譚其驤：近代杭州的學風

文 / 譚其驤

江、浙、皖三省的大江南北、浙水東西一帶，是近三百年來中國學術的中心區域，重要學者十之八九都生長于斯，重要學說大都自此發射其光芒。雖是北方學者在明清之際，湖南學者在清代中葉以后，都曾在學術界上占有相當重要的地位，但從大體著眼，一代文化中樞，畢竟始終在東南。在此中樞之內，各地又由于山川孕育之有異，一時大師所倡導的不同，衍而為若干特色的學風區。以浙江一省而論，浙東自成一區，浙西杭（州）、嘉（興）、湖（州）與蘇省蘇（州）、松（江）、常（州）、太（倉）同處太湖流域，學風亦大致相似，故自來言清代學術者皆視江南、浙西為一個區域。章實齋在浙東學術篇內，比較兩浙學術的異同，即以籍隸江蘇之顧亭林代表浙西。再就浙東、浙西而論，則浙東之寧（波）、紹（興）之與溫（州）、臺（州）有別，浙西之嘉、湖與杭州亦有別。嘉、湖學風誠然與蘇南之蘇、松、太略同，而杭州則自成一型。杭州于浙西已屬邊緣地帶，隔錢塘江與浙東學術中心的寧、紹相接，故其學風雖以浙西為素地，同時又深受浙東的影響，實際上可說是兩浙學風一個混合區，由混合而融合，迫其融合而后，遂自成一型，既非浙東，亦非浙西。作者縱觀三百年來學術史，深覺杭州學風實有其特殊色彩，茲值求是書院五十周年紀念，浙江大學二十周年校慶，用述斯篇，以告在杭州在浙大從事學術工作諸君子。

清代浙江地圖

自明末歷清初順、康以至雍正，為時約百年，這時期學術界的主流是承宋明之緒，講求理學，主要的爭端是程、朱與陸、王。大抵浙西宗程、朱，大師有陸桴亭（世儀）、張楊園（履祥）、陸稼書（隴其）、呂晚村（留良）等，浙東宗陸、王，大師有劉蕺山（宗周）、黃梨洲（宗羲）、沈求如（國模）、陳悔廬（汝咸）等。其時杭州的理學家最著者有應潛齋（揭謙）、沈甸華（昀）、姚敬恒（宏任）、秦開地（云爽）、施贊伯（相）、桑弢甫（調之）等。潛齋、甸華、敬恒、弢甫并以程朱學聞，學風同于浙西，但諸人用力處都在躬行實踐，而不在衛道，不在尊朱黜王，此與陸稼書、呂晚村有異，與康、雍以下一般儒生仰窺朝廷意旨，以尊朱辟王為梯榮捷徑者，更截然不同。至于開地、贊伯二人，則調停朱陸，不立門戶，迥非純正浙西學派面目。開地初治陽明之學，后乃歸于紫陽，但仍謂良知之說“不可謂非”“有功吾道”。又謂“先儒所見各有不同，吾人最無如為已，若竊衛道之虛名，竟立相持門戶，開罪名教，不敢效尤”。最可以代表杭州不偏不倚的精神。贊伯同時與程朱派的應潛齋、陸王派的鄞縣萬公擇（斯選，梨洲之弟子）相交，故其論學亦能持朱陸之平，此又可見地理環境對于杭州學風的影響。

理學而外，清初在明季遺民錢牧齋（謙益）、吳梅村（駿公）倡導之下的辭章之學，顧亭林倡導下的經學，也成為一時風氣。但此風只以浙西為中心，浙東自黃梨洲以下即尚史學，康熙中其弟子萬季野（斯同）尤為海內史學祭酒，亦與浙西不同。其時杭州及浙西之風，以詩文震爍一時者先有柴虎臣（紹炳）、陸麗京（圻）、毛稚黃（先舒）等西泠十子，繼有吳慶伯（農祥）、吳志伊（任臣）、王仲昭（嗣槐）、章豈績（藻功）、龔天石（翔麟）、洪昉思（昇）等。豈績的駢體文與宜興陳其年（迦陵）、江都吳蘭次（綺）并稱為海內三大家，昉思有《長生殿傳奇》與曲阜孔云亭（尚任）的《桃花扇》齊名，時稱南洪北孔。同時又有邵戒三（遠平）、陸云士（次云）、姚魯斯（之駟）等，與慶伯、志伊二吳并以博洽著聞。而所致力者大率在史學。慶伯諳于明季掌故，甲申以后兩浙殉命諸人均為作傳；志伊有《十國春秋》，以淹貫稱；戒三有《元史類編》，朱竹垞譽為非官局所能逮；云士有《八纮繹史》《峒溪纖志》，備載西南風土之異；魯斯有《后漢書補遺》《元明事類鈔》，搜羅極博；而應潛齋作《教養全書》，體例略仿《文獻通考》，于明事實所載尤詳；是其風尚又與浙東略同。總而觀之，則其時杭州之學人多出于文史之間，而浙西之辭章與經義異途，浙東之以理學為體史學為用，并有不同。

