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擎、藍江談哈貝馬斯：“交往理性”作為公共生活的基礎

當代西方最知名的哲學家和公共知識分子、當代黑格爾、現代性衛士……在價值觀越來越多元和碎片化的祛魅時代，尤爾根·哈貝馬斯（Jürgen Habermas）是西方學術界和思想家罕見公認的巨擘。正如美國哲學家德沃金所說，哈貝馬斯不僅很出名，而且他的出名也已經很出名。

3月14日，德國哲學家、社會學家哈貝馬斯去世，終年96歲。他離去的時候，正值全球地緣沖突加劇、社會極化日益嚴峻，這座在20世紀西方思想史上，以“交往理性”的觀點在公共領域映照了幾十年的思想燈塔，逐漸黯淡。

1929年6月18日，哈貝馬斯出生于德國杜塞爾多夫一個中產階級家庭。他的童年在納粹統治中度過，和當時幾乎所有德國男孩一樣，也加入過希特勒青年團，一度相信納粹灌輸的世界觀。1944年，哈貝馬斯還被征兵，尚未開赴前線戰爭就結束了。紐倫堡審判揭開納粹的真相，哈貝馬斯受到極大的震撼，終其一生都在追求建立一種他認為的良善的社會秩序。

哈貝馬斯是先天唇腭裂患者，經歷了多次手術，發音受到影響。?因為疾病，他受到家人悉心照顧，也遭到同齡人的嘲笑和排擠，他很關注人與人之間的交流，也看重人的社會關系。

1949年至1954年，哈貝馬斯先后輾轉哥廷根大學、蘇黎世大學、波恩大學，學習哲學、心理學、歷史學、經濟學。他的學術名氣始于1953年，這一年，海德格爾再版經典著作《形而上學導論》。哈貝馬斯發現，這位當時德國最著名的哲學家，沒有修改之前擁護法西斯主義的言論，24歲的哈貝馬斯非常憤怒，在報紙上撰文公開批評海德格爾。

1962年，哈貝馬斯的博士論文《公共領域的結構轉型》出版。他回顧了18世紀歐洲中產階級在咖啡館里借助報紙討論政治、并試圖就關心的問題達成共識的歷史，提出理性溝通能夠建立起民主社會。此后，哈貝馬斯在這個觀點上繼續深入思考，于1981年出版了篇幅超千頁的兩卷本巨著《交往行為理論》，提出影響巨大的“交往理性”，這本書被視作20世紀下半葉最重要的哲學作品之一，是他思想體系的核心。

哈貝馬斯學術生命力旺盛，90歲時面對3000名聽眾，站著做了將近90分鐘的演講。2022年，93歲的哈貝馬斯注意到，新媒體的興起不僅對民主進程和協商政治產生負面影響，還影響著人類未來，他隨后出版了《公共領域的結構轉型》的續篇《公共領域的新結構轉型》。

“作為一個密切關注公共生活的知識分子，哈貝馬斯是一個里程碑式的人物。當然他的一些政治觀點也引起過爭議。認真表達對他的批評，看到他理論的局限，而不是一味地去贊美他，是對他的一種尊重，是我們紀念他，或者說承傳他的思想遺產的最好方式。”哈貝馬斯去世后，第一財經分別采訪了華東師范大學政治學系教授劉擎，以及《公共領域的新結構轉型》的譯者、南京大學哲學學院教授藍江，他們分別談了對哈貝馬斯學術思想的理解，以及為什么他的思想在今天仍然值得被重視。

持續至今的“哈貝馬斯熱”

第一財經：如何形容哈貝馬斯對你的影響？

劉擎：哈貝馬斯對我來說是一個導師，他的理論和觀點都對我有特別大的啟發。他在哲學上是一個體系非常龐大的學者，這在20世紀已經很少見了，從非常形而上的層面到實踐哲學層面，他都有關注。哲學界有所謂英美哲學和歐陸哲學的區別，哈貝馬斯在兩方面都工作過，特別是與法蘭克福學派有非常深的淵源，同時又跟英美學者，像羅爾斯（美國政治哲學家，代表作《正義論》）、查爾斯·泰勒（加拿大哲學家，代表作《自我的來源》）等，都有直接的交流、討論甚至論辯，是一個非常開闊的人。

他和羅爾斯影響了我對公共問題的立場。哈貝馬斯也非常博學，閱讀面特別廣，是個巨人，又特別關心現實，不光寫學術著作，還對公共領域發聲，給報刊寫文章，是我的楷模，一個根本不能抵達的榜樣——這種精神感召了我，他的思想引導了我。

