靠立法能否解決“內卷式競爭”？

本文是圓方的第1461篇原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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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12日），十四屆全國人大四次會議第三場“部長通道”開啟。司法部部長介紹，今年政府立法工作將重點突出幾個方面：

其中之一是突出優化營商環境，制定全國統一大市場建設條例，著力解決大家關心的地方保護、不當設一些準入條件，還有“內卷式”競爭等問題。

內卷式競爭，這一兩年被提的很多。

關于“內卷”這個問題，圓方之前寫了一系列的文章。

不過在思考了內卷這個問題，三四年之后，圓方的確覺得，我們似乎還沒有找到問題的根結。

大家好，我是圓方，今天我們一起聊聊：

靠立法能否解決“內卷式競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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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紀60年代末，美國人類學家吉爾茨（Clifford Geertz）曾在爪哇島生活，潛心研究當地的農耕生活。通過他的觀察，他發現：

當地的農業生產都是犁耙收割，日復一日，年復一年，原生態農業長期停留在一種簡單重復、沒有進步的輪回狀態。

回到美國后，他把他的研究成果寫成了一本書《農業內卷化-印度尼西亞的生態變化過程》，并首次提出了這個很形象的命名：內卷化（Involution）。

而把這個詞翻譯成中文的是歷史社會學家黃宗智教授，黃宗智教授的農村社會經濟研究，集中體現為三本專著：

《華北的小農經濟與社會變遷》（1986）

《長江三角洲小農家庭與鄉村發展》（1992）

《中國的隱性農業革命》（2010）

而“內卷”這個詞爆火，則是在2020年，經濟學家薛兆豐，用一句“讓你加班的不是你的老板，而是其他愿意加班的人”，將“內卷”這個詞徹底出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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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內卷的實質到底是什么呢？

就是：

簡單重復、沒有進步的輪回狀態么？

在這篇文章中，圓方說：

在一個健康、正向的競爭環境中，評價體系是多元的，回報是與發展質量掛鉤的。

人們會競相投入創新、提升效率、優化模式，這是“良幣”的競爭——通過創造更多價值來獲勝。

然而，當資源通道變得狹窄（比如只有高考、考公等少數幾個黃金賽道），且評價標準變得單一和僵化（唯分數、唯工時、唯KPI）時，競爭的邏輯就發生了根本性的扭曲。

這時，競爭的核心不再是“如何做得更好”，而是“如何更能熬、更能耗、更安全”。

所以，內卷的實質到底是什么？

是不競爭，少競爭么？

不是，內卷的出現

恰恰是有效競爭的消亡

是通過正常的競爭

拿不到真正有價值的結果

它通過一套扭曲的激勵機制，讓低水平的、無效的、甚至是有害的投入（劣幣），在競爭中戰勝了高水平的、有效的、可持續的發展（良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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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通過立法，就可以解決“內卷式競爭”么？

圓方覺得，可能會有一些事與愿違

因為法律，往往是一個社會的底線

它只能約束人們，不要去做什么

而很難鼓勵人們去做什么

法律的力量常常被我們高估，尤其在塑造社會活力這件事上。

當我們試圖用條文去框定競爭、甚至制止競爭時，或許會滑向另一個更深的困境。

回望40多年前改革開放前的那段歷史，一個農民把自己地里產的幾斤豆子挑到鄰村去賣，就可能被定性為投機倒把，面臨批斗甚至牢獄之災。

那時候的法律與政策，確實成功制止了當時定義下的“不正當競爭”，鄉與鄉之間的壁壘森嚴，貨物流通的毛細血管被徹底切斷。

站在今天的視角回看，那算不算一種極致的反內卷呢？

沒有了跨界的買賣，沒有了爭搶客戶的商販，每個人都安分守己地守著自己的一畝三分地，表面上歲月靜好，秩序井然。

可那種秩序之下，生長出真正的健康發展了嗎？答案是否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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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劃經濟時代，統購統銷的體制消滅了市場意義上的競爭，卻也消滅了效率與活力。

農民沒有了改善品種、提高產量的動力，因為多收的糧食也歸公家；工廠沒有了改進技術、優化管理的熱情，因為完成指標即可，好壞一個樣。

那種狀態或許比今天的內卷更令人窒息，它不只是低水平的重復，而是徹底的停滯。

人們不再為加班而焦慮，卻要為一張糧票、一塊布票耗盡心神。

競爭消失了，但匱乏與懈怠取而代之。如果以反內卷的名義退回那樣的狀態，無疑是一種歷史的倒退。

今天我們批評內卷式競爭，批評地方保護、不當準入，本質上是為了讓競爭回到正軌，讓良幣驅逐劣幣，而不是讓競爭徹底消失。

法律在其中應該扮演的角色，是拆除那些扭曲激勵的圍墻，打破那些保護落后的藩籬，為真正的創新者開辟出更開闊的賽道。

如果因為懼怕內卷，就試圖用法律的大網把競爭本身罩住，那無異于因噎廢食。

投機倒把罪的廢除，正是我們走過那段彎路后的醒悟。

我們終于明白，允許人們去嘗試、去流動、去爭取，哪怕過程中會出現混亂和消耗，也比一潭死水更有希望。

內卷讓人疲憊，但內卷至少說明還有人愿意投入、愿意博弈。

真正可怕的是投入的意愿都被澆滅，博弈的空間都被封死。

法律能做的，是守護博弈的底線，不讓它滑向惡性的消耗；但法律永遠無法代替人們去選擇奔跑的方向。

當我們為內卷而煩惱時，或許該慶幸我們還有競爭的資格，還有改變的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