萬斯同（1638年3月9日-1702年5月4日）

字季野，號石園。浙江鄞縣人。

黃宗羲弟子，清初著名史學家。

自惠（棟）、戴（震）崛起，專尚考據，主以六書、音韻、訓詁、名物、通經名道、尊漢非宋、博古薄今，一時學者從風而靡。乾嘉兩代，家家許鄭，人人賈馬，漢學掩襲天下，而以惠、戴之產地吳、皖為中心。并世樹異幟者，只有皖北的桐城派主因文以見道，浙東的史學家重歷史文獻之學以求致用。這時期杭州的學風，大致可分兩方面說，一方面是適應時代的潮流，產生了不少純正的漢學家，如乾隆朝有專事校勘的盧抱經（文弨），有申鄭斥王力辨《家語》之偽的孫頤谷（志祖），有著《爾雅補郭》的翟睛江（灝），有志《史記志疑》《人表考》的梁曜北（玉繩），又有曜北之弟處素（履繩），專治《左氏傳》。嘉慶朝有金石學極精的趙晉齋（（魏），有善于輯書之胡書農（敬），有著《周易鄭注引義》的趙寬夫（坦），有著《小爾雅疏證》的嚴厚民（杰）。但一方面又有一批為數不下于純正漢學家的知名學者，卻抱著與時趨不大相同或者相反的識解與作風。

以作風而論，有沿襲著杭州本地舊來亦文亦史的作風：如乾隆初葉厲樊榭（鶚）、杭大宗（世駿）并以詩文冠絕當時。樊榭有《遼史拾遺》，采摭之富，或比之裴松之《三國志注》；又有《宋詩紀事》，又與同里符幼魯（曾）等六人同撰《南宋雜事詩》，前者以史證詩，后者以詩述史，并為考史者所重。大宗有《史記考證》《三國志補注》《北齊書疏證》《續經籍考》《兩浙經籍志》《詞科掌錄》等，又欲補《金史》，特構補史亭，成書萬余卷。乾嘉之際有朱青湖（彭），詩名與吳圣徵（錫麒）相亞，著有《武林談藪》《南宋古跡考》《吳越古跡考》。嘉慶中有錢金粟（林）亦以詩名，著有《文獻征存錄》，搜集當代人物掌故，頗有條貫。有好讀經濟之學多少受了浙東學派的影響的：如乾隆時汪西灝（沆）于農田水利邊防軍政，悉心研究，所著多通達治體，可見施行。金士奇（志章）亦留意邊務，著有《兩鎮三關志》。以治《水經注》見稱于時與戴東原齊名的趙東潛（一清），其學實遠紹梨洲，（梨洲有《今水經》。東潛之父功千，為梨洲弟子、穆堂摯友，能詩，與厲樊榭等并稱七君子。）接近謝山，（少稟父命學于謝山，從事根柢之學。）將以致用非為考古，故又有《直隸河渠志》之作，備載畿輔水利之源委興廢。又嘉慶時錢金粟亦能言遼金元兵制，足補史志之缺，尤于有清一代名臣言行及河漕鹽榷、倉儲平糶、海運、采買、災賑、銅政、錢法、地丁、雜稅諸大端，靡不熟究。

