過度自信與過度懷疑：你的大腦在天平的哪一端？

史蒂夫·弗萊明（Steve Fleming）的研究本身就很“元”（meta）——這個希臘前綴意味著自我指涉。他是倫敦大學學院的認知神經科學家，研究“元認知”（metacognition）：我們對自己所知之事的認知，對自己思考內容的思考，以及對自己信念的信念。雖然這聽起來相當哲學化，幾乎難以在實驗室中研究，但他將自己的使命定為對其進行測量與建模，并理解它在大腦中的表現位置。

弗萊明在2021年的著作《認識你自己：自我意識的科學》（Know Thyself: The Science of Self-Awareness）中探討了這些問題。在2024年的《心理學年鑒》（Annual Review of Psychology）中，他進一步研究了元認知與“信心”之間的聯系：也就是我們對自己是否做出了正確決策、是否成功完成任務，以及我們的世界觀是否可能是正確的那種感覺。

弗萊明的研究為理解一些現象提供了新的視角：為什么有些人即使表現不錯卻長期缺乏自信，而另一些人即使面對壓倒性的反證，仍堅信自己始終正確。在下面這段經過編輯、為簡潔與清晰略作整理的對話中，弗萊明分享了他對一些關鍵問題的看法——這些問題在大腦評估自身活動時不可避免地會出現。

元認知似乎是一個相當少見的研究主題。你是如何開始研究它的？

我在牛津大學學習實驗心理學，當時有機會與心理學家保羅·阿佐帕爾迪（Paul Azzopardi）一起工作。他研究一種叫“盲視”（blindsight）的現象：由于某些類型的腦損傷，人們在主觀體驗上是失明的，但仍然能夠利用視覺信息完成各種任務。這呈現出一種非常有趣的分離——在有意識的體驗與實際功能之間。

當時，我還沒有弄清楚如何把關于意識體驗的那些更偏哲學性的想法，與可以在實驗室中真正測量和研究的東西聯系起來。但從那以后，我的職業發展一直在逐步接近最初的目標：利用心理學中的數學模型來解釋自我意識的某些方面。這些問題一直是心理學家和哲學家感興趣的主題，但在實際研究中卻很難精確界定。

在實驗室里，你如何測量像元認知這樣的東西？

標準的方法是同時測量人們在某項任務中的客觀表現，以及他們對自己表現的主觀評估，通常以“信心評分”的形式進行。例如，我們可能讓受試者判斷一種叫做“光柵”（grating）的視覺刺激是向左傾斜還是向右傾斜，或者比較先后呈現的兩條光柵哪一條更亮。這些都是關于外部世界的判斷。隨后，我們還會提出一個元認知問題，讓他們評估自己對這個判斷的信心程度。

當我們在一段時間內收集到大量這樣的判斷時，就可以逐次觀察信心與實際表現之間的關系。如果某人在判斷正確時信心較高、判斷錯誤時信心較低，那么我們就認為他具有較高程度的“元認知效率”。我們可以用這個指標來量化不同個體或群體之間在元認知方面的差異。

在Steve Fleming的實驗室中，研究人員正在準備一頂腦電圖（EEG）電極帽，用于記錄受試者在完成認知任務時的大腦活動。

圖片來源：Steve Fleming

這些差異能與大腦中發生的事情聯系起來嗎？

一種常見的方法是利用腦成像技術，例如功能性磁共振成像（fMRI）和腦磁圖，比較不同人之間大腦活動和結構的差異，以此尋找哪些大腦功能方面的特點會讓某些人的元認知能力更強。但我們逐漸意識到，這種方法是有局限的。

因此，這個領域的研究方向發生了轉變。最近的研究更關注大腦活動模式與個體在實驗中對每一次決策所感受到的信心水平之間的關系。

基本上，研究發現，當我們執行某項任務時，大腦在追蹤自身表現的不確定性方面存在不同階段。

例如，如果你試圖辨別一條線的方向，大腦中對不同線條方向敏感的神經元會以不同程度放電，這反映了你在視覺判斷中的不確定性。研究顯示，如果在這一層級存在相互沖突的信息，就會影響人們在實驗中的信心評估。

還有一些數據表明存在另一個更高層次的評估階段：前額葉皮層的一些腦區會以更普遍的方式發出“信心”信號，這種信號并不完全依賴于我們在執行某項任務時接收到的具體信息。這個過程在你做出決定之后仍會繼續，大腦還會考慮那些最初并未被納入的信息。就好像它仍在試圖判斷自己剛才的決定究竟是對是錯。

