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11事件后的倉促決定，如何讓全球陷入監控泥潭？

信息帝國國家的出現

? 布萊恩?哈格特

圣凱瑟琳布魯克大學

? 娜塔莎?圖西科夫

多倫多約克大學

本文節選自《新知識重塑全球力量》一書

蘇珊·斯特蘭奇關于結構性權力的論述使我們認識到,一個人們普遍觀察到的現象———依賴科技和知識產權的公司正在全球范圍內崛起并獲得顯赫地位———實際上是知識結構崛起的表現。更重要的是,她讓我們理解了這一變化的重要意義: 當某一結構的相對重要性發生改變時, 不僅意味著在政治和經濟領域頂層涌現出一批新興行為體, 還意味著政治和經濟優先級出現調整,以反映這些強大新興力量的意識形態和利益訴求。試想, 一個以谷歌為典范、人人皆向數據科學家尋求答案的世界,與一個通用汽車稱霸的世界,其運行邏輯必定是不同的。

然而,盡管斯特蘭奇揭示了軍事、制造業、金融或科技公司的主導地位是受特定歷史條件決定的,但要深入理解結構之間的相對重要性如何發生變化,我們還必須從其他理論家那里汲取智慧。在此,我們轉向加拿大國際政治經濟學家羅伯特·W·考克斯以尋求靈感。考克斯的一個核心觀點是,結構間相對重要性的每一次重大變化———比如從安全到生產,從生產到金融,再從金融到知識———都深刻影響著國家/非國家行為體, 同時也是它們共同塑造的結果。結構的相對興衰不僅會重塑國家追求的目標, 也會改變它們實現目標的方式。

當科技或金融公司的相對重要性上升時,變革不僅僅出現在經濟領域,國家本身及其追求的目標也會發生改變。國家并非一個單一整體,它實際上由不同部分構成,這些部分并不總是步調一致地朝一個方向前進。例如,環境部與自然資源部的指導方針可能大相徑庭; 同樣,一個環境部擁有重大影響力的政府,與一個對自然資源部的經濟學家言聽計從的政府,執政路線也將大不相同。

正如國家并非單一整體,一國的商業版圖亦是如此。盡管盈利是所有企業的共同目標,但如何創造這些利潤則取決于所處行業的性質與所選擇的商業模式。而這些選擇,反過來又將影響不同公司與行業所支持的政策類型。在追求各自偏好的政策時,這些公司往往會向與它們有共同利益訴求的國家部門靠攏,通過一定程度的合作,攜手推進各自的目標。

▍國家社會聯合體與國家形態

以上描述所勾勒的政治圖景,遠非企業與國家之間簡單的結構性權力博弈所能概括。國家與非國家行為體既相互競爭又彼此合作,共同角逐影響力。然而,在決定國家總體方向的關鍵時刻,例如是推行保護主義,還是主張貿易自由化,某些行為體的力量要比其他行為體更為強大。即使在美國這個通常被視為主要經濟體中最傾向自由市場的國家,鮑爾斯和賈布隆斯基也發現了被他們稱為“信息-產業聯合體”的現象。這種聯合體,實則是產業和政府相互促進、相輔相成的關系網絡,由政府對科技公司的巨額投資和數十億美元的合同共同打造,并因國家對私營部門的技術依賴而愈發鞏固。這一術語是對廣為人知的“軍事工業聯合體”一詞的模仿。考克斯在自己的著作中,把這種關系稱為“國家社會聯合體”,它包括一批不斷自我強化的特定國家/非國家行為體,他們在大方向上(盡管并非在所有事務上)齊心協力,以實現共同目標。

考克斯將這種對某一國家-社會聯合體的總體定位稱為“國家形態”。在這些國家形態中,或者說,在這些國家-社會聯合體中,既包括國家行為體,也包括非國家行為體,因為考克斯和斯特蘭奇已然洞察到,結構性權力并非國家所獨有,一些企業也可以制定我們生活必須遵循的規則和規范。