以識解而論，如乾隆時的文壇祭酒袁簡齋（德清籍，居杭州）即頗不以當時經學考據的潮流為然，嘗謂“古有史而無經”“周、孔復生，必不能抱六經以自足”。嘉慶初的許周生（宗彥），為漢學護法阮蕓臺（元）的門下士，兩人又為姻家，而論學諤諤不茍合。他不以由訓詁明道之說為然，不主張趨天下才智之士，畢精竭慮于“所得蓋小”的形聲校勘之學。說“使孔子生于今世，其所學者不過由明溯宋而已”“圣人之教學也，期于有用焉耳”。所以他言德主宜今而不主合古，論漢宋之學能持其平。蕓臺所創立的詁經精舍以汪漢郊（家禧）為舉首，而漢郊言著書之旨，一以修己治人為本，謂“儒有鄭康成而經明，有韓退之而用彰，有朱文公而體立。朱學之傳，歷久無弊”，“唐宋以來名儒各有精微，斷不可一概抹殺但遵伏、賈”。又頗以鄭氏之駁雜為病，又謂“漢儒經學以適用為貴，今時最宜亟講者，經濟掌故之學”。袁、許、汪三人議論，與浙東章實齋六經皆史、學術通今經世之說皆相印合。

論乾嘉杭州學風，有一事必須補敘，即詁經精舍之創立。詁經精舍的創立者是漢學護法大師阮蕓臺。蕓臺于乾嘉之際督學浙江（乾隆五十九年至嘉慶三年），即專以“經術”取士，又招集四方群士于孤山之麓纂《經籍纂詁》，集古訓之大成。嘉慶初任浙江巡撫（初次嘉慶五年至十年，二次十二年至十四年），復就纂集《經詁》舊址，創立西湖詁經精舍，選兩浙高才生肄業其中，聘孫淵如、王蘭泉（昶）為掌教，祀鄭康成、許叔重二人木主，一以由訓詁名物求義禮為教。精舍以嘉慶五年創立，至光緒三十年罷撤，歷百又五年，中間一廢于嘉道之際，再廢于鴉片，三廢于洪楊之役，合計不過二十余年，八十年間掌故數易，然所講課，始終不背蕓臺創立初意，與蕓臺在廣州創立的學海堂，并稱漢學二大結集。精舍所羅致的士子既遍及全省，所以精舍所創導的學風所被，自不僅限于杭州一地。嘉道而后，浙中以樸學知名之士接踵輩出，究其學歷，什九與精舍有直接間接之關系。浙東向不為漢學所及，乃先后誕生臨海洪筠軒（頤煊）百里（震煊）兄弟、臨海金誠齋（顎）、定海黃薇香（式三）儆季（以周）父子、瑞安孫仲容（詒讓）諸人，二洪、誠齋、儆季皆精舍肄業生，仲容父琴西（依言）與精舍掌教俞蔭甫（樾）同年知好，仲容少時曾侍父居杭三載。由此可見精舍對全浙學風影響之大。但精舍肄業生中之產生第一流漢學家，杭州之成為全國漢學中心，卻不在嘉慶朝而遠在同光以后，此點留待下文再敘。

詁經精舍

自明末清初以至乾、嘉，杭州在全國的學術地位并不高，那時東南的，亦即全國的學術中心在浙西的蘇、常，在浙東的寧、紹，在皖南的徽（州）、寧（國），在江北的淮（安）、揚（州），杭州只是一個二浙不同學風的接觸融合點。這種融合學風自有其特殊價值，但并不能領導全國，另開一種新風氣。杭州之成為東南學術中心，以新風氣領導全國，實始于道光以后。自道光至光緒中葉是第一期，光緒甲午以后是第二期。

