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10日,陜西咸陽發生了一件小事,或者說,一件被刻意放大的“小事”。一位女子應相親對象之約去挖野菜,體驗所謂的“接地氣約會”。結局頗具戲劇性:男方將挖好的野菜悉數帶走,女子空手而歸,苦等一天,只等來對方一條信息:“我媽蒸的菜疙瘩很好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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坦白說,這事倘若發生在你我身邊,頂多是閨蜜群里的一條語音,朋友聚餐時的一個段子,吐槽兩句“這男的挺摳門”,便一笑而過。然而,令人錯愕的是,這樣一則家長里短的生活花絮,竟被一些官方媒體當成了“新聞富礦”。
快訊、特寫、評論,再加上精心設計的熱搜詞條,一頓操作猛如虎,閱讀量輕松突破千萬。更有甚者,煞有介事地提煉起“現代婚戀觀”、“共享經濟下的親密關系邊界”,仿佛這一棵野菜,挖出了當代社會的千古難題。
這不禁讓人想問:一個相親男的摳門操作,真的值得動用公共傳播資源,進行如此反復的咀嚼和宏大的敘事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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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實話,不是不能報道。民生百態,人情冷暖,本就是社會圖景的一部分。真正讓人感到不適的,是某些官媒對這種“安全新聞”近乎饑渴的追逐,以及背后那套熟練到令人心寒的操作邏輯。
這種新聞,實在是太“安全”了。它沒有錯綜復雜的權力部門,沒有難以調和的社會矛盾,更沒有需要深入調查的采訪風險。一個摳門的男方,一個失望的女孩,兩個普通人之間的一點小摩擦,構成了一道完美的“流量小菜”。發出去,既能打著“貼近民生”、“關注青年”的旗號,又能借機引導婚戀觀,還能收獲海量點擊,簡直是一舉多得,何樂而不為?
然而,這種對“安全牌”的沉迷,本質上是對公共傳播資源的一種浪費,甚至可以說是盜竊。它用看似熱鬧的偽民生,擠占了真正需要關注的真問題。
“鐵肩擔道義,妙手著文章”。不知從何時起,多數媒體開始選擇性地報道,娛樂至死、千篇一律的內容看得讓人脫敏。更有甚者,一些媒體早就丟掉了責任和良知,不愿直面現實、不敢直擊真相,更談不上維護公平正義。輿論生態也因此變得面目全非,“新聞已死”成了行業里一聲無奈的悲歌。
當我們津津樂道于“野菜相親”時,另一些事正在發生:某地農民工討薪被毆,最后的調解結果是“雙方互有對錯”;某企業排放嚴重超標,關鍵的檢測報告卻“恰好丟失”;某縣養老金出現缺口,老人們在辦事大廳排了三小時隊,只換來一句“系統故障”……這些事,關乎公平正義,關乎生存尊嚴,關乎千家萬戶的切身利益。它們才是真正意義上的民生,是需要媒體去追問、去監督、去揭示真相的領域。
但那些熱衷于炒作野菜的官媒,是看不見這些嗎?恐怕不是。是不敢看,也懶得看。因為報道這些,要面對復雜的利益糾葛,要承擔不小的采訪風險,甚至要得罪人。而炒作一棵野菜,只需要得罪讀者的智商,然后坐等流量入賬。
更可笑的是強行“上價值”的姿勢。明明是男方小家子氣,女方遇人不淑的個人瑣事,非要拔高到“現代年輕人婚戀觀變遷”的理論高度。那些所謂的專家點評、媒體啟示,在具體而微的生活細節面前,顯得蒼白而滑稽。這就是一個普通人生活中的一點尷尬,閨蜜之間吐槽兩句就夠了,何德何能,需要動用國家媒體的機器來進行現象級傳播?
這種精分式的操作,比那個拿走野菜的相親男更讓人反感。男方摳在明處,至少“坦蕩”。而某些官媒,一邊堂而皇之地占用公共資源炒冷飯,一邊自我標榜在履行社會責任;一邊對真問題視而不見,一邊對虛假的熱鬧趨之若鶩。這不是簡單的業務能力問題,這是一種價值取向的失職。
傳播學中有個概念叫“議程設置”。官媒的版面、時段和推送位,本質上是一種決定公眾看什么、討論什么的權力。當這種權力被用來反復咀嚼一棵野菜時,就是對公眾知情權的羞辱。
老百姓不是傻子,更不是只配消費“野菜新聞”的看客。當媒體天天喂我們吃菜疙瘩時,我們心里惦記的,是自己的養老金是否安全,是孩子的學區房有沒有著落,是沒完沒了的加班費何時能兌現。這些問題,某些官媒敢不敢像追野菜一樣,追個十天半月,追出一個水落石出?
那個拿走野菜的相親男,摳的只是一頓食材。而某些官媒的“摳門”,摳掉的是對社會的責任,對真相的敬畏,以及對公共資源的那份珍惜。這種“摳門”,挖空的不是野菜,而是媒體自身的根基與公信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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