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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體來看,特朗普政府中東戰略的核心邏輯在于:在美國整體實力相對下降、戰略重心聚焦國內議題和西半球、不愿再陷入大規模地面戰爭的背景下,試圖通過借助以色列和海灣盟友力量,采用“極限施壓”和“精準軍事行動”等手段,以最小的投入和代價,維持其在中東的主導地位和核心利益。但這種行動本身蘊含著巨大風險和不確定性,發起戰爭就像打開了“潘多拉的盒子”,有限戰爭很可能被拖入全面沖突,美國很可能再次陷入“中東泥潭”。
本文作者系盤古智庫高級研究員、清華大學戰略與安全研究中心博士后、中國論壇媒體傳播主任文晶,文 章于2026年3月6日首發于“中評社”。
本文大約2400字,讀完約6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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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28日,美國與伊朗的第三輪談判剛剛落幕,雙方商定下一輪維也納談判中將聚焦技術性議題。正當國際社會對美伊達成新協議方案仍抱有期待之際,局勢驟然升級。美國和以色列同步對伊朗發起代號為“史詩怒火”與“咆哮雄獅”的大規模軍事行動。
此次沖突爆發前,美國已在中東地區進行了自伊拉克戰爭以來最大規模的軍事部署。截至目前,美以與伊朗之間的軍事對抗已進入第五天,局勢持續惡化。包括伊朗最高領袖哈梅內伊在內的多名核心人員在襲擊中身亡,上千名伊朗人傷亡。作為回應,伊朗發動了大規模反擊,向以色列發射約150枚導彈,并使用數百枚彈道導彈與無人機,對美軍駐海灣國家的軍事基地實施精準打擊,美國駐迪拜領事館遭襲擊起火,美軍烏代德空軍基地也被伊朗彈道導彈擊中。與此同時,伊朗海軍宣布封鎖并控制了霍爾木茲海峽,中東地區安全局勢呈現全面升級和持續惡化的嚴峻態勢。
特朗普戰略收縮態勢未變
此次沖突爆發,國際社會對美國的戰略意圖與目標極其關注。有觀點認為,特朗普主動發起美伊戰爭,美國中東戰略發生調整。但筆者認為,并非如此。
特朗普開啟第二任期以來,中東地區在美國全球戰略上的優先級出現大幅下降,這一轉變并非偶然,而是特朗普政府對美國冷戰后長期戰略擴張進行反思后的必然選擇,也延續了其第一任期以來“低成本外交”的核心邏輯。2025年12月,特朗普政府發布《國家安全戰略》報告,這份報告清晰界定了其國家安全戰略的核心目標——以更低的成本和更聚焦的方式,維系美國在全球主導地位,確保其國內安全與繁榮。報告明確提出,中東不再是美國外交政策中占據優先地位的地區,徹底打破了中東作為美國全球戰略核心區域的傳統定位,并對美國在中東的核心利益進行劃定:確保海灣能源供應不落入敵人之手;確保霍爾木茲海峽和紅海可自由航行;確保中東不成為針對美國的恐怖主義孵化器;確保以色列安全。時隔一個月,美國防部發布新版《國家防務戰略》報告,進一步強化了中東戰略降級的導向,明確將保衛美國國土安全和西半球的利益置于最優先位置,宣布中東地區主導美國外交政策長期規劃和日常執行的時代已經結束。這份戰略報告的轉向,根本動因是特朗普政府希望以最小的代價維護其全球霸權地位,將有限的戰略資源投向更具優先級的領域。
需要明確的是,戰略收縮并不意味著美國徹底退出中東,而是調整介入方式,聚焦核心利益。在戰略收縮的總體框架下,美國在中東的政策導向是重點與以色列及海灣地區關鍵盟友深化合作,同時集中力量對伊朗進行遏制。美國外交政策研究所高級研究員穆罕默德·阿·薩利赫(Mohammed A. Salih)認為,“美國將繼續減少在中東的戰略投入,但由于地區戰爭威脅、亞伯拉罕協議帶來的機遇、伊朗影響力的減弱以及中美競爭的加劇,美國將更加積極地參與中東事務,加強與盟友的聯盟,以使地區重新與美國優先事項對齊。”這一觀點也印證了美國中東戰略“收縮而非退出、聚焦而非全面介入”的核心特征,體現了其在霸權維護與成本控制之間的平衡考量。
對伊發起軍事行動并非戰略轉向
此次美國放棄談判主動發起戰爭,看似打破了此前的戰略收縮態勢,實則并非戰略層面的轉向。其一,從行動目標來看,其行動始終圍繞“有限目標”展開,并未體現戰略擴張或者重返中東的傾向。沖突爆發之初,特朗普本人即宣布其核心目標是對伊朗進行政權更迭、摧毀其彈道導彈工業以及確保伊朗不能獲得核武器。截止3月5日,美軍打擊范圍覆蓋德黑蘭、庫姆等多座城市,但其目標主要是伊朗導彈系統、核設施及革命衛隊指揮樞紐,與此前伊拉克戰爭中全面占領、重構政權的戰略完全不同。更關鍵的是,美國一直在是否派出地面部隊上極為審慎,目前雖然已有2艘航空母艦參與軍事行動,但國防部長赫格塞思明確表示,“目前沒有美軍地面部隊進入伊朗”,魯比奧3月2日在記者會上也強調,“現階段美國沒有對伊朗實施地面入侵的計劃”。
其二,從行動理由來看,塑造“被動防御”的敘事,一方面為軍事行動尋找正當性,另一方面也透露出其不愿擴大戰事的心態。根據媒體報導,一名美國高級官員聲稱,由于美國獲得的情報表明伊朗可能“先發制人”發射彈道導彈,特朗普才批準了襲擊伊朗的行動。然而,次日即有美官員向國會承認,“沒有情報顯示伊朗原本計劃對美軍發動先發制人打擊”。這種前后矛盾的說辭,暴露出美政府急于將主動出擊包裝成“防御性”行為,以規避國內反戰情緒。特朗普發起這次戰爭,并沒有得到大部分美國民眾的支持。根據英國IISS的研究表明,有民意調查顯示,此次美以聯合對伊作戰行動開始時,只有大約三分之一的美國人持支持態度,40%的美國人反對。這與美國在伊拉克戰爭開始時的意見形成鮮明對比,2003年的皮尤民意調查顯示,71%的美國人支持伊拉克戰爭。
總體來看,特朗普政府中東戰略的核心邏輯在于:在美國整體實力相對下降、戰略重心聚焦國內議題和西半球、不愿再陷入大規模地面戰爭的背景下,試圖通過借助以色列和海灣盟友力量,采用“極限施壓”和“精準軍事行動”等手段,以最小的投入和代價,維持其在中東的主導地位和核心利益。但這種行動本身蘊含著巨大風險和不確定性,發起戰爭就像打開了“潘多拉的盒子”,有限戰爭很可能被拖入全面沖突,美國很可能再次陷入“中東泥潭”。■
文章首發于“中評社”
圖文編輯:張洵
責任編輯:劉菁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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