第一期開風氣的大師是龔定庵（自珍）。定庵以治今文學著聲當世，今文學的發祥地在常州，開山祖是武進莊方耕（存與），樹立宗派的是武進劉申受（逢祿）、長洲宋于庭（翔鳳），但今文學的發揚光大，震撼一世，成為時代的主流，取乾嘉以來經學考據而代之，則由于定庵與邵陽魏默深（源），而定庵尤為其魁首。前此常州今文學只講經義（乾嘉考據學者所講求的是經訓），即所謂微言大義，至定庵始以經義譏切時政，以為學者的政論，百余年來為經學而治經學的信條，自此乃不復為一般學者而崇奉。漢學專制之局既破，舉世學者聞風繼響，至光緒朝而達于最高潮，遂有康長素、梁任公輩以今文學者大倡改制，參與實際政治，造成了戊成政變。政變之結果新政雖見挫于舊勢力，但今文學派與泰西新思想交相沾溉，同流合趨，畢竟使清季整個的思想界，步入了新境界。梁任公說∶“語近世思想自由之倡導，必數定庵。我見并世諸賢，其能為現今思想界放光明者，彼最初率崇拜定庵，當其始讀定庵集，其腦識未有不受其刺激者也。”（見《論中國學術思想變遷之大勢》）定庵學說對于時代思想影響之深巨，此數語洵屬的評。然推定庵學術之來歷，初非今文學一家之說演變所致。定庵早歲即倡識學合一之論，其文實章實齋六經皆史之說。蓋六經既為先王之政典，則識與學自不可分；識與學既不可分，則學者之終極目的，自不得僅以學自足，必須發之以論政，施之于實用，始不負所學。然則定庵之學，因融合浙西、常州之今文學與浙東之史學而闡發新義，自成一型者也。

定庵既主學以致用，故好作經濟談，而最注意邊事，有《西域置行省議》，至光緒間實行，即今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又著錄古圖志，研究蒙古故俗，而附以論議。咸同以后，治西北史地之學，遂亦成為一時學界風氣。杭州則有吳祁甫（承志），著有《唐賈耽記邊州入四夷道里考實》；丁益甫（謙）著有《蓬萊軒輿地叢書》。

定庵之學影響波及全國，其在杭州，則同光之際有譚仲脩（廷獻），亦以今文學家通知時事政制典禮，能講求其義。稍后有夏穗卿（曾佑），與新會梁任公、瀏陽譚復生（嗣同）同治龔魏之學，最相契，咸謂孔學自戰國而漢衍為孔荀二派，二千年來之學皆荀子也，鄉愿也，二千年來之政皆秦政也，大盜也，惟大盜利用鄉愿，惟鄉愿工媚大盜，蓋自孟學絕而孔學亦微，于是專以絀荀申孟相號召。穗卿以此論史，著有《國史講義》（商務版之《中國上古史》），風行清末民初。同時已有張孟劬（爾田），亦私淑定庵，著《史微》，深覈有通識。

龔自珍（1792年8月22日－1841年9月26日）

字璱人，號定庵，浙江仁和人。

清代思想家、詩人、文學家和改良主義的先驅者。

道咸以后的杭州，一方面是發揚新風氣的神經中樞，另一方面又有保守舊學術的堅強堡壘。東南漢學根據在蘇常徽寧淮揚一帶，自經洪楊之亂，故家破滅，典籍散亡，亂后多不復能振起。獨杭州于同治初恢復詁經精舍，聘德清俞蔭甫（居杭州之臨平）掌教，垂三十余年之久。蔭甫之學一宗高郵王氏，善于校勘訓詁，所著《群經平議》《古書疑義舉例》，即取法于《經義述聞》《經傳釋詞》，精湛不相異，而博大過之。精舍弟子先有定海黃儆季，著《禮書通考》，集清代禮學之大成。繼有余杭章太炎（炳麟），治聲音訓詁之學，應用乾嘉以來之研究法，而廓大其內容，延辟其蹊徑，精核往往突過前人，有非清學所能范圍者，影響近數十年來學界尤鉅，而近今治新考據者不祧之祖海寧王靜安（國維），雖非精舍肄業生，亦嘗為文應精舍之課試以博膏火，即所謂附課生。清末以及民初之俞、黃、章、王，正可比之于清初之閻（若璩）、胡（渭），乾嘉之惠、戴、二王（念孫、引之父子），可見作為清學正統之古典考證學，時至晚清，其中心亦已由吳皖淮揚而至杭州了。

