凝聚多方合力　共筑清朗網絡空間

隨著互聯網的觸角延伸至社會每個角落，網絡生態治理已從技術問題、法律問題演變為復雜的社會治理課題，參加今年全國兩會的代表委員聚焦網絡生態治理提出建議——

凝聚多方合力

共筑清朗網絡空間

今年的最高人民檢察院工作報告披露：2025年，檢察機關起訴利用網絡實施的犯罪18.2萬人；對緬北“四大家族”犯罪集團285人提起公訴；對林某等人非法獲取公民個人信息并設立網絡群組實施“開盒”，依法提起公訴，堅決維護網絡空間秩序。

馬海軍委員

“這背后，是一場關乎14億人數字安全、關乎國家治理能力現代化的深層較量。”全國政協委員、青海恩澤律師事務所主任律師馬海軍說，隨著互聯網的觸角延伸至社會每個角落，網絡生態治理已從技術問題、法律問題，演變為復雜的社會治理課題。“打擊網絡犯罪不能只靠司法重拳，更要破解背后的治理困境”。

網絡生態治理事關國家發展安全，事關人民群眾切身利益，是今年全國兩會上代表委員們熱議的重點民生議題。

重拳與痛點

近年來，檢察機關立足檢察職能、主動擔當作為，持續加大網絡犯罪打擊力度，推動健全長效治理機制，在跨境電詐整治、新型網絡犯罪打擊、協同治理推進等方面取得顯著成效，得到代表委員的廣泛認可。

記者了解到，2025年，全國檢察機關持續深化網絡生態治理，依法嚴厲懲治網絡暴力、網絡謠言、網絡敲詐、“網絡水軍”等違法犯罪，起訴利用網絡實施犯罪18.2萬人；依法懲治電信網絡詐騙犯罪，起訴6.9萬人；嚴厲打擊跨境電詐犯罪，針對緬北白家、明家、魏家、劉家犯罪集團武裝庇護電詐、殘害我國公民行為，最高檢指導地方檢察機關依法對285人提起公訴，用司法力量堅決捍衛公民合法權益。

在公民個人信息保護領域，檢察機關2025年起訴相關犯罪6142人，辦理公益訴訟4456件。在備受關注的林某等人“網絡開盒”案中，犯罪分子非法獲取公民個人信息，設立網絡群組肆意泄露隱私、實施網絡暴力，北京檢察機關依法提起公訴、從嚴追責。

耿福能代表

“‘網絡開盒’看似個體行為，實則嚴重侵犯公民合法權益，檢察機關果斷亮劍，讓群眾真切感受到司法保護的力度與溫度。”全國人大代表、好醫生藥業集團董事長耿福能表示，此類案件的辦理，既懲治了違法犯罪，更實現了“辦理一案、警示一片”的社會效果。

盡管司法重拳持續發力，但人民群眾感受到的痛點依然真切。在小組會上，多位全國人大代表分享了身邊的案例。對此，耿福能代表說：“檢察工作做得很好，大家都認可。但網絡生態治理具有長期性、復雜性，是一項系統工程，需要持續關注。”

技術與法律

代表委員們的反復呼吁，折射出網絡生態治理的深層困境：技術跑得太快，法律追趕不及。

結合對網絡犯罪案件的長期研究，馬海軍委員剖析了當前網絡治理面臨的三重突出矛盾：其一，技術迭代與法律滯后的矛盾。“AI換臉”詐騙、人工智能生成虛假信息等新型網絡犯罪頻發，現行法律條款難以實現精準規制，給執法司法工作帶來挑戰。其二，治理需求與規范碎片的矛盾。網絡行為具有跨領域、跨行業的特點，不同領域的監管規范相互脫節，易形成監管真空，難以實現全方位治理。其三，權益保障與發展平衡的矛盾。如何在防范網絡安全風險、保障公民合法權益的同時，為技術創新預留合理發展空間，成為當前網絡治理的一項重要課題。

生成式人工智能的發展，讓問題更加復雜。“當AI深度嵌入，行為結果由技術提供者、開發者、平臺等多方共同導致，責任認定出現分歧。”馬海軍委員分析說，北京“網絡開盒”案就具有典型性：犯罪分子利用境外通信工具和虛擬貨幣，搭建“社工庫”網站，非法獲取、出售數億組公民信息。案件的復雜性，對電子證據審查、虛擬貨幣追蹤提出了極高要求。

面對利用黑客技術、境外工具、虛擬貨幣實施的新型復合犯罪，傳統“孤島式”執法已力不從心。馬海軍委員建議，推動執法從“集中整治”轉向“常態長效”，構建“平臺自查+政府督查”機制，運用大數據、區塊鏈技術破解“發現難”“取證難”。

共治與出路

經過在今年全國兩會期間的深入討論，代表委員們形成普遍共識：凈化網絡空間，不可能依靠單一力量完成，唯有凝聚政府、平臺、社會、網民等多方合力，構建共建共治共享的網絡生態治理格局，才能走出一條長效治理之路，實現網絡生態持續向好。

譚國鶴代表

“政府層面，需切實履行監管職責，打破部門壁壘，推動公檢法、網信、文旅等多個部門聯動履職、協同發力。”全國人大代表、廣西醫科大學副校長譚國鶴結合調研提出建議：盡快明確AI編造虛假信息、跨境網絡詐騙等新型網絡行為的法律邊界，完善監管閉環，讓每一個網絡行為都有法可依、有規可循；加強法治宣傳教育，重點針對老年人、未成年人等易受侵害群體開展專題普法，提升群眾的識騙防騙能力和依法用網意識。

