恐懼女權，不過是恐懼自己的價值底色

近幾年我很少對女權發表直接的觀點，因為我發現，人們評判事物的標準總是會受到價值觀的影響。比如眾多男性覺得武大楊景媛特別惡劣，因為法院判定圖書館的性騷擾不成立，人們此刻是相信法律的。但是面對大同強奸案，法院判決強奸成立，眾多男性就表示不相信法律了，堅持認為是女方敲詐。

看起來是雙標，其實標準很統一，就是看 判決結果是否合心意，不合意就是法院錯了，合意就是法院對了，總之不能讓男性受委屈，這就是價值觀在影響判斷事物的標準。很多民間爭論，是因為背后的價值觀不一樣。

只是，很多價值觀不能大大方方的承認，使得討論往往流于表面，并不深刻。比如去年鄭智化吐槽機場，我支持鄭智化，因為他也是在為公共利益發聲，很多人反對鄭智化，表面上是因為他不好好說話，本質上是因為自己不是殘疾人，但這話不好意思說，就找鄭智化不懂禮貌的問題。

我覺得公共利益要遠大于“好好說話”，這是我的價值排序。機場放出的現場視頻，是加速過的，把鄭智化渲染得像奧運體操冠軍一樣矯健，如何對待這段視頻，還是取決于大家的價值觀。

比價值觀更高的，是事實，但普通民眾能有多少獲取事實的渠道呢，調查記者都快沒了，誰來負責告訴你事實。再說了，辨別真相，也是累人的事，所以刀爾登說起袁崇煥事件，有個精準的判斷，“容易的辦法，就是從各種負擔解脫出來，直接判斷誰是壞人，我只負責吃掉它”。那么誰是壞人呢，還是看大家的價值觀。我不覺得羅翔、勞東燕，方方，鄭智化是壞人，也是因為我的價值觀。

價值觀是一個表格，按照對自身的重要程度對所有事情排個序，捍衛某種價值觀，就是捍衛某種表格。女權和女權的反對者，最應該做的就是核對這個表格，但這樣的討論是缺失的，我覺得最主要的原因，儒家所說的家國天下，秩序的維護天然依靠上位者和下位者，就算是最窮的男人仍然有上位者的渴望，所以他的妻子就需要成為下位者。

很多時候， 人們把女權當作洪水猛獸，是怕女權照出自己價值觀里的不堪。就像魯迅在《燈下漫筆》里說，“但是“臺”沒有臣，不是太苦了么？無須擔心的，有比他更卑的妻，更弱的子在”。我想，女權的反對者，是無法想象去脫離更大現有秩序，沒法想象上位者和下位者的消失，這里面是有自己利益的考量，但更多的是軟弱。 沒有女權視角的價值觀，不過是舊秩序的回音。

孫中山那邊都干得熱火朝天了，皇宮的太監卻沒法想象沒有溥儀的日子。所以很多男性喜歡維護現狀說什么男女已經很平等了。但很多傳統價值觀都會從一些不易察覺的小事上露出馬腳。

幾年前，我在讀理論物理研究生的時候，用的是 Peskin的《 量子場論》，有個偉大的定理是諾特定理（ Neother’s Theorem ），它將對稱性和守恒量聯系起來， 每個連續對稱性都有著相應的守恒定律，時間對稱性對應能量守恒，空間對稱性對應動量守恒。標準模型、規范場都是建立在這一條定理上。

當時授課老師是個很純粹的人，沒說諾特是一位女性。 有些東西實在是搞不明白， 后面我找量子場論各種其他學者寫的講義筆記，有一個講義里面就說了，“諾 特為現代物理所做的貢獻，是一位偉大的女性，足以讓男性汗顏"，我相信這是他的溢美之詞，但這里面隱藏了一個微妙的想法，男性是一個默認的參考系，女性總要在這個參考系里活動，所以會不自覺地要拿來對比。

由于 女性在當時一般不允許擔任教職 ，所以諾特只能在德國數學研究所長期無薪工作，還得頂著希爾伯特的名義去講課。 希爾伯特抗議過：“ 大學又不是澡堂，為何不讓女性進入？ ”。 而她真正獲得教職，距今不過100年。

（諾特， Amalie Emmy Noether ）

之前，我還聽過非洲作家奇瑪曼達的一件事兒，她在美國寫作賺了錢，有一次和朋友路易在尼日利亞的拉各斯吃飯，看到泊車的小青年特別賣力，就決定給他點小費，小伙兒特別開心，從 奇瑪曼達的手里接過錢，然后對路易說，謝謝。因為路易是男的， 奇瑪曼達是女的，因為小伙兒相信，這位女士的錢，無論如何都是從這位男的身上來的。

這事兒后來被她寫進了一本書里面《 We Should All Be Feminists 》。

在中國的例子我就不舉了，免得惹麻煩。我身為一個男性，平時也會忽略很多細節，但我所能看到的，絕非是男女已經很平等了。那為什么一定要男女平等？因為我相信那會是更好的社會，更好的生活，這同樣是我的價值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