這種過程似乎幾乎是自動發生的，并不需要外部指令或有意識的努力。當我們要求人們主動進行元認知評估，并報告他們對自己表現的感受時，大腦似乎又會啟動另一個處理階段，這涉及人類大腦的前極區：位于大腦皮層最前端的一些區域，與其他靈長類動物相比，在人類中發展得尤為突出。當元認知評估被用來與他人交流，或用來有意識地控制行為（正如我們在實驗中要求他們做的那樣）時，這些區域就會被激活。

Steve Fleming在電腦前查看數據，他利用這些掃描結果來重建大腦活動與元認知不同方面之間的關系。

圖片來源：Steve Fleming

如果元認知沒有按照應有的方式運作，會發生什么？

一種普遍的缺乏自信感，經常與焦慮和抑郁癥狀相關。我們知道，那些長期感到缺乏自信的人，在完成任務時并不一定比其他人表現得更差。因此，我們試圖解決的一個謎題是：為什么有些人無法從自己的表現中學習？為什么他們無法意識到自己其實做得很好，從而相應地更新自己對技能和能力的看法？

我們的研究發現，在逐次任務的層面上，患有焦慮或抑郁的人與其他人一樣，也會表現出高度自信的時刻。但問題在于他們如何從這些經驗中學習——這里存在一種不對稱。他們有時對自己做得很好非常有信心，但卻不會把這些信號納入對整體表現的評估中，無論是在實驗中，還是在日常生活里。與此同時，他們卻完全能夠吸收那些自己表現不佳、信心較低時所提供的證據。

有趣的是，當我們向他們提供明確的外部反饋時，情況就不同了。當我們告訴他們答案是正確的，他們就能意識到自己實際上表現得相當不錯。

這些發現如何幫助那些缺乏自信的人？

在最近的一項研究中，我們發現，對于焦慮癥狀更明顯的人來說，缺乏自信會隨著時間推移而加劇。如果我們在他們做出決定后立刻詢問信心程度，他們會稍微低估自己的判斷。但如果等上幾秒鐘再問，在其他條件相同的情況下，他們對剛才那次決定的信心會更低，而且這種趨勢只會越來越嚴重。

我們認為，發生的事情是這樣的：他們在不斷調動我之前提到的那些大腦機制，對自己的決定和行為進行反思。隨著時間推移，如果你本身是一個更容易焦慮的人，這些過程就會讓你變得比原本更缺乏信心。你在自己的表現上反復思考、過度反芻。

因此，從這些研究中可以得出的一個實際建議是：如果你知道自己容易出現這種偏差，那么在做出選擇之后，最好不要過度思考。如果你在當下覺得“好吧，這個決定是合理的”，那就讓它過去吧。

那么，那些可能比實際情況更自信一些的人呢？在當今社會，這似乎反而很有幫助。

從社會層面來看，什么樣的特質有利于未來的成功，這是一個很有意思的問題。我在書中提出的一個假設是：如果一個人對世界持有略微過度自信的看法，同時又具有良好的元認知敏感性，能夠在自己真正出錯時意識到這一點，這會是一種相當強大的組合。因為正如你所說，很多研究表明，稍微有點過度自信的人在社會中往往表現不錯。人們通常會喜歡他們，并希望他們擔任領導職位，因為他們看起來果斷、有決斷力。

與此同時，我們也不希望一個缺乏自我意識的人通過虛張聲勢一路向上，最終獲得權力地位。

因此，我認為存在一個“最佳區間”：你需要表現出一點點過度自信，才能被視為有能力的人；但同時也要確保自己不會被自信所迷惑——無論是你自己的自信，還是他人的自信。

我們還發現，那些世界觀更開放的人——愿意承認自己的觀點可能不是唯一正確的，并認為傾聽不同意見很重要的人——在實驗室中我們能夠測量的各種任務里，也往往表現出更準確的元認知。準確的元認知會促使他們主動尋找新信息，并在發現自己的看法可能不準確時更新信念。有相當扎實的證據表明，通過這種方式，這些信號會隨著時間推移幫助我們形成更準確的世界觀。

是否有可能利用這些任務來訓練元認知？你認為這能幫助緩解當今社會的緊張與對立嗎？

我認為，元認知不足絕不是當今社會兩極化的唯一原因。但我們的研究確實提供了一些工具，可以用來培養人們批判性地思考自己思想、知識和決策的能力，而且不必涉及政治立場。

最明顯可以開展這類訓練的地方是教育領域，我認為這里有很大的潛力。父母和教師往往會在潛移默化中鼓勵孩子更具自我意識，但很少明確地這樣做。

我們并不像教授數學、歷史或物理那樣系統地教授元認知。我認為，如果能夠這樣做，可能會成為培養更加開放思維方式的一種非常有力的途徑。

作者：Tim Vernimmen

譯者：EY

https://knowablemagazine.org/content/article/mind/2026/science-of-self-awareness-and-decision-maki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