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度陜西省涉企行政復議典型案例

來源：陜西司法

法治是最好的營商環境。行政復議作為監督和保障行政機關依法行使職權，維護市場經營主體合法權益，化解涉及市場經營主體行政爭議的法定渠道，應當充分發揮職能作用，助力營造市場化、法治化、國際化營商環境。

2025年，陜西省各級行政復議機關貫徹落實司法部深化護航企業高質量發展專項行動和省委深化“三個年”活動安排部署，強化行政復議吸納、監督、調解功能，充分發揮化解行政爭議主渠道作用，推進涉市場經營主體行政爭議案件在行政復議渠道中規范、高效、公正辦理，主動為經濟社會高質量發展提供法治保障，取得了良好的社會效果。現將各級行政復議機關2025年度辦理的涉企行政復議典型案例予以發布，充分發揮典型案例的示范功能，鞏固拓展行政復議服務企業高質量發展工作成效，更好服務統一大市場建設。

典型案例目錄

案例一：某公司不服某市發展和改革委員會行政處罰行政復議案

案例二：某公司不服某區社保基金管理中心不予核發工傷保險待遇行政復議案

案例三：某公司不服某縣自然資源和規劃局行政處罰決定行政復議案

案例四：某公司不服某市市場監督管理局行政處罰行政復議案

案例五：某公司不服某公安派出所行政不作為行政復議案

案例六：某公司不服某市行政審批局撤銷行政許可決定行政復議案

案例七：某公司不服某縣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局工傷認定行政復議案

案例八：某廢舊車輛回收公司不服某市生態環境局行政處罰行政復議案

案例一

某公司不服某市發展和改革委員會行政處罰行政復議案

【基本案情】

某公司參加了某市公共資源交易中心組織的建設項目招投標活動，某市發改委在調查該項目有關違法違規問題線索時，發現某公司與同標段投標企業施工組織設計（暗標）部分標書均為同一頁且內容雷同，涉嫌存在相互串通投標的違法情形。某市發改委于2025年7月23日至25日分別向相關企業進行了調查詢問，相關企業均無法作出合理解釋，且無證據證明公司不存在主觀過錯。某公司的行為屬于《招標投標法實施條例》第四十條第（四）項規定的視為投標人相互串通投標行為，違反了《招標投標法》第三十二條第一款的規定。某市發改委于9月17日向某公司送達了《行政處罰事先告知書》，根據某公司申請于10月22日召開了行政處罰聽證會，某公司未能提供充分證據證明其沒有主觀過錯。之后，某市發改委根據《招標投標法》第五十三條和《招標投標法實施條例》第六十七條第一款之規定，對某公司作出了行政處罰。某公司不服該行政處罰決定，向行政復議機關申請行政復議。

【行政復議辦理】

行政復議期間，行政復議機關積極協調，通過釋法說理，某公司認識到投標中的不當行為，認可某市發改委作出的行政處罰，并積極履行該行政處罰決定，及時繳納了罰款，且表示愿意向行政復議機關提交撤回行政復議申請。同時，某公司向行政復議機關反映，行政處罰決定引發的企業信用信息公示將會對其生產經營、融資貸款等產生一系列不良影響，可能導致企業經營陷入困境，影響數百名員工的就業穩定。某公司向行政復議機關提交行政處罰停止執行申請，為其爭取信用公示緩沖期，幫助企業渡過難關。行政復議機關認為某公司的要求合理，依據《行政復議法》第四十二條第三項之規定，決定停止執行該行政處罰決定。

【典型意義】

在全國統一大市場工作中，行政機關嚴厲懲治企業串通投標行為，充分彰顯對招投標領域違法違規行為的“零容忍”態度，有力震懾圍標、陪標等亂象，維護公平競爭市場秩序，凈化營商環境，切實守護國家與社會公共利益。本案中，經過行政復議機關深入細致的釋法說理，某公司最終認可行政處罰決定的合法性，認識到自身錯誤，主動履行罰款繳納義務并表示愿意撤回行政復議申請。行政復議機關在堅守法律底線的同時，更以“柔性治理”視角回應企業合理訴求，綜合考量當前經濟形勢下企業經營壓力，為其提供必要的容錯空間，推動行政復議服務企業高質量發展。行政復議機關依據行政復議法相關規定，及時向某市發改委制發停止執行通知書，為企業爭取信用公示緩沖期。這一系列法律框架內的靈活處置舉措，既實現了公共利益與企業發展的動態平衡，維護了市場公平競爭的剛性權威，又通過人性化執法助力企業紓困，實現了法律效果與社會效果的有機統一。

