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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末的遼東感覺就是一個無底洞,原本每年有100萬兩的餉銀,后來加了遼餉,又是400多萬兩,加起來都500多萬兩了,還是不夠,這中間到底是為什么呢?
但這這一點其實很好理解,朝廷的確是給了很多錢,但這些錢有多少會到遼東,還是個未知數。
崇禎時期的戶部尚書畢自嚴就曾經和毛文龍對過賬,戶部發出來的糧餉和毛文龍聲稱收到的數額之間還有巨大的差額。天津和登州、萊州每年給20萬石糧食,山東和戶部合計每年給31.6萬兩,但毛文龍實際收到的數字連一半都沒有。
接濟餉運,本色每年該天津運十萬,登萊運十萬。折色每年該部新庫發五萬,山東發二十六萬六千,歷年所發,臣據文龍所開揭帖與臣部舊案相對,多寡互異,其收數不及臣部發數之半,且錯綜莫能吻合,則臣部之為實解,而不為文龍之所實收可知。 ——《明熹宗實錄》卷76,天啟六年九月甲戌
而且糧餉到了毛文龍手里,再過一次,真正到士卒手上的就更少了。
所以就有官員就說了,從庫里法一百萬兩出來,真正能用到的只有十萬兩;發十萬兩,能用的只有一萬兩。每一興作,庫藏發百萬金,朝廷止得十余萬金之用;庫藏發十萬金,朝廷止得萬余金之用。 ——王元翰著:《凝翠集》,引自《叢書集成續編》第147冊。
既然貪腐如此之厲害,在財政如此吃緊的情況之下,崇禎帝為何不采取嚴厲打擊貪腐的辦法來增加收入呢?
其實,這個想法很多人都有。崇禎十六年,明王朝已經到了生死存亡的關頭,戶部尚書李邦華上一道奏疏,列舉了幾條建議,來挽救大明王朝的財政危機,其中有一條就說:
天下吏胥無一非作奸犯科之輩,而頂首之積,盈千盈萬,日見御史倫之楷參一秦如樂,而頂首已四萬二千,則各衙門可知。今以紳士庶民盡義急公,乃此輩獨朘民 膏而坐享之乎?宜令中外各衙門印官,訪胥吏之殷厚而誠恪者,責令助餉,限以成數,大都取其頂首十之三其僅屬二三百金者,不必問。 ——《崇禎長編》卷1,崇禎十六年十一月丁酉。
這段話中,李邦華的意思是天下的官員和吏胥就沒有一個不是奸犯科之輩,現在只管然他們拿錢出來。 皇上你可以給他們規定數字,要他們按照數字交錢出來。
但這件事豈是那么容易,政權腐朽,官僚集團已經鐵板一塊。明朝滅亡之后,官員熊開元目睹南明政治腐敗,又回憶起崇禎朝往事,感慨道官場早就是鐵板一塊:
自考選以至宦成,垂手翻官,高談納戶,則又以位 高而金益多,上下用黃白鑄成一不可破之局面。 ——熊開元著:《控辭簡明疏》,引自《湖北文征》第4冊。
這樣的官場,這樣的朝廷,又能怎么樣呢?
還不是只能干瞪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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