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馮紅梅,生在陜南的一個小城里。今年六月,我的大娘走了,安靜地,帶著滿腹的心事,享年七十二歲。
臨終前那一刻,回光返照般,她枯瘦的手緊緊攥著我,渾濁的眼睛死死盯著病房門口,氣息微弱卻執著地問:“梅子……他……他來了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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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著大娘那雙曾經明亮、如今卻盛滿渴望與悔恨的眼睛,我的心像被針扎了一樣疼。我俯下身,輕輕撫摸著她的手,努力讓聲音聽起來平穩:“來了,大娘,就快到了,您再等等……”
大娘仿佛沒聽見我的安慰,目光渙散地投向窗外那片灰蒙蒙的天空,喃喃自語,聲音輕得像一縷即將散去的煙:“當年……是我不該啊……我錯了……真的錯了……”
她的思緒,飄回了那個黃土漫天的年代——1969年。
那一年,大娘剛高中畢業,名字叫蘇婉清,人如其名,是個從城里來的、水靈靈的姑娘。她趕上了那場轟轟烈烈的知識青年上山下鄉運動,懷著滿腔熱血和對廣闊天地的向往,隨著人流,來到了陜北那片貧瘠又雄渾的黃土地上。
理想是豐滿的,現實卻骨感得硌人。大娘這個在家里連掃帚都很少拿的嬌嬌女,哪里干得了掄鋤頭、割麥子這些重活?高原上粗糲的風沙很快吹糙了她的皮膚,繁重的農活壓彎了她纖細的腰。水土不服加上過度勞累,她去了沒多久就病倒了,發起了高燒,躺在知青點冰冷的土炕上,人都燒得迷糊了,嘴里說著胡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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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屋的幾個女知青急得團團轉,跑出去找人幫忙。剛巧,就遇到了生產隊長的小兒子黎貴。黎貴那時二十出頭,是黃土高原上典型的后生,身材高大結實,皮膚是常年日曬留下的古銅色,眉眼周正,帶著山里人特有的憨直和英氣。他一看大娘燒得滿臉通紅、人事不省的樣子,二話沒說,蹲下身,在其他女知青的幫助下,小心翼翼地把這個輕得像片樹葉的城里姑娘背到自己寬厚的背上,邁開大步,踏著月色,深一腳淺一腳地走了十幾里山路,把她送到了公社的衛生院。
打了針,吃了藥,大娘的燒慢慢退了,但身體極度虛弱,像被抽空了力氣,臉色蠟黃。那時候,物資極度匱乏,想弄點有營養的東西補身子,比登天還難。黎貴因為他父親是生產隊長的關系,偶爾能想辦法弄到一點點珍貴的豬肉,或者一小包紅糖。那段時間,他時常出現在衛生所,有時揣著一個還熱乎的煮雞蛋,有時端著一碗飄著零星油花的掛面,里面臥著幾根青菜。他不怎么說話,只是把東西輕輕放在床頭,看著大娘吃下去,黝黑的臉上才會露出一絲放心的笑容。
“蘇同志,你多吃點,身體才能好利索。”這是他常說的,帶著濃重陜北口音的話。
大娘的身體漸漸好轉,但依舊干不了重活。黎貴就默默地幫她。春天播種,他扶犁,讓她跟在后面點種;夏天鋤草,他鋤完自己那壟,再返回來接應她;秋天收割,他揮舞著鐮刀,總把她那份活計大半都攬過去。他教她辨認哪種野菜能吃,帶她去喝山澗里清甜的泉水,在她想家偷偷抹眼淚的時候,笨拙地吹響一片楊樹葉子,發出清脆的鳥叫聲逗她開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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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到二十歲、遠離親人、情感脆弱的大娘,面對這樣一個俊朗、踏實、對自己關懷備至的青年,那顆心,不由自主地陷落了。兩個年輕人的心,在黃土高原的風沙里,越靠越近,很快便偷偷確定了戀愛關系。
大娘遠在陜南的父母得知消息,連夜寫信來,字里行間滿是憂慮和勸阻:“婉清,你還小,要考慮清楚……城鄉差距大,生活習慣不同,那是一輩子的事……要慎重啊!”