專家點評：在法治框架內積極為企業排憂解困

為維護公共秩序和公共利益，行政行為具有不同于民事行為的法律效力，其一經作出就具有公定力、確定力、拘束力和執行力。“行政復議不停止執行”是行政復議法的基本制度。為增強法律的適應性和靈活性，《行政復議法》也同時規定了一些可以依法停止執行的特殊情形，第四十二條規定：“行政復議期間行政行為不停止執行；但是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應當停止執行：（一）被申請人認為需要停止執行；（二）行政復議機關認為需要停止執行；（三）某公司、第三人申請停止執行，行政復議機關認為其要求合理，決定停止執行；（四）法律、法規、規章規定停止執行的其他情形。”其中第三項授予了行政復議機關較大的裁量權。本案中，某公司繳納了罰款，實際已經履行了行政處罰決定的內容，但是行政處罰所帶來的信用公示會對企業產生嚴重不良影響，故此，行政復議機關充分運用法律賦予的裁量權，決定暫停行政處罰決定的執行，從而在程序上中斷行政處罰的延伸效力，確保企業能夠正常生產經營，在法治框架內為企業排憂解困，體現了行政復議法便民為民原則及行政復議機關的擔當。

案例二

某公司不服某區社保基金管理中心不予核發工傷保險待遇行政復議案

【基本案情】

2024年10月20日，某公司員工劉某在工作期間受傷。《工傷保險條例》第十七條第一款規定：“所在單位應當自事故傷害發生之日或者被診斷、鑒定為職業病之日起30日內，向統籌地區勞動保障行政部門提出工傷認定申請。”該條第四款規定：“用人單位未在本條第一款規定的時限內提交工傷認定申請，在此期間發生符合本條例規定的工傷待遇等有關費用由該用人單位負擔。”因內部管理原因，某公司直至11月19日（事故發生后第31天）才提交申請，某區人社局于當日受理，并于11月29日作出《認定工傷決定書》。隨后，某公司向某區社保基金管理中心申請核發工傷保險待遇，該中心以某公司申請超期為由，作出《不予核發決定》。某公司不服某區社保基金管理中心作出的《不予核發決定》，向行政復議機關申請行政復議。

【行政復議辦理】

行政復議機關經全面審查，認定本案的爭議焦點為工傷認定申請中“30日申請時限”的起算方式。某區社保基金管理中心在工作實踐中采用“從事故發生當日起算”的方法，認定某公司申請已超期。行政復議機關認為，參照《民事訴訟法》第八十五條“期間開始的時和日，不計算在期間內”之規定，認定時限應從事故次日（10月21日）起算。因此，某公司于11月19日提出申請并未超過法定期限。鑒于劉某的受傷確屬工傷，若不予核發待遇，將不合理地加重企業負擔。行政復議機關遂組織雙方調解：一方面，向某區社保基金管理中心指出其法律適用偏差，應準確理解法定期間；另一方面，督促某公司完善內部管理，及時履行申報義務。經協調雙方達成一致：某區社保基金管理中心同意重新受理并審核某公司的待遇核發申請，某公司撤回行政復議申請，該行政爭議得以實質性化解。

【典型意義】

本案例具有以下三個方面的典型意義：一是監督行政機關精準執法。行政復議機關通過釋法說理，不僅糾正了違法不當的行政行為，更對行政執法人員進行了一次生動的法治教育，推動其加深對法律規定的理解，提升依法行政的精準度。二是警示企業強化合規管理。本案揭示了工傷認定申請時限的法定性，要求企業必須健全內部管理流程，及時履行法定義務，有效提升了市場主體的規則意識與風險防范能力。三是彰顯行政復議制度優勢。本案通過調解方式，高效、平和地解決了行政爭議，避免了程序空轉與訴訟負累，實現了保障員工權益、減輕企業負擔與規范行政執法的多贏，體現了行政復議作為化解行政爭議主渠道的效率與溫度。

