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軍長征，項英為何喜形于色地留下？陳毅：他的想法讓人哭笑不得

歷時兩年，走過兩萬五千里，可以說，紅軍長征簡直是人類歷史上的奇跡。長征的偉大勝利，被永遠載入史冊。

可很少有人知道，就在主力紅軍踏上漫漫征途時，有一支隊伍，被留在了已是絕境的中央蘇區。

他們沒有跟隨大部隊轉移，而是要在數十萬敵軍的瘋狂 “清剿” 下，用最簡陋的裝備、最薄弱的力量，守住革命的最后火種。

臨危受命留守蘇區的，是兩位重要領導人：項英和陳毅。

讓人意外的是，接到同樣的任務，兩人的態度卻天差地別：項英滿懷信心、喜形于色；陳毅卻憂心忡忡、愁眉不展。

這并非誰膽小、誰勇敢，而是兩人對局勢的判斷，有著截然不同的認知。這段被長征光芒掩蓋的歷史，藏著一段驚心動魄、可歌可泣的生死較量。

一切的開端，都要從1933年那場慘烈的第五次反“圍剿”說起。

這一年9月，蔣介石孤注一擲，調集50多萬大軍，配備先進武器，還請來德國軍事顧問，采用“碉堡戰術”，一步步蠶食中央蘇區。

鐵桶般的封鎖線，從四面八方圍攏過來，密密麻麻的碉堡，像一張巨大的網，把蘇區牢牢困在中間。

前四次反“圍剿”，在毛主席靈活機動的戰術指揮下，紅軍總能以弱勝強。

可這一次，臨時中央負責人博古，和共產國際派來的軍事顧問李德，完全脫離實際，拋棄了紅軍最擅長的游擊戰、運動戰，非要和裝備精良、人數占絕對優勢的敵人打正規戰、陣地戰。

毛主席多次提出建議：要么誘敵深入，在蘇區內部尋機殲敵；要么跳出包圍圈，直插敵人后方；要么聯合發動“福建事變”的十九路軍，形成夾擊之勢。

可這些切實可行的方案，全都被博古、李德一一否決。硬碰硬的結果，就是紅軍付出慘重代價卻節節敗退。

1934年4月，廣昌戰役打響。紅軍死守陣地，以血肉之軀抵擋敵人的飛機大炮和密集火力。戰斗結束后，紅軍傷亡慘重，蘇區核心區域徹底暴露在敵人兵鋒之下。

到了這年秋天，誰都看得明白：中央蘇區已經守不住了，紅軍主力必須進行戰略轉移，也就是后來的長征。

大部隊要走，可蘇區不能完全放棄。這里有大量來不及轉移的傷病員，有堅持斗爭的地方干部，還有無數支持革命的群眾。

主力轉移后，必須有人留下來，牽制敵人、掩護主力、收攏殘部、保存革命火種。

可誰都清楚，留下來意味著什么。主力一走，國民黨大軍必定會把所有怒火傾瀉到蘇區。留下的人，面對的是數十倍于己的敵人，是燒殺搶掠無惡不作的“清剿”，是九死一生的絕境。

在當時，幾乎所有人都明白：跟著長征走，尚有一線生機；留下來，大概率是死路一條。

就是在這樣兇險的情況下，中央經過反復權衡，選定了兩位留守負責人：項英、陳毅。

項英，當時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工人運動出身，長期在蘇區從事黨政工作，威望極高，群眾基礎扎實，組織能力和動員能力都非常突出。

中央讓他牽頭留守，統籌全局，是看重他的資歷和威望。

而陳毅，當時正躺在瑞金國家醫院的病床上，動彈不得。

1934年8月，陳毅在興國前線指揮作戰時，被敵人炮彈炸傷，坐骨碎裂，高燒不退，傷口反復化膿，連下床走路都做不到。

博古曾親自到醫院看望他，原本打算用擔架抬著他一起長征，可考慮到陳毅在江西地區威望高、游擊戰經驗豐富，而項英恰恰缺少軍事指揮、尤其是游擊戰經驗，最終還是決定讓他留下來，協助項英。

博古對陳毅說得很坦誠：“你腿傷太重，跟著走也是受罪。你留下來，項英搞群眾工作、黨務工作在行，你懂軍事、會打游擊，你們倆配合，才能把留守的隊伍帶好。”

