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國政協委員提議勞動者退休養老待遇應基本平等，對此你怎么看？

社會主義的好日子越來越近了！本文4000字，會較系統的幫助大家理解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的相關影響！

從經濟學的角度看，在完全競爭的市場下是能實現帕累托最效率的，但在養老、教育、醫療等基本公共服務行業卻很難實現，因為其屬于典型的市場失靈領域，若完全由市場供給，必然出現供給不足、分配不公的問題 ，比如農村地區公共服務供給回報率低，市場主體不愿進入，從而也抑制了其退休待遇的增長，從而形成慣性脫節。

而且當下的福利經濟學發展是滯后于社會生成率結構變化的，尤其AI沖擊下，人在勞動力市場的定位已經發生轉移，但流動人口、新業態勞動者的公共服務供給責任邊界連帶各級政府部門的福利預算卻存在一定的定位模糊，這就導致了這部分人邊際效用最高，卻保障最少，總福利嚴重低效，福利分配體系上的馬太效應，無法實現社會福利最優。

同時，所謂公平與效率在福利分配領域，本身就不是天然對立！在對初始資源稟賦進行合理再分配的前提下，市場化的機制，依然可以實現任意的帕累托最優狀態。換言之，政府只要有宏觀調控的能力和財政空間，就能通過制度設計實現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而且這還不是對市場機制的否定，恰恰是為市場發揮作用創造公平的起點，既糾正市場失靈，也避免社會總福利效率的損耗。

一、公共服務實現均等化能實現么？

簡單來說，當下的情況就是，城市化的進程伴隨著劉易斯拐點，導致城市公共服務越來越好，接著人口加速流入，政府財政供給能力增強、稅基擴大，從而形成了福利更好的現實，而農村則反之！此外，這種結構也發生在行業部門、不同性質的企事業單位、不同工種的居民之間，且不斷受當下宏觀環境刺激，形成了自預期推動增強的情況。因此，我們要逐步拉平這種福利端的K型結構，讓其變成＞號結構！

因此這次兩會代表提出的：高質量推動基本公共服務均衡及普惠共享（尹學群代表）和勞動者退休后養老待遇應是基本平等的（周世虹代表）這樣的提議，非常符合我黨在二十大報告和黨的十九屆五中全會基礎上，進一步明確的“到2035年基本公共服務實現均等化的目標要求”。

而根據國家官方定義，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是指全體公民都能公平可及地獲得大致均等的基本公共服務，核心是機會均等而非絕對平均，覆蓋 “幼有所育、學有所教、病有所醫、老有所養” 等 9 大領域 80 個項目，本質是政府主導的民生福利再分配，是糾正市場失靈、實現社會福利最大化。

而在此前，我國因歷史原因導致公共服務與戶籍、身份、地域深度綁定，這其實造成了社會資源初始稟賦的分配不均，使得部分農村居民無法獲得與城市同等的教育、醫療資源，流動人口也無法在常住地享受平等公共服務，直接限制了勞動力自由流動和人力資本公平積累，既損害了公平，也損失了效率。根據北大光華管理學院研究顯示，我國戶籍制度帶來的公共服務不均等，就會導致我國勞動力錯配造成的全要素生產率損失每年超 8%。

而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就能通過政府干預打破稟賦綁定，讓全體公民獲得平等的基本發展條件，為勞動力要素市場化配置掃清障礙，實現公平與效率的雙重提升。

同時，我們要知道1 元養老金對低收入老年群體的生存效用，遠高于高待遇退休群體，基本均等化將直接補齊農村居民、困難群體的保障短板，大幅降低老年貧困率。而且能直接釋放消費潛力，激活內需動能，因為貧困的人是近乎完全消費的！

根據國家統計局數據顯示，我國低收入組家庭邊際消費傾向達 0.89，高收入組僅為 0.32，均等化將大幅降低居民在養老、醫療、教育上的預防性儲蓄，并提升全民邊際消費傾向，促進消費驅動的經濟結構形成

最重要的是，基本均等化還能打破代際貧困傳遞。根據 “可行能力理論”，均等化的教育、醫療等公共服務，能讓農村和欠發達地區居民獲得平等的人力資本提升機會，從根源上縮小發展差距，并將解決我國近 3 億人戶分離人口的痛點，能讓 2.5 億流動人口在常住地平等享受公共服務，實現服務 “隨人走”，打破千年戶籍-土地依附制的歷史慣性。

二、我國養老制度結構化差異的歷史原因

懂歷史的都知道我國養老待遇的結構性是經濟體制轉軌、城鄉二元結構與過渡階段制度碎片化設計共同作用的結果，雖然經過2014年等多輪改革，但實質并軌的空間依然較大，因此10年時間基本實現養老待遇平等即是紅利釋放的要求，也是財政過渡的現實需要！

從歷史脈絡看，我國養老制度始終沿著 “分群體設計、漸進式改革” 的路徑演進，最終形成了當下多軌制的格局。

從最早的1951 年《勞動保險條例》奠定了計劃經濟時代的養老框架，機關事業單位與企業職工均實行國家兜底的退休制度開始，那時實際上就是遵循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社會面上工農及干部的待遇差距極小。