道咸以后的杭州，又不僅為經史之學的中心，同時又是科學的中心，即歷算學的中心，歷算學的中心，其先亦在吳皖，清初大師王寅旭（錫闡）吳人，梅定九（文鼎）皖人。王梅風流所流，學者風起，而什九皆籍隸浙西皖南，杭州可數者僅吳志伊一人。乾嘉時大師戴東原皖人，錢竹汀（大昕）吳人，戴、錢借歷算以解經史，自后言經史考據之士，幾莫不以歷算為其副業，而考據學之中心果在浙西皖南準揚，其時杭州以經生而明算者僅許周生一人。而以算學造詣衡量吳、許二人，在當時只能算得第二三流人物。王梅時代的學者功夫都用以發掘闡揚中國之古法，二者皆述而不作、因而勿創。嘉道以來承中西新舊各法整理融合之果，汪孝嬰（榮）、李四香（銳）、董立方（佑誠）、羅茗香（士琳）輩，乃能進一步而有所發明，有所創造，至咸同而極盛，而其時斯學中心，也已移到杭州了。杭州自道光初即有項梅侶（名達），與甘泉羅茗香、烏程徐君青（有壬）同稱海內算學祭酒。嘗謂所貴學數者，不在守中西成法。般衍較量，要能推見本源，融合以通則變，發古人未發之藏。其論割圜術率，即遠較向法為簡捷。晚主講紫陽書院，士論翕然宗之。然此算家力求超越古人，實深得梅侶誘導之功。稍后乃有戴諤士（煦）、夏紫笙（鸞翔）繼起，與海寧李壬叔（善蘭）、南海鄒特夫（伯奇）為一時大師。諤士發明對數簡法、外切寧率、假數測圓諸術，與廣割寰捷法合為《求表捷數》一書，英人艾約瑟譯之刊入倫敦算學公會雜志，歐西學者嘆為絕業。國人科學著述之有歐譯，自此書始。紫笙為梅侶高弟，盡傳其學，別創曲線新術垂方捷術，晚年應聘同文館教習，傳其學于京師。項、戴、夏三人之算學，蓋有非道咸以前所能范圍者，與太炎、靜安的經史文字之學，同具推陳出新之效，而并以杭州為其發射光明之地。

杭州之以新學風領導全國，光緒甲午以后是第二期。甲午戰敗，對中國思想界發生的影響至為深鉅。朝野自此始知非變法不足以圖強，非講求西學不足以變法，而最先立兼講中西學術之新式學府，則為杭州之求是書院。求是書院創設于光緒二十三年，去今適為五十年，北平京師大學堂的創辦猶在是后一年。求是書院旋改稱浙省求是大學堂，又改稱浙江高等學堂，至民初停辦。十六年即其舊址設立浙江大學，故求是高等，實即今日浙江大學之前身。關于求是高等、浙大的學風，祝廉先、陳布雷、張曉峰三先生各有專文敘述，茲不復贅。要之一個學府之成就如何，最正確的衡量就是看它造就了些什么人才。浙大的歷史較淺，畢業同學離校未久，在社會上尚未能充分有所表現。就求是高等而論，據作者所知，即有蔣百里、黃膺白、蔣仲器、汪曼鋒、邵元沖、程遺帆（萬里）、何伯承（炳松）、沈士遠、沈尹默、徐誦明、陳大齊、陳布雷、陳公俠（儀）、許季茀（壽裳）、邵斐子（長光）、趙述庭（迺傳）、鄭曉滄（宗海）、壽景偉（毅成）、蔣夢麟、祝廉先諸人，都是近數十年來知名人士，思想界的領導者。他們的成就方面雖各有不同，但其革不忘因，新不蔑舊，不偏不倚，擇善而從，兼具中西新舊之長則同。作者以為這就是求是精神的表現，也就是五十年來的杭州學風。

求是書院舊照

實事求是精神不僅是五十年來杭州的學風，亦且為三百年來杭州的傳統學風。何者？求是師求真，要求是求真，必先明辨是非真假，要明辨是非真假，關鍵首在能虛衷體察，棄絕成見，才能舍各宗各派之非之假，集各宗各派之是之真。讀者但須覆按上文，便可知作者之言不謬。杭州學風在清初調停程朱與陸王，在乾嘉能持漢宋之平，在道咸能吸收浙東西學派之精義而別有所創，在甲午以后能融合中西新舊而無過激落俗之弊、此非求是精神而何？

浙大以求是為校訓，求是之為杭州學風，淵源深遠如此，故浙大學風之美，可謂得天獨厚。學術之趨向可變，求是精神不可變。如何遵循傳統精神以求適應時代，使杭州學術地位始終能保持道咸以來的領導地位，這是浙大在校師生畢業校友以及杭州學人所當共勉的。█

本文選自《輿地勾稽六十年》，譚其驤著，北京：北京出版社，2019年，第134-147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