金融結構占主導地位的國家形態(即金融化國家),相較于生產結構占主導地位的國家形態,有著不同的主導行為體和優先級,并把不同的結構性權力置于首要地位。這些國家形態 “從社會中汲取資源,利用這些資源來維持和重塑社會” ,并通過實施政策和建立機構等手段來維護這部分結構的優勢,比如鞏固強化特定生產方式,或讓安全力量凌駕于其他行為體之上以維系警察國家。如果這些努力取得成功,這一國家-社會聯合體便可能走上霸權之路,合理化其地位,使國家和社會中處于從屬地位的行為體更難主張其權益。

即使某種國家形態具有霸權地位,政治競爭依然可能存在。國家和社會中處于從屬地位的行為體或群體,往往迫切渴望挑戰現狀,會利用一切可支配的物質資源、意識形態論據和制度框架———而這些本身亦處于動態變化中———來發起挑戰。究其根本, 正如考克斯所指出的, 社會變革可以由物質力量、社會組織方式理念以及社會基礎制度的變化來驅動。

國家形態的變化, 意味著社會目標和政策優先級的改變。例如,一個金融化的國家-社會聯合體, 會更重視金融行為體的福祉,而非制造業的利益;更支持跨境資本和投資的自由流動, 而非對國內資本的嚴格管控。遵循同樣的邏輯,一個以知識控制為核心目標的國家-社會聯合體, 會優先扶持那些控制了有價值知識的創造、分配和使用的國家/非國家行為體。為了凸顯知識控制對于權力行使的重要性, 我們將此類國家-社會聯合體———即能夠在知識結構中行使結構性權力的行為體的集合———統稱為信息帝國國家。之所以謂之 “信息”, 是因為這些行為體在將原始信息轉化為知識的過程中扮演著關鍵角色, 而 “帝國”則寓意著知識控制本身就是一種主宰性統治形式。

▍信息帝國國家的起源

新的國家形態并非憑空出現, 也不是資本主義或大國政治的必然產物, 而是產生于不同利益群體之間的政治博弈。國家形態的出現是一個歷史過程。一個把對知識產權和數據的控制以及無處不在的監控視為權力載體的世界, 并不是歷史發展的必然規律, 也不是資本主義發展所必然導致的。相反, 這是一系列事件和持續政治競爭的結果, 這些競爭的目的是在國內外取得經濟與政治的主導地位。

信息帝國國家, 反映的是一個以知識商品化和監控為顯著特征的社會。關于信息帝國國家, 有三大歷史事件值得銘記:

其一, 20世紀70年代至80年代, 美國將強大的知識產權作為經濟發展的核心引擎, 并最終將其提升至國家安全的重要層面;

其二, 20世紀90年代,互聯網商業化的興起;

其三,2001年的9.11恐怖襲擊發生后,美國政府出于國家安全需要,開始實施全面監控。

這三件大事共同勾勒出信息帝國國家的主要特征。同時,其他結構 (尤其是金融結構)與它的互動,也對其形態產生了影響。自20世紀80年代以來,金融利益與金融制約因素,以及金融行為體和金融制度,在全球政治經濟的塑造中發揮著越來越大的影響力,金融結構在全球政治中占據了新的顯赫地位。

所有三大事件都與美國直接相關,這并非偶然。作為二十世紀下半葉占主導地位的西方大國,美國利用其霸權地位對全球事務施加了巨大影響,塑造了知識驅動型社會的物質和意識形態的發展方向。正因如此,美國崛起為全球領先的信息帝國國家。雖然并非所有國家都能與之一爭高下,但無不被迫對其做出回應。

▍知識的商品化: 強有力的知識產權成為主流

許多關于信息時代的敘事,甚至可以說絕大多數這方面的敘事,都將互聯網的誕生,或是互聯網于90年代的普及與商業化,視為一個關鍵性的催化時刻。然而,雖然互聯網無疑是我們討論中的重要一環,但當前時代并不僅僅是某項技術改變世界的結果。近幾年的敘事更多地聚焦于 “大數據”的興起,認為它標志著資本主義和人類文明邁入了一個新階段。雖然大數據學者討論的變化無疑與我們當前時代的形成息息相關,但從某種意義上說,它僅僅是知識態度轉變的一個高潮。這種態度轉變強調知識控制和知識商品化的重要性,最明顯的體現是將知識產權和數據置于核心地位。這種企業立場的知識觀與大學及歷代學者所倡導的知識分享原則形成了鮮明對比。