而改革開放后，國企改革倒逼養老制度轉型，1991 年國務院啟動企業職工養老保險改革，打破 “國家全包” 模式，參考日美等先進養老經驗，建立了符合我國國情的企業與個人共同繳費的社會化統籌制度，但在開始時面臨著基數小、保障弱等歷史限制因素，而且因為實施“小步快跑”策略，機關事業單位養老制度改革長期滯后，仍沿用財政兜底、與退休前工資掛鉤的待遇計發模式，從而導致養老雙軌制正式形成。但這個其實不僅是養老，在我國金融的利率、匯率等諸多事項上都能看到這樣的現象，因此，我們首先要尊重客觀歷史條件！

而2009-2011 年，隨著農業稅取消，農民生活得到了較大改善，針對其養老所需的保障需要新農保、城居保先后試點，并在2014 年合并為城鄉居民養老保險，由此最終形成了機關事業單位、企業職工、城鄉居民三大制度板塊分立的格局。但是，2015 年機關事業單位養老保險并軌改革后，因職業年金的全覆蓋配套，導致其與企業職工的實際待遇差距并未根本彌合，且伴隨利潤考核的差異化和福利待遇的差矣還在擴大，正是這種制度碎片化直接導致了待遇鴻溝。

而在近年來，隨著老齡化趨勢的加強，我國養老體系出現了二三支柱強分化的現象，這又進一步加大了結構的差異，同時也限制了財政對市場經濟直接部門的調控空間。

此外，我們再從人口與財政經濟學視角去看下這種歷史慣性造成的差異：

首先，機關事業單位養老以財政兜底為核心，繳費與待遇關聯度弱，養老金替代率長期保持在 80% 以上，且無需自己繳納相關稅費，但企業職工養老卻要依賴企業與個人繳費，并且受市場端影響較大，繳費基數平均較小，2024 年平均替代率僅 52%，低于國際勞工組織 55% 的最低警戒線。而城鄉居民養老則是以個人繳費，疊加財政補貼為主，但補貼水平偏低，2024 年月均養老金僅 246 元，替代率不足 15%，僅為企業職工養老金的 7.5%、機關事業單位的 3.9%。

然后，我國農村長期以家庭養老為主，社會化養老起步晚、財政投入少，城鄉居民養老保險參保群體中農村居民占比達 95%，成為待遇最低的群體，2023 年機關事業單位的月均養老金是城鄉居民的 28 倍，形成了較大社會總福利效率浪費。

最后，在養老保險區域統籌時期，東部沿海省份基金結余多，待遇調整能力強，不斷吸引其他地區的人口遷移戶口，而中西部省份普遍收不抵支，依賴中央轉移支付，2024 年上海市城鄉居民基礎養老金達 1490 元 / 月，而中西部多數省份不足 200 元 / 月，地區差距超 8 倍，形成了典型的資源稟賦分配問題！

三、影響人群分析

我這里要說明的是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的核心邏輯是 “提低、穩中、限高”，并非絕對平均主義，而是底線均等與機會公平，從當下的情況看，其最核心的利好群體有4類：

（1）城鄉居民養老保險參保群體：截至 2025 年 4 月，我國城鄉居民養老保險參保人數達 5.35 億人，占基本養老保險總參保人數的近 50%，其中 95% 以上為農村居民。這一群體是當前養老待遇最低的群體，待遇均等化將通過提高基礎養老金標準、加大財政補貼，直接提升其養老收入，是最大的受益群體。

（2）靈活就業與新就業形態勞動者：我國靈活就業人員超 2 億人，新就業形態從業者達 8400 萬人，這類群體社保參保率不足 50%，且多按最低基數繳費，養老保障薄弱。養老待遇平等化將完善其參保繳費機制，縮小與正規就業群體的待遇差距；而公共服務均等化則讓其擺脫戶籍限制，在常住地平等享受社保、子女教育、醫療等服務。

（3）流動人口與人戶分離人口：我國人戶分離人口近 3 億，其中流動人口約 2.5 億，這類群體為城市發展作出了核心貢獻，卻長期無法平等享受城市公共服務。均等化將打破戶籍綁定的福利壁壘，實現 “工作地即可享受服務”，直接提升其生活獲得感與城市歸屬感。

（4）低收入與困難群體：2025 年全國為 2414 萬困難群體代繳城鄉居民養老保險費，基本均等化政策的實施將進一步強化兜底保障，并通過財政轉移支付縮小貧富差距，系統性的降低我國老年貧困率。

當然與之相對的，在實現社會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的偉大征程上，也有在實現帕累托改進時階段性受影響群體和地區，主要由3類構成：

（1）機關事業單位高待遇退休群體：該群體當前養老金替代率顯著高于企業職工與城鄉居民，政策實施后，其待遇的相對優勢將逐步收窄，主要通過放緩待遇增速、規范補充養老機制實現，但預計絕對待遇水平不會出現大幅下降，但與其他群體的差距將持續縮小。

（2）高收入、高繳費的城鎮職工群體：養老金制度的再分配功能強化，可能使高繳費群體的待遇與繳費的關聯度有所弱化，相對收益略有下降，但政策仍會保留 “多繳多得、長繳多得” 的核心激勵，避免損害參保積極性，同時預計只會影響第一支柱。

（3）經濟發達地區的地方財政：養老保險全國統籌的深化與公共服務均等化的推進，將要求發達地區承擔更多的統籌責任，中央財政轉移支付將更多向欠發達地區傾斜，發達地區的財政支出責任將有所增加，而中西部省份預計將獲得更多的財力支持。

總體而言，代表們的提案契合社會總福利最大化的核心目標，是我國實現社保體系從 “全覆蓋” 向 “高質量” 轉型的必然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