李燕鋒代表

網絡平臺作為信息傳播的關鍵載體，其主體責任的落實至關重要。“必須督促平臺嚴格落實信息審核機制，提升算法透明度，完善信用評價體系，主動排查整治平臺內違法違規行為，堅決避免平臺成為網絡亂象的‘放大器’。”全國人大代表，廣西壯族自治區貴港市圖書館黨支部書記、館長李燕鋒說。

“未成年人網絡保護是網絡治理的重要組成部分，需要構建更精細、更全面的防護體系。”李燕鋒代表長期關注未成年人成長，她調研發現，部分平臺主體責任缺失，青少年用家長手機繞開“青少年模式”、接觸不良信息的現象屢見不鮮，偏遠地區留守兒童受網絡不良影響更為突出。對此，她建議：建立AI內容生成、虛擬直播等新業態分級準入制度，明確16周歲以下未成年人不開設社交媒體賬號、14周歲以下未成年人不開設游戲賬號的剛性紅線，同時健全家庭、學校、平臺、終端廠商的全鏈條責任體系，豐富未成年人線下生活場景，引導青少年遠離網絡沉迷。

“每一位網民都是網絡治理的參與者、推動者和受益者，也是網絡治理的最后一道防線。當前，我國已構建起從民事、行政到刑事的全鏈條維權體系，為網民權益保護提供了堅實保障。”耿福能代表表示，面對網絡侵權行為，網民應主動維護自身合法權益，通過截圖、錄屏、公證等方式固定證據，及時向平臺投訴、網信部門舉報，或直接提起訴訟。每一位網民的主動維權，都是對網絡亂象的抵制，更是共建清朗網絡空間的重要力量。

“這注定是一場需要技術、法律、監管與社會共治持續跟進的持久戰。”譚國鶴代表的話，道出了網絡生態治理的核心要義，“其成敗，不僅關乎網絡安全，更關乎每個人‘指尖上’的安全，關乎國家的安全，關乎屏幕后的尊嚴。唯有久久為功、協同發力，才能讓網絡空間真正成為億萬民眾共同的精神家園。”

記者手記

在“重拳”與“焦慮”間

探尋網絡共治的答案

完成關于網絡生態治理的采訪，一個鮮明的對比在腦海中揮之不去。

一邊，是最高檢工作報告中那些沉甸甸的數字：起訴利用網絡實施犯罪18.2萬人，對緬北“四大家族”犯罪集團285名犯罪嫌疑人提起公訴；在公民個人信息保護領域起訴相關犯罪6142人……它們代表著過去一年檢察力量揮向網絡黑灰產的雷霆重拳，每一起標志性案件的辦結，都是一次正義的宣示，給公眾以踏實感。

另一邊，則是代表委員們幾乎一致的冷靜與“不滿足”。他們認可成績，卻不僅停留在褒獎，話語的焦點，迅速從“辦了什么案”轉向“還有哪些難”，從“打擊成效”深入到“治理困境”。馬海軍委員條分縷析的技術與法律“三重矛盾”，李燕鋒代表對留守兒童觸網深深的憂慮，耿福能代表呼吁的“人人敢于亮劍”……這種集體性的、務實的焦慮感，或許比成績本身更值得深思。

這份焦慮從何而來？答案或許在于，我們與網絡的關系已發生本質性重塑。網絡空間不再是遙不可及的“遠方”，它就是我們生活的廣場、課堂與市集；傳統治理中“管理主體—被管理對象”的清晰區隔，變得越來越模糊。當每個人都是參與者，治理就必然從一場針對“外在威脅”的殲滅戰，演變為一場需要調適自身文明規則的持久戰。

因此，代表委員們口中的“共治”，絕非一個常規的說法，而是一種應對形勢的深刻智慧。它要求相關方切實落實自身責任：

政府的角色，除了事后打擊，更需成為前瞻的“規劃師”，以立法定分止爭，成為敏銳的“仲裁者”，在技術迭代中劃定權益邊界，成為底線的“守護者”，確保任何創新不以吞噬普通人的安全感為代價。

平臺的責任，是必須成為“社區秩序的第一責任人”。

而我們每一個網民，在享受權利的同時，需認知并恪守行為邊界；在遭遇侵害時，有意識和能力去固定證據、依法維權；在公共討論中，能秉持理性與善意。每個人的每一次投訴、每一次拒絕傳播，都是對生態的微小修復。

這種思路正契合紛繁復雜的網絡生態：要用系統論的思維，將政府、平臺、社會、公民編織成一個彼此嚙合、動態平衡的治理網絡，從博弈走向共生。

前路無疑漫長。技術跑得更快，AI的“深度偽造”讓真實與虛擬的界限模糊，跨境犯罪利用技術差不斷尋找漏洞。但從我們的討論中能看見，共識正在凝聚，方向愈發明晰：治理的目標，不是“管死”而是“激活”，不是畫地為牢而是共建家園。

這不僅僅關乎安全，更關乎屏幕后的尊嚴，關乎在每塊屏幕之后，我們能否毫無畏懼地表達、相信、連接。這場關于數字世界規則的深層較量，其結果，將定義我們即將擁有的未來。每一步推動共治的努力，都是在為未來奠基。

來源：檢察日報·聲音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