美國將知識產權置于其國際貿易議程核心的決定,是信息帝國國家的起點。正如監管學者彼得·德拉霍斯和約翰·布萊斯懷特以及國際政治經濟學學者蘇珊·K·塞爾等人所詳細闡述的,這一決策始于20世紀70年代制藥等行業的強烈游說,因為這些行業的商業模式依賴于強有力的知識產權保護。到了80年代,知識產權保護政策呈現出不可阻擋的發展勢頭。美國的政策制定者擔心失去對所謂 “亞洲四小龍”的國際經濟霸權,便利用美國市場準入的 “胡蘿卜” (當然還有限制美國市場準入的 “大棒”)來說服其他國家改變它們的知識產權法。1995年簽署的 《與貿易有關的知識產權協定》(TRIPS)標志著這一策略的巔峰。該協定的簽署及其對全球知識產權的強有力保護,是美國同意成立世界貿易組織 (WTO)的一個主要條件。

《與貿易有關的知識產權協定》的重要性在于, 它為知識產權設定了一個全球性的最低標準。與其他知識產權條約不同,這一標準依托于世貿組織的爭端解決機制,因而具有可執行性,并且它要求所有國家遵守同樣的知識產權規則。雖然該條例中存在一些有限的例外,比如針對衛生領域和發展中經濟體的特別條款,但它從根本上強化了一個觀念:知識應首先被視為一種商品。

▍互聯網的商業化轉變

互聯網,這個最初起源于美國軍事項目的去中心化網絡,其初衷是為了打造一個能在核戰爭中幸存的通信系統。然而,它后來卻發展為一個無處不在的全球通信網絡。互聯網的歷史及其對創建全球知識社會的深遠影響,早已被廣泛討論,無需過多贅述。此外,這項新技術在政治、經濟和社會方面的顛覆性變革,也早已成為被深入研究的課題。互聯網的中心化特性固然重要,但真正使其蛻變成今日我們熟悉的面貌的,是美國在90年代的一個決定:按商業模式來發展這個原本以服務學術為目標的非營利性網絡。盡管許多思想家預測 (或期望)互聯網將催生出一種 “新經濟”,但正如信息和傳播歷史學家丹·席勒在其1999年出版的 《數字資本主義》(DigitalCapitalism)一書中準確預見的那樣,現實情況是,各種商業力量反過來塑造了互聯網。互聯網的商業化,為企業成為信息帝國國家中的國家-社會聯合體的重要參與者創造了先決條件。

知識產權的深化,不斷推動著抽象作品的商品化進程,與此同時,互聯網的商業化步伐也日益加快。這兩大要素相輔相成,共同為全球范圍內基于市場的知識傳播模式奠定了基礎,而這一模式正逐漸顯現出霸權性質 。互聯網的商業化進程也促成了谷歌和臉書等公司的崛起,它們承擔起知識結構活動的責任,這些活動以往主要由公共部門承擔,或者被認為屬于私人生活的領地。谷歌接管了以前主要由圖書館擔任的信息組織的角色,而臉書則成為個人對話的場所。隨著人們社交生活的很大一部分遷移到線上,并且這些互聯網公司的營利性平臺在社交媒體占據了主導地位,這些公司獲得了極大的權力來監控對話,使某些觀點合法化,并壓制另一些觀點。當前,關于臉書和TikTok等平臺應采用何種規則來監管用戶活動的持續爭論,正是它們這種權力的直接體現。

▍全面監控: 9.11事件與無處不在的商業監控的興起

商業機構和政府對網絡活動的全面監控,正迅速滲透進生活的每一個角落,即便是那些歷史上對監控持保留態度的西方國家,也不例外。例如,城市中心已日益成為監控公民活動和人口流動并將其商品化的場所。智慧農業的興起更是讓 “監控農場”成為現實,它們同樣需要依賴龐大的數據積累和傳輸,而這些數據通常被輸送給約翰迪爾和孟山都/拜耳這樣的大型農業集團。回顧歷史,人們用秤和日記記錄身體數據已有數百年之久,但人們通過社交媒體平臺、可穿戴設備和各種健康或健身應用程序,來追蹤和量化自己的身體狀況與社會互動情況,卻是當今社會的一個獨特現象。