陳毅沒有推辭，只說了一句：“中央需要，我就留下，一切為了革命。”

可當項英把留守決定正式告訴陳毅時，兩人的反應卻截然不同。

項英非常興奮，甚至可以說是喜形于色。在他看來，主力紅軍向西轉移，蔣介石的主力一定會緊隨其后追擊，蘇區的壓力會大大減輕。

他只要守住瑞金、會昌、于都、寧都之間的“三角地區”，收攏部隊，發動群眾，等主力打了勝仗回師支援，就能重建甚至擴大中央蘇區。

他甚至已經規劃好：辦軍事學校培養骨干，建兵工廠改善裝備，把蘇區恢復到最鼎盛的樣子。

項英對革命的熱情、對勝利的信心，毋庸置疑。可他嚴重低估了敵人的兇殘，也高估了留守部隊的實力。

躺在病床上的陳毅，聽完卻心涼了半截。

這些日子，他在醫院里，每天看著源源不斷的傷員被抬進來，聽著越來越近的炮聲，比誰都清楚局勢有多糟糕。

蔣介石的目的從來不是“追趕”，而是“斬草除根”。主力一走，國民黨軍只會集中更多兵力，對蘇區進行毀滅性“清剿”，根本不會給他們重建根據地的機會。

陳毅苦口婆心地勸項英：“老項，形勢比你想的兇險得多。主力一走，敵人肯定把所有力量壓在蘇區，我們面對的不是防守，而是大屠殺。我們必須承認失敗，立刻分散，轉入游擊戰，保存有生力量，千萬不能和敵人硬拼。”

可項英根本聽不進去，反而覺得陳毅是因為受傷、情緒低落，才過于悲觀。他堅持認為，只要集中兵力打幾場硬仗，就能穩住局面，守住蘇區。

兩人誰也說服不了誰，可殘酷的現實，很快就給了項英一記沉重的耳光。

1934年10月，中央紅軍主力8.6萬余人，從瑞金、于都等地出發，正式開始長征。

留在蘇區的部隊，包括紅24師和地方武裝，一共1.6萬人，還有一萬多名傷病員。

這些人里，大部分是沒經過正規訓練的地方民兵、傷員和后勤人員，武器破舊、彈藥匱乏，和國民黨軍完全不在一個檔次。

可項英依舊堅持自己的思路：集中部隊，打正規戰、陣地戰，死守“三角地區”。

他把紅24師和地方武裝集中起來，拒絕陳毅分散打游擊的建議，甚至把剛養好傷的傷員全部補充到主力里，試圖湊出一支能和敵人正面抗衡的力量。

他堅信：只要攥成一個拳頭，就能消滅敵人一個師，守住蘇區。

現實很快就給了他們最無情的打擊。蔣介石根本沒有派主力追擊長征部隊，而是調集20多個師、幾十萬大軍，留在蘇區展開瘋狂“清剿”，喊出的口號是“掘地三尺”“斬草除根”。

所到之處，燒房子、搶糧食、殺群眾，妄圖把紅軍的根基徹底摧毀。

1934年11月，謝坊戰斗打響。紅軍雖然殲滅敵人半個旅，取得了一場小勝，卻也徹底暴露了主力位置。國民黨軍立刻收緊包圍圈，修筑更加嚴密的封鎖線，把留守部隊死死困在狹小區域里。