可彼時的大娘,滿腦子都是愛情的甜蜜和黎貴的好,哪里聽得進這些“逆耳忠言”?她覺得父母的觀念老舊,不懂他們之間純粹的感情。她甚至覺得,這片黃土地,因為有了黎貴,也變得可愛起來。
兩人最終還是結婚了。婚后的日子,有過一段蜜里調油的時光。黎貴一家人,特別是黎貴的母親,對這個城里來的、斯文漂亮的兒媳很是疼愛,幾乎不讓她干什么重活。大娘在黎家的庇護下,度過了一段相對輕松平靜的歲月。三年后,她生下了兒子,取名黎小滿,寓意著小滿即可,知足常樂。日子仿佛就要這樣,在這片黃土地上扎根,平靜地過下去了。
然而,時代的洪流再次席卷而來。隨著政策變化,越來越多的知青通過各種途徑返回城市。曾經一起插隊的伙伴,一個個走了,城里的消息,家里的召喚,像一根根羽毛,不斷撩撥著大娘那顆本就不曾真正安分下來的心。城市的霓虹、熟悉的生活、發展的機會,與眼前這片望不到頭的黃土高坡、日復一日的農耕生活形成了強烈的對比。她想回城的念頭,像野草一樣瘋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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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黎貴不愿意。他的根在這里,他的父母、他的土地、他的一切都在這里。他無法理解妻子為什么還要離開這個已經安穩的家。他害怕她這一走,就再也不會回來了。
為此,兩人開始爭吵,不斷的爭執消磨著原本的感情,嫌隙漸生。最終,回城的渴望壓倒了一切。大娘狠下心,提出了離婚。態度之堅決,讓黎貴所有的挽留都顯得蒼白無力。他沉默了,最終在離婚協議上按了手印,眼神里的光,黯了下去。
大娘回到了陜南城里,頂替母親的名額進了工廠,成為一名女工。恢復高考時,她拼命學習,考上了師范大學,畢業后成了一名中學老師。后來,她認識了我的大伯,一個溫和寬厚的男人。結婚前,她坦誠地告訴大伯,自己結過婚,后來離了,但她隱瞞了最重要的一件事——她還有一個兒子,叫黎小滿。
時光荏苒。在大娘回城幾年后的一個秋天,一個十二歲的男孩,風塵仆仆地找到了她在城里的家。男孩皮膚黝黑,眉眼像極了黎貴,身上帶著黃土高原的風塵。他就是黎小滿。
他站在門口,怯生生地看著這個穿著得體、面容白皙的陌生母親,啞著嗓子說:“娘……爹病了,病得很重……他總念叨你……你能回去看看他嗎?”
那一刻,大娘的心像被重錘擊中。她看著眼前這個本該最親、卻無比陌生的兒子,內心天人交戰。回去?她如何面對曾經的決絕?如何面對現在的丈夫和同事?她好不容易建立起來的、安穩體面的新生活,會不會因此崩塌?巨大的恐懼和自私攫住了她。
她硬起心腸,塞給兒子一些錢和糧票,聲音冷硬:“你回去吧,好好照顧你爹。我……我回不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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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滿那雙酷似黎貴的眼睛里,期盼的光一點點熄滅,變成了深深的失望和一種與他年齡不符的冰冷。他沒有接錢,只是深深地看了她一眼,轉身跑了,那瘦小的背影,倔強又孤獨。
小滿回去后沒多久,黎貴就帶著無盡的遺憾和病痛去世了。消息輾轉傳來,大娘如遭雷擊,她這才意識到自己做了多么殘忍的事。她偷偷跑回陜北那個小山村,只看到一座新墳。村里人告訴她,小滿被他姑姑接走了,孩子臨走時說,再也不認這個娘了。
大娘的世界,從那一刻起,缺了一角,再也無法完整。她陷入了無盡的自責和悔恨之中,這種情緒折磨了她后半生。后來,大伯還是知道了這件事,他沒有責怪,反而嘆著氣讓大娘去把兒子接來,說孩子是無辜的。大娘鼓起勇氣輾轉找到小滿,可已經長大成人的小滿,眼神疏離,語氣平靜卻斬釘截鐵:“不必了。我現在過得很好,不需要了。”
大娘臨終,嘴里反復念叨的,就是“小滿”這個名字,和那句“我錯了”。她盼了一輩子,悔了一輩子,最終,也沒能等來兒子的原諒。
大娘下葬那天,天氣陰沉。儀式即將結束時,我無意中瞥見遠處一棵樹下,站著一個模糊而孤獨的身影。他穿著深色的衣服,靜靜地望著這邊。我的心猛地一跳,追了過去。
“黎小滿!”我喊道,“你不去……不去和她最后道個別嗎?”
那道身影頓住了,卻沒有回頭。風中傳來他低沉而平靜的聲音,聽不出什么情緒:“她有其他的兒女,我和她……緣分早已盡了。見,或者不見,又能改變什么呢?”
“可她是你娘啊!”我忍不住哽咽,“生養之恩,你不去磕個頭嗎?”
他沉默了很久很久,久到我以為他不會再回應。最終,在送葬的人群陸續散去之后,他慢慢地、一步一步地,走到了那座新墳前。他沒有哭,沒有說話,只是默默地、鄭重地,跪下,磕了三個頭。然后,起身,頭也不回地消失在蒼茫的暮色里,背影依舊挺直,卻帶著化不開的孤獨與沉重。
望著小滿消失的方向,再看看墓碑上大娘帶著淡淡哀愁的照片,我心中無限感慨。
人生啊,有些選擇,一旦做下,就再也無法回頭。那年黃土高原上的相遇相知是緣,可后來的決絕與隱瞞,卻成了刻在至親之人骨血里的刺。
時光無法倒流,遺憾無法彌補。大娘用后半生的自責償還當年的糊涂,而小滿表哥則用一生的疏離來消化被母親“拋棄”的傷痛。
這世間,最經不起算計和辜負的,就是最純粹的親情。有些路,走錯了,就真的再也找不到回頭的方向;有些傷,造成了,即使用盡余生,也難以愈合。但愿這世間,少一些這樣的遺憾,多一些擔當與珍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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