監控是知識驅動型社會中必要且不可避免的一部分。它是維護知識完整性的必要手段,無論是維護知識產權、確保土著傳統知識的恰當使用,還是在同樣由知識驅動的古代社會里執行瀆神懲罰,監控都起著不可或缺的作用。究其根源,數據必須依靠觀察才能產生。如果沒有監視,就不可能收集到數據。

美國情報機構的監控活動由來已久,可以追溯到20世紀20年代的 “黑室”計劃,它是美國國家情報局的前身。40年代,美國在國內外廣泛收集戰時電報數據。2001年的9.11恐怖襲擊發生后,美國的國家安全體系急劇擴張,從而確立了一種始終處于國家和商業監控下的生活方式。試想,如果美國政府沒有在9.11襲擊之后采取持續監控的措施,我們可能就無緣目睹信息資本主義當前的特殊變異形態,因為它有違西方國家以往對此類監控的強烈抵制態度。然而,在倉促宣戰的全球反恐戰爭帶來的一片恐慌中,這些傳統規范被大幅淡化。盡管針對美國監控活動的嚴厲批評至今仍不絕于耳,但隨著傳統規范被削弱,無處不在的監控很快被以谷歌為首的商業機構采納,最終演變為互聯網的主導商業模式。

然而,盡管在知識驅動型社會中,一定程度的監控是必要的,但這并不意味著普遍且無處不在的商業與國家監控是政府解決社會問題的唯一選擇。作為社會交換的一部分,我們愿意接受一定程度的監控,卻也有權要求對監控的數量和范圍給予正式或非正式的約束。畢竟,雖然我們生活在一個以雇傭勞動為基礎的市場化社會中,但并不妨礙我們要求限制勞動力被商品化的程度,也不妨礙我們要求享受法定休假、設定最低工資。同理,當數據被商品化時,它就會如同勞動力一樣,成為卡爾·波蘭尼所說的虛構商品。無論是對勞動力的限制,還是對監控的限制 (這實質上就是對知識商品化的限制),都是保護事物的本質完整性免受過度商品化侵害所必須的。這些限制等于承認,對某些人權的尊重,如隱私權或文化權,應該凌駕于商業利益之上。事實上,監控是可以被約束的。例如,國家可以拆分壟斷平臺,頒布新法以阻止基于廣告的商業模式,或者更大膽地,將某些關鍵平臺指定為公有設施,從而降低其監控的動機。

在塑造信息帝國的過程中,其他事件同樣起了舉足輕重的作用。例如,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機,以及由此引發的對高額資本回報的狂熱追求,極大加快了知識驅動型經濟的發展步伐。全球范圍內,巨額資金如潮水般涌向科技公司,以求獲得壟斷利潤。同時,科技公司還充分利用寬松的全球稅收制度以及知識產權的非實體化特性,將無形的知識資產轉移到稅率較低的地區。這是知識驅動型社會受特定歷史條件影響的一個清晰例證。這里的歷史,特指金融化經濟的歷史。

在所有情況下,推動事件發展的都是人,他們為了應對各種事件和追逐自身利益而行動;推動事件發展的從來都不是歷史或經濟學中超然的非人為力量。在這個過程中,許多行動都是對市場要求和資本主義邏輯的積極響應,比如,美國對經濟衰退的恐懼、制藥公司加強專利權的迫切渴望、科技行業從新興的“信息高速公路”中獲利的強烈愿望,以及谷歌那“谷歌化一切”的野心。但互聯網的出現不光是一種經濟現象,安全需要同樣是互聯網建設的重要驅動力,并在2000年互聯網泡沫 破 裂 后,為 互 聯網發展提供了重要支撐。此外,對恐怖主義的擔憂也為國家和商業監控的普及提供了理由:軍事和商業之間的利益關系是雙向奔赴、相互促進的。綜上所述,對知識結構和信息帝國運作情況的全面論述必須既包括經濟層面,也包括非經濟層面。

《新知識重塑全球力量》

ISBN:978-7-300-340975

【內容簡介】

《新知識重塑全球力量》一書深入剖析了當前知識結構主導地位的提升是如何引發權力的大規模再分配的，不僅涉及個人、企業和國家之間的權力轉移，還觸及了經濟利益、財產權、所有權和控制權等核心概念的深刻變革。

