒了，還說‘孩子，我給你錢，別殺我’，可我知道，留著他就是后患，只能殺了他”。

他甚至喪心病狂地說，見老漢眼睛圓睜，補那一斧是“怕他到了陰曹地府還盯著我”。

他承認，這960元是他十年里搶到的最多的一筆錢，花了三個多月才用完，也是從這起案子后，他覺得團伙作案目標太大，才決定獨自流竄到草原。

當民警問及他為何只為了幾十、幾百元，就接連殺害七條無辜的生命，是否對受害者和他們的家庭感到愧疚時，許官春抬眼看向民警，眼神里滿是冷漠，“我從小就被養父母寵著，想要什么就有什么，得不到就搶，他們命不好，碰上我了，能怪誰？人為財死，鳥為食亡，我只是為了活下去，沒什么可愧疚的”。

他還將自己的犯罪歸咎于養父母的溺愛和勞教所的經歷，“他們把我寵壞了，讓我吃不了苦，勞教所里的人教我怎么躲警察，我只是學了而已”。

談及最后的落網，他毫無悔意地叫囂說，我早就預料到遲早會有這個結果，但沒有想到來得這么快。我想，我總得干到40多歲吧？總得殺個百八十人才算“成就”大業了。唉，警察逮住我，是社會的幸運，否則，遲逮我10年，至少還有10條人命毀在我的板斧下……我就是運氣不好，要是你們晚來幾個月，我就跑到蒙古國去了，你們永遠抓不到我。

這番泯滅人性的供述，讓在場的民警無不齒冷，也讓所有人看清了這個殺人狂魔內心的扭曲與自私。

1999年9月，山西省大同市中級人民法院對許官春案進行了公開審理，法庭上，公訴機關宣讀了許官春的全部供述和犯罪事實，出示了掌紋比對鑒定書、血型鑒定報告、兇器殘片比對結果等關鍵證據，七條無辜的生命，七個破碎的家庭，一樁樁、一件件，聽得旁聽席上的群眾義憤填膺，有人忍不住痛哭，有人厲聲斥責。

許官春站在被告席上，面無表情，對公訴機關的指控供認不諱，卻依舊沒有表達絲毫悔意。

法院經審理認為，許官春以非法占有為目的，單獨或結伙采用暴力手段故意剝奪他人生命，搶劫公私財物，其行為已構成故意殺人罪和搶劫罪，且犯罪情節特別惡劣，手段極其殘忍，社會危害性極大，其流竄十余年作案，手上七條人命，主觀惡性極深，依法應予嚴懲。

最終，法院數罪并罰，判處許官春死刑，剝奪政治權利終身。

許官春不服一審判決，向山西省高級人民法院提出上訴，辯稱自己“走投無路才作案，請求從輕處罰”，高院經審理后，依法駁回其上訴，維持原判，認定其犯罪事實清楚，證據確實、充分，量刑適當。

2000年，許官春被依法執行死刑，當法警將他押赴刑場的那一刻，這個昔日叫囂著要再害十條人命的殺人狂魔，終于露出了恐懼的神情，雙腿發軟，渾身顫抖，再也沒有了往日的囂張。

他想要求饒，卻張不開嘴，最終只能被法警架著走向刑場，一聲槍響，這個背負七條人命、流竄十年的塞外惡魔，最終倒在了法律的槍口下，為自己的血腥罪行付出了最沉重的代價。

而他的同伙張順、李建倉，也因參與故意殺人、搶劫，被判處死刑，同樣受到了法律的嚴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