逼死學生的合法性：高校里的學術包稅人

一、包稅制和包稅人

假設古羅馬有個皇帝，他需要從一個村子里收100兩銀子入國庫。但挨家挨戶去收太麻煩，成本太高，于是他找來一個村霸，對他說：“這個村子的稅交給你包了，你只要每年按時交給我100兩銀子，我就賜給你一條合法的皮鞭，你怎么收、收多少，我不管。”

此時，這套方法就是包稅制（Tax-farming），村霸就是一個包稅人。核心邏輯就三條：

其一，要對上交差。包稅人必須完成上面規定的指標，100兩。

其二，要對下榨取。包稅人為了自己發財，絕不會只收100兩，他會利用手里的皮鞭，從村民身上榨取150兩甚至200兩，多出來的就是他的利潤。

其三，要有權力保護。只要包稅人按時上交那100兩，皇帝就會對他揮舞皮鞭壓榨村民的行為睜一只眼閉一只眼，因為皇帝需要他。

所以包稅制的本質，就是系統把合法的傷害權下放給中間人，中間人通過榨取底層，來同時滿足系統的指標和自己的私欲。本質上，包稅人不是什么創新者領導者，而是皇帝的代理人。

二、企業家

就算到了現代，某些地方（當然，我說的是印度）的企業家號稱是財富的創造者，但仍然是按照包稅制的邏輯運行的。

還是要對上交差，上面需要的是稅收、GDP、就業率，所以老板來投資建廠，我給上面交稅，我幫上面解決幾百人、幾千人的就業。

還是要對下榨取，因為企業家還是要賺錢的，推行996、大小周、拖欠克扣工資，從員工身上榨取更多的資源。

更重要的，這是受保護的。 老板完成了指標，上面就會在勞工保護上讓步。老板手里握著解雇權、績效考核權，肆無忌憚地推行996、大小周、甚至拖欠克扣工資。

為什么印度的打工人維權那么難？因為在上面的眼里，老板已經是完成經濟指標的包稅人。只要老板按時交了稅，系統就會在某種程度上默許他們對員工剩余價值的極限榨取。老板的巨額財富，除了他自己的管理、運營，還有一大部分就是從員工身上榨取的。

三、高校導師

在我看來，高校導師也就是多了一層尊師重道的道德偽裝，本質上某些地方（當然，還是印度）的高校導師，也就是個包稅人，嚴謹點是學術包稅人。

第一是要對上交差，上面需要的是大學排名、SCI論文數量、國家級科研項目、專利，以及維持醫院運轉的廉價勞動力，此時上面把實驗室、臨床科室、學生分包給導師。導師要接受考核，每年產出多少篇論文、拿下多少科研經費等等，學術包稅的第一層就完成了。

第二是要對下榨取 ， 能否開題、能否發論文、能否答辯、能否畢業、乃至畢業后的推薦信，全在導師一念之間。所以 學生要無休止地做實驗、寫論文，甚至第一作者還要被導師搶走；在醫院里，像湘雅的學生，既要在臨床上當最苦最累的廉價勞動力，下了班還要回實驗室替導師干活。不僅如此，印度之前的很多地方學生重度抑郁，爆出來基本都有幫導師拿快遞、接孩子、做私活......學術包稅的第二層也就完成了。

第三，要有權力的保護，就像中世紀的皇帝保護村霸一樣，系統也會天然保護導師。能拉來百萬經費、能發頂級論文的導師是優質的學術包稅人，是系統的核心資產；而每年招來的學生，只是源源不斷的耗材。比如說2023年，華南地區的某著名高校的實驗室學生集體患癌，實驗室最后就被鏟平了，一切歸于平靜......去舉報一個成功的有產出的導師，基本等于村民去向皇帝舉報包稅人，我覺得，不僅成功概率極低，不反過來報復學生就不錯了。

不是所有的老師都這樣的，但你不能指望賭運氣，坐在學術包稅人位置上是一個圣人。

四、學生墜江

印度的高校、醫院等教育科研機構，比企業家還要變本加厲。

因為老板再怎么壓榨，你還能辭職，但學術圈一般比較小，出去都tm導師熟人，學生擔心后面混不開。 三四年的青春、頭發、精力全部都是不敢丟棄的沉沒成本。最重要的是，沒法拿到畢業證和學位證，基本上就業困難。簡單來說，學生的退出不自由，社會上又看重學歷，導致進退兩難。

所以就有2026年3月15日，印度中南地區的某醫院研究生墜江，都說她是自殺，但惡毒的正是包稅制，以及包稅人。我還記得電影《三傻大鬧寶萊塢》，有個學生設計出無人機耽誤了畢業作品，被威脅無法畢業，在絕望中選擇自殺，在葬禮上，主人公說：“這根本不是自殺，這是謀殺”......

電影《三傻大鬧寶萊塢》，也是在印度，牢A粉絲是不是又要喊對上了？

我覺得還有一層因素，就是傳統的道德規范被惡意利用了。導師和學生的關系永遠披著一層尊師重道、為了科學、嚴師出高徒的道德外衣，壓榨起來還沒有心理負擔，導師明明是為了自己的帽子、為了課題經費在瘋狂壓榨學生，但他一定會說，這是在鍛煉學生的科研能力。

高校導師所面對的是稚嫩的學生，更好拿捏，要是學生小時候還讀過《弟子規》，那就是完美的精神牛馬了。導師只需要用一種你不努力、你朽木不可雕、你辜負了我的期望類似的心理打壓，就能讓一個本就處于封閉環境中的高智商青年陷入深深的自我懷疑。