在知識經濟的浪潮下，知識產權的力量日益凸顯，經濟利益逐漸集中在那些掌握核心知識和技術的少數人手中。這種現象加劇了社會的不平等，使得知識成為新的權力源泉。與此同時，物聯網技術的快速發展正在重塑我們對財產、所有權和控制權的認知。物聯網通過將日常物品與網絡連接，使得數據的收集、分析和利用變得更為便捷，從而改變了傳統意義上的財產權和控制權。如何在保護知識產權和推動創新的同時，確保個人隱私安全和社會公正，成為一個亟待解決的問題。本書對這些變化以及新出現的知識驅動型社會現象進行分析并提供指南。

【名家推薦】

如果知識就是力量，那么知識驅動型社會應該能夠在減少不平等方面取得長足的進步。但我們并沒有看到太多證據表明這種情況正在發生。如果你想知道為什么，請閱讀《新知識重塑全球力量》。哈格特和圖西科夫用清晰的文字解釋了知識的排他性和不對稱性是如何導致我們陷入大多數人都不想要的不平等的。

——歐洲大學研究所法律與治理教授 彼得?達沃豪斯（Peter Drahos）

本書是關于我們生活中對知識的創造、應用和控制是如何成為當今全球政治經濟中財富和權力的最重要決定因素的。兩位作者關注知識驅動型經濟的所有關鍵屬性：知識產權的法律特征；“大數據”的組合和使用；高科技倡導者的意識形態暗流；對知識的監視和控制對我們的生活方式產生的深遠影響。他們最重要的結論是，對知識的控制不能留給私人權力，知識政治可能已經成為我們這個時代的核心問題，與戰爭、貧困和民主問題有著歷史上前所未有的聯系。這本書出版及時，把握時代脈搏；任何對我們共同的未來感興趣的人都需要閱讀它。

——卡爾頓大學蘭 德爾?杰曼（Randall Germain）

誰控制著知識驅動的數字社會？誰擁有并運營著數據集、算法、人工智能機器人和其他正在迅速改變國家權力平衡的計算技術？這本書可以作為對數字技術對日常生活和地緣政治的影響感興趣的讀者的入門讀物。兩位作者出色地解析了全球知識基礎設施，詳細分析了其技術復雜性和治理復雜性。熱烈推薦給全球學者和學生。

——烏得勒支大學媒體與數字社會杰出教授何塞?范?迪克（José van Dijck）

將知識商品化為知識產權和大數據既帶來了功能失調，也帶來了危險。兩位作者有力地指出，如果我們要將這些資源用于社會目的和人類福祉，政策變革是迫切和必要的。

——澳大利亞國立大學蘇珊?塞爾（Susan Sell）

【目錄】

第1部分 理解知識驅動型社會

第1章 知識的界定 : 八大原則

八大原則

總結

第2章 新政策挑戰與新策略

本章概述

認清權力

識別結構性權力: 四大結構

信息帝國國家的出現

了解信息帝國國家

總結

第2部分 探索知識驅動型社會

第3章 知識產權與控制經濟學

理解知識產權

知識產權如何改變全球經濟?

更大的圖景: 數字經濟民族主義與去商品化

總結

第4章 揭開數據神秘的面紗

定義數據

數據的八個特征

一個令人不安的真相:數據匿名化的虛假承諾

總結

第 5章 意識形態、數據主義與新的知識權威

數據主義大行其道

技術解決主義

身邊的數據主義:新冠疫情解決方案

未被選擇的路徑

第6章 權力、數據與私營部門

理解數據驅動型經濟:平臺與數據經紀公司

通過預測實現的數據權力

通過標準制定實現的權力

總結

第7章 財產與控制:物聯網產品的歸屬權

束縛實物商品的數字規則

許可協議與數據捕獲

售后控制

所有權、 控制權與維修權

對數據的控制,以及通過數據進行控制

總結

第8章 數據驅動的國家

全球爭奪知識控制權的較量

政府利用數據管理民眾

數據驅動的公共服務

總結

第9章 數據治理

重新思考隱私與知情同意原則

數據治理的其他策略

超越以個人為中心的隱私觀:從集體角度看待

隱私權

總結

結論 跳出市場框架進行思考

知識驅動型社會的權力

超越市場: 通往人性化知識治理的民主之路

去商業化與數據正義

展望未來

參考文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