緊接著的牛嶺戰斗，更是一場慘敗。

紅24師五個團，被敵人分割包圍、各個擊破，傷亡慘重，主力幾乎被打垮。直到這時，項英才真正意識到，自己之前的判斷有多錯誤，正規戰的思路，根本行不通。

可他依舊心存幻想，不愿意徹底放棄“重建大塊根據地”的想法，舍不得把骨干干部、精良武器分給地方游擊隊，依舊想集中力量打翻身仗。

陳毅看在眼里，急在心里。

他拖著尚未痊愈的傷腿，四處奔走勸說，同時悄悄做著最壞的準備：把工廠機器拆開藏進深山，儲備物資，安置家屬。

他動員自己的妻子賴月明返回老家從事地下工作，把毛主席和賀子珍的兒子小毛、賀子珍的父母等革命家屬妥善安置，盡一切可能減少部隊負擔，為長期游擊戰鋪路。

1935年初，項英連續向中央發去多封電報，請求指示，卻始終收不到回復。他不知道，此時中央正在召開遵義會議，全力糾正軍事錯誤，根本來不及回應蘇區的請求。

等到項英終于下定決心，放棄陣地戰、全面轉入游擊戰時，一切都已經太晚了。

敵人的封鎖線早已堅不可摧，各地游擊隊之間的電臺聯系全部中斷，留守部隊陷入四面楚歌的絕境。隨后的九路突圍，成了一場悲壯的血戰。

賀昌、阮嘯仙等一大批優秀干部，相繼壯烈犧牲。最初1.6萬多人的留守隊伍，最后突圍成功、活下來的，只剩下幾千人。

后來在延安，項英痛心疾首地向中央檢討：

“都是因為我在戰略上不能及時轉變，等到想改的時候，空間和時間都來不及了，這損失是最悲痛的血的教訓啊！”

突圍之后，項英和陳毅率領殘部，在贛粵邊油山一帶會合。

經歷了慘痛的失敗，項英徹底放下了不切實際的幻想，完全接受了陳毅的游擊戰思路，兩人精誠團結，確立了“依靠群眾，堅持斗爭”的方針。

他們把部隊化整為零，分成小股隊伍，在深山密林里開展游擊戰，用“打圈子”“伏擊戰”“夜襲戰”等靈活戰術，和敵人周旋。

這3年，是留守紅軍最艱苦、最悲壯的3年。陳毅在《贛南游擊詞》里，真實寫下了那段日子：

“天將午，饑腸響如鼓，糧食封鎖已三月，囊中存米清可數，野菜和水煮。”

敵人實行嚴密的經濟封鎖，游擊隊斷糧是常態。戰士們只能住在山洞、茅棚里，靠野菜、野果、竹筍充饑，實在餓極了，就捉蛇、挖野菜、燒馬蜂窩。冬天寒風刺骨，沒有棉衣，只能靠抱團取暖；雨天渾身濕透，沒有干柴，只能忍受冰冷。

敵人搜山時，放火燒山、圍堵追殺，無所不用其極。游擊隊白天不敢生火，不敢大聲說話，晚上不敢睡熟，時刻準備轉移。很多戰士餓死、凍死、戰死在深山里，卻沒有一個人投降。

就是在這樣極端艱難的條件下，項英和陳毅帶領隊伍，死死堅持了3年。

他們沒有丟掉信仰，沒有放棄斗爭，一邊打擊敵人，一邊發動群眾，在白色恐怖最嚴重的區域，保留了珍貴的革命火種。

這支在絕境中幸存下來的隊伍，后來成為組建新四軍的重要骨干力量，為即將到來的抗日戰爭，埋下了關鍵的伏筆。

項英的一生，都獻給了革命事業。雖然長征留守初期因為判斷失誤、過于樂觀，導致部隊遭受重大損失，但他敢于承認錯誤、勇于擔當，在最艱難的時刻，始終堅守陣地，沒有絲毫動搖。

1941年，皖南事變爆發，項英在突圍途中，被叛徒殘忍殺害，年僅43歲。

他不是完美的革命者，有過失誤、有過短板，但他對革命的忠誠、對信仰的堅定、在絕境中不屈不撓的精神，永遠值得后人銘記。

而陳毅，從一開始就清醒地看清了局勢，在最危險的時候保持冷靜，用豐富的軍事經驗和務實的斗爭策略，挽救了殘存的革命力量。

他和項英，一個沉穩務實、一個熱情堅定，兩人互補長短，共同撐起了蘇區留守的一片天。

長征是宣言書，是宣傳隊，是播種機。而那些留在蘇區、堅守到最后一刻的革命者，就是最堅定的守護者。

他們用生命告訴后人：真正的信仰，不是順境中的高歌猛進，而是絕境中的絕不低頭；真正的英雄，不是沒有失誤的完人，而是敢于擔當、勇于改正、至死不渝的戰士。

這段被歲月塵封的歷史，這段悲壯而偉大的堅守，永遠值得我們銘記、敬仰、傳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