第一財經：中國的“哈貝馬斯熱”從上世紀80年代持續至今，為什么他的思想對中國讀者具有長期的吸引力？

劉擎：哈貝馬斯理論的主體精神和中國儒家的思想脈絡不一樣，但是有精神契合，就是要和而不同、求同存異，有分歧的時候通過商量來達成一致，所以他非常重視中國的經驗，也來過中國。當然，他在科索沃戰爭的時候，在以色列問題上，有一些觀點我們是不能接受的，而且他的政治觀點跟自己主張的理論也有不一致的地方，這些都是可以討論的。我們可以質疑他，這是很正常的。

藍江：上世紀80年代，我們國家處在思想轉型中，發現法蘭克福學派也在講馬克思。當時，中國社會科學院的徐崇溫主編了《國外馬克思主義和社會主義研究叢書》，里面就有哈貝馬斯的《交往行動理論》。也是從那套叢書里，我們不僅讀到哈貝馬斯，還有他的老師阿多諾，以及霍克海默那些法蘭克福學派代表人物。他們代表了馬克思主義的另一條新路徑，自然引起很多中國人關注。

第二個原因是，我們在改革開放時期爆發了很多思想爭論。我記得我讀書時，就看到有一本書叫《交鋒》，圍繞私有產權、社會道德滑坡等問題，產生激烈爭論。這個過程中，我們也需要為辯論奠定一些基礎，后來大家發現，哈貝馬斯的“交往理性”是適合中國建立對話秩序的，哪怕有不同意見，都需要放在一個平臺上來討論，言語的歸言語，法律的歸法律，政治的歸政治，這樣各種派別才可以百花齊放。

到現在為止，世界又很亂，我們更覺得還是要理性對話。尤其是中國，在現在的國際局面下，我們內部秩序一定要穩定，就要建立一個理性的對話秩序。

“交往理性”奠定公共理性基礎

第一財經：具體來說，你會關注哈貝馬斯的哪些思想？

劉擎：哈貝馬斯試圖解決“韋伯難題”，用通俗的話來說，就是以宗教為價值觀來做道德和政治基礎的時代已經過去，世界進入后形而上學時代，應該建立一種什么新基礎？德國另外一位前輩思想家馬克思·韋伯，把現代人的理性分為工具理性和價值理性。韋伯提出，到現代社會，大家不相信上帝、天道這些東西了，在“祛魅”的世界里，現代社會陷入了多元主義的“諸神之爭”。哈貝馬斯想重建道德生活和政治生活的基礎，提出“交往理性”，靠商談達到共識，然后以此為依據，展開公共的道德生活和倫理生活，他也獲得了一生中最重要的成就。

當然大家會說，人和人之間這么多分歧，怎么談得通？就算靠上帝，基督教內部還有不同的派別，歐洲中世紀的宗教戰爭打了30年，世界就是這樣，要么談要么打。所以，哈貝馬斯并沒有說戰爭就不可能發生了，他知道戰爭有極大的誘惑和可能性，大家沒有耐心談。但是在戰爭創傷和災難之后，人們就愿意談。

哈貝馬斯提出“交往理性”，以及“交往理性”的四個條件：可理解、真實、正當和真誠。他還提出“理想交談情景”，就是保證所有參與者，能夠平等地、自由地展開理性討論。當然這些理論太理想化了，實踐上不是都能達到的，但是清晰的定義、規則是重要的，為世界建立公共理性的基礎，這就是思想家工作的價值。

第一財經：這幾年國際局勢急劇變化，尤其今年，很多人覺得世界又退到叢林法則了。但是不堅持某種理想主義，世界不是會更加混亂嗎？

劉擎：對，如果有理想，讓美國能“虛偽”一點就好。有一句名言，虛偽是對美德的致敬。2003年，美國發動伊拉克戰爭的時候，當時的國務卿鮑威爾搞出所謂伊拉克擁有大規模殺傷性武器的證據，想盡辦法讓聯合國對美國軍事行動授權，最后聯合國沒授權，美國發動了戰爭。

現在美國就更不堪了，連虛偽都不要了。所以我覺得，我們國家在一些場合的表達還是很重要的，要通過談判來解決沖突和問題，強調人類命運共同體。還有歐洲內部，二戰后法國和德國和解，歐洲開始一體化，后來又建立歐盟，歐洲有了70年左右的和平，這也是非常重要的成就。

不是說理想沒作用，要建立理想，尤其是在今天這樣的全球化時代，哈貝馬斯的理論貢獻，他對世界共同生活的愿景和理想，顯得特別重要。否則按照現實原則走，最后大家都是雙輸，尤其是中美兩個大國，要就全球事務達成一定的底線共識，這個目標不管多難，我們還是要去追求。