導師的權力過大，只是一種表象，本質上是包稅人以下不被當做人。想著如何限制導師的權力，不如想著如何提高學生的權利。

比如有的地方，博士生不被稱作S tudent，而是被稱為Employee、Staff，他們與大學或研究所簽訂的是正式的勞動合同，和老師是平等關系，遭遇不公可以向工會、委員會直接投訴，限制老師的生殺大權。就像要求學生去拿快遞、接孩子、報銷私人發票、甚至打掃辦公室，屬于Bullying 、 Harassment，會受到嚴厲的行政處罰。

五、亞當斯密

亞當斯密在《國富論》中就猛烈抨擊包稅制。

他認為，根源在于 國家為了降低治理成本，把公共權力外包給一個中間人，中間人為了追求利潤最大 化，必然會利用這種公權力對底層進行毫無底線的掠奪， 最終摧毀社會的生產力。亞當斯密認為，主要是兩方面的危害。

一方面是，這種無限制的壓榨會摧毀國家的稅基，就像我認為，學術包稅制就在摧毀國家創新根基，這是一種竭澤而漁，因為包稅人不關心學生的長期職業發展和心理健康，只關心這三、五年內能從這個耗材身上榨出成果、獎金、剩余價值，為成為更高的包稅人鋪路。

另一方面是，包稅人手持國家的法律和皮鞭去謀取私利，屬于一種公權私用，就像導師手中握著學位授予權和畢業審批權。這本是國家賦予的公共學術權力，卻變成了導師用來逼迫學生干私活、無償加班、甚至性勒索的私人籌碼。

我覺得，往更大了說，印度的土地財政和爛尾樓，都是包稅制埋下的禍根，老百姓背上30年的房貸，本質上是在替包稅人償還他們向系統交納的土地稅，同時還要支付開發商自己要拿的包稅利潤。當爛尾樓出現時，這也是斯密的預言，“包稅人榨干了最后一點油水后跑路，留下崩潰的稅基”。

六、拿到皮鞭

亞當斯密只說了兩點危害，我覺得不夠完整。

在亞當·斯密推崇的正常的市場經濟中，一個人想改變命運，他的奮斗目標是成為創新者或生產者，比如發明個新技術、搞個新應用，做個細分市場，大家把蛋糕做大，互利共贏。但在一個“包稅制”主導的社會結構里，財富和地位的分配不是靠創造，而是靠榨取。

我要補充包稅制對人的危害，是價值觀的扭曲。包稅制的罪惡，不僅在于它在肉體和財富上榨干了底層，更在于它在精神上腐蝕了整個民族和社會。

原來努力是沒有用的，位置才有用。作為佃農、耗材或牛馬，你產出再多，價值也會被包稅人拿走，勤勞不能致富，勤勞只會讓你被榨取得更狠，所以印度人的奮斗目標也非常簡單，想辦法要做個包稅人。

所以，“我”要拿到皮鞭！

既然創造價值不能改變命運，就要去改變自己在食物鏈中的位置，拼命考研考博，不是為了學術理想，而是為了有朝一日能擁有自己的實驗室，招一批新的牛馬，這就算上岸了。拼命考公考編，遠離實際的生產端，哪怕做個底層的監管者，比民間包稅人權力更大些，也算上岸了。或者拼命爬向管理層，就可以脫離底層執行，拿到給下屬打績效、定KPI的權力.......這還是算上岸了，畢竟35歲之前安全點。

印度人眼里的上岸，是遠離那種戰戰兢兢的日子，成為新的包稅人，本質意思是，我今天之所以愿意忍受非人的壓榨，不是為了消滅這種壓榨，而是為了積累資本和資歷，換取明天去壓榨別人。當一個社會里最聰明的年輕人，他們寒窗苦讀二十年的最高夢想，僅僅是想辦法要做個包稅人，不再當牛馬，而是去騎牛馬，社會只會變成一個絞肉機。

七、拒絕游戲

但是，歷史是公正的，任何一臺只懂絞肉、不事創造的機器，最終會走向滅亡，就像不可一世的西羅馬帝國，最終走向衰落和滅亡，一般認為，包稅制正是加速這一過程的因素之一。

覺醒，永遠是改變的第一步。我已經看到，越來越多的像我一樣的年輕人，開始拒絕加入這場擊鼓傳花的零和博弈。在自己終于攀爬到可以揮舞皮鞭的位置時，選擇將它輕輕放下。

我可以注意到，總有一些導師，在自己擁有了絕對權力后，依然堅持把學生當成平等的合作者；總有一些管理者，在拿到定KPI的權力后，愿意把槍口抬高一寸，為下屬擋住來自系統的無理傾軋......就像我之前文章里說的，我的想法很簡單也很真誠，絕不讓悲劇在我這里延續，這是對過往被碾碎的普通人，最好的告慰。

的確，我們無法憑一己之力去修改規則，無法在一夜之間讓剝削停止，甚至很多時候，為了生存，我們不得不暫時在這個系統里低頭趕路。

但歷史同樣告訴我們，社會，從來不是被某一個超級英雄改變的。哪怕只有一小部分人，在看透了學術包稅人的本質后，不再渴望成為包稅人，而是調轉車頭，去追求具體的創造與平和的尊嚴時，這臺絞肉機就會失去燃料。

正如心理學家維克多·弗蘭克爾在看過德國的集中營后，領悟到的那樣，“人所擁有的任何東西，都可以被剝奪，唯獨人性最后的自由，也就是在任何境遇中選擇自己態度和生活方式的自由，是不能被剝奪的”......我覺得，面對一個試圖把你變成耗材或包稅人的系統，你堅持選擇做一個人，這本身，就是一場偉大的勝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