第一財經：哈貝馬斯在談交往理性時提出“主體間性”的概念，意思是人不僅是一個主體，也需要在人與人之間形成關系。這個詞聽起來有點拗口，你認為可以翻譯成最簡單的三個字“在人間”，為什么這樣理解？

劉擎：哈貝馬斯的《交往行動理論》非常復雜，簡單來說，現在的社會已經被一種觀念或者思考框架過度制約了，就是主客體關系。我們先是把大自然看成客體，把人類看成主體，慢慢發展成把客體看作是為我所用的取用關系，自然變成了自然資源，再后來，又把人工具化，比如說“人力資源”，就是說人可以作為資源。

但是，人不能只當作資源，要把人當作人，所以康德說，人是目的而不只是手段——當然，人有的時候是可以作為手段，但是不能把人只看作手段。所以，哈貝馬斯的主體間性就是把人看作人的一個表達，這是第一。

第二層更深刻的意義是，主體性哪里來？主體性不是自明的，不是無中生有的、封閉的、鎖死的，而是向世界開放的。也就是說，通過人與人的交流，人的主體性才可能不斷形成、生長、發展。所以，主體性本身是嵌入在主體間性的世界當中，才成為可能，比如你點外賣，也是參考了外賣網站的推送、銷售的排名等因素才做的決定，這些決定都是產生在人與人之間的。

所以我說，我們都是在人間生活，沒有所謂的一個自我。現在特別講究自我，講究愛自己，主體性這個詞也變得特別絕對，需要反思和批評。人的主體性從哪里來的？從小就在家庭通過主體間性獲得，所以現在一個特別愛自我的人會發現，世界上有很多NDP。但是，病理學上哪里有那么多NDP呢？其實是，很多人都是以大家認為的方式，首先愛自己、關注自己。

尤其在社交媒體平臺上，大家是匿名的，說話就不負責任，這就是列維納斯講的“他者之臉”，我們看不到對方的面容，人家也看不到我們的面容，就容易發展出一種大家說話都不負責任的、戾氣很重的狀況。哈貝馬斯想建立真正的主體間性，樹立一個標準，讓我們知道我們離理想化的狀態有多遠，看到我們的局限性。

自媒體時代的思想局限

第一財經：《公共領域的新結構轉型》是哈貝馬斯最后出版的著作之一，他為什么在93歲高齡的時候，還要寫這樣一本書？

藍江：在2022年出版的《公共領域的新結構轉型》里，哈貝馬斯關心自媒體的崛起對傳統媒介的挑戰。哈貝馬斯認為，上世紀八九十年代能夠主導輿論和公共理性對話的媒體逐漸弱化，或者消失了。今天的自媒體表面上也在對話，但實際上更多是拉仇恨，是極化的語言，可以主導對話的規則消失了。一個比較典型的例子是，尼克松和肯尼迪第一次在電視上辯論時，主持人主持規則，他們可以在很多政策或者觀點上進行辯論，但是絕對不能謾罵。到了拜登和特朗普電視辯論時，特朗普辯論的對象不只是拜登，他甚至把矛頭對向主持人，實際上就是質疑了整個辯論規則。

自媒體的極化導致了中間派勢力的消失，也就是哈貝馬斯講的，公共領域里最基本的理性對話規則沒有了，沒有媒體“守門人”。他寫這本書的時候，我覺得是十分焦慮的，試圖在民粹化、極端化的數字媒體時代，重建一種類似于上世紀60年代他提出的關于公共領域的交流規則，但是很明顯可以感覺到他的局限。

第一財經：局限是什么？

藍江：他本人不用推特、臉書等新媒體，對現在網絡媒體中特別撕裂的內容不了解，對網絡的認識還停留在10年甚至20年前，這是他的歷史局限性。但是不管怎樣，哈貝馬斯關于建立公共秩序的主張還是值得追求的。建立一個公共秩序仍然是解決當下自媒體時代網絡對立化、民粹化思潮的一個重要手段。

我的看法是，自媒體時代需要建立一種現代數字規則和基本秩序，不是任由平臺發展。現在很多商業性平臺只管流量數據和初審，沒有承擔公共責任。哈貝馬斯在《公共領域的結構轉型》里談到很多報紙在公共領域中起的作用，其實最早的報紙跟今天的互聯網一樣，也有一段混亂期。

所以我們可以做這樣的類比，互聯網時代相關法制還沒有健全時，網絡上也會出現擦邊、危險、暴力等內容，需要慢慢歸置，不是一蹴而就地全部到位。但是，我們需要一個公共程序去討論網絡空間的基本規則，也包括AI技術引發的問題，需要尊重哪些基本原則。制定好規則后，我相信情況會比當下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