專家點評：運用法律解釋方法妥當化解行政爭議

“盡法達義以釋放法律的整體意義”。對于法律適用方面的行政爭議，行政復議機關應盡可能通過法律解釋方法的正確運用，從法理上增進共識，推動行政爭議實質性化解。

期間如何計算屬于常見的法律適用爭議。《工傷保險條例》第十七條僅規定了期間的長短，并沒有規定如何計算期間。但法律整體上是一個相互關聯的規則體系，《民事訴訟法》對期間的計算作出了具體規定，如果行政執法中法律法規沒有特別規定的情況下，應當適用民事訴訟對期間計算的規定。本案中，行政復議機關運用法律解釋中的“體系解釋”方法，指出了行政執法機關對法律理解的偏頗，為調解成功打下了很好的基礎。

若按照《民事訴訟法》規定的日期起算，本案即使屬于超期情形，某區社保基金管理中心作出的《不予核發決定》是否合法也不確定。《工傷保險條例》第十七條第一款同時還規定：“遇有特殊情況，經報社會保險行政部門同意，申請時限可以適當延長。”申請期限只是規范管理的需要，其長短并不是絕對的，如果當事人能夠說明理由，不是惡意對抗管理，僅存在超出一兩日等程序瑕疵，行政執法機關應該在充分了解情況后作出決定。此外，《工傷保險條例》第一條規定：“為了保障因工作遭受事故傷害或者患職業病的職工獲得醫療救治和經濟補償，促進工傷預防和職業康復，分散用人單位的工傷風險，制定本條例”，只有從該立法目的對《工傷保險條例》第十七條作體系解釋，才能推動法律法規的正確適用。

案例三

某公司不服某縣自然資源和規劃局行政處罰決定行政復議案

【基本案情】

某公司未經有審批權的政府批準，于2022年1月動工占用村集體所有土地3.479畝建彩鋼瓦房。2024年8月22日，某縣自然資源和規劃局對某公司違法占地行為進行立案調查。2025年3月15日，某縣自然資源和規劃局向某公司送達了《土地行政處罰聽證告知書》《土地行政處罰告知書》，某公司在規定期限內未提出陳述、申辯、聽證申請。2025年3月27日，某縣自然資源和規劃局作出了《土地行政處罰決定書》，針對某公司違法占地行為進行行政處罰，罰款金額共計554372元。某公司不服行政處罰決定，于2025年4月15日向行政復議機關申請行政復議。

【行政復議辦理】

行政復議機關經審查認定，某公司未經批準占用土地，構成非法占地，事實清楚，證據充分。本案的爭議核心在于法律適用問題，對某公司違法行為處罰標準的法律適用原則上應依據違法行為發生時生效的法律法規及配套規定，而某縣自然資源和規劃局在作出行政處罰時依據《陜西省自然資源行政處罰裁量權實施標準》（2023版），該標準在罰款計算基數與幅度上嚴于違法行為發生時的標準。行政復議機關認為：某縣自然資源和規劃局未遵循《行政處罰法》第三十七條確立的“從舊兼從輕”原則，錯誤適用新標準對某公司作出較重的行政處罰，屬于適用依據錯誤。基于以上認定，行政復議機關依法撤銷了案涉行政處罰決定，并責令某縣自然資源和規劃局重新作出行政處罰決定。

【典型意義】

本案例具有以下三個方面的典型意義：一是明確了持續性違法行為的行政處罰法律適用的規則。對于持續性的違法行為，行政機關在作出行政處罰決定時，應當進行新舊法比較，并適用有利于行政相對人的法律規范。該規則的確立與適用，確保行政處罰決定在法律依據上的正確性與結果上的適當性，也為同類案件的處理確立了裁判標準，對推動區域行政執法行為的規范化與統一化具有示范與指引價值。二是監督并規范行政自由裁量權的行使，提升行政執法的嚴謹性。本案通過糾正行政機關在裁量基準適用中的不規范行為，強調了在實體違法事實成立的前提下，行政處罰程序與法律適用亦須嚴格遵循法定要求，推動執法部門在后續工作中審慎、精準地適用裁量基準，提升依法行政的能力與水平。三是彰顯行政復議制度的權利救濟與法治引導功能。通過撤銷不當行政處罰決定，有效實現了對市場主體合法權益的救濟，推動公正、文明執法。

專家點評：通過個案統一法律適用標準，推動公正文明執法

對于新舊法選擇適用，一般遵循“實體從舊，程序從新”的原則。2021年修訂的《行政處罰法》，增加了“從舊兼從輕”的適用原則，第三十七條規定：“實施行政處罰，適用違法行為發生時的法律、法規、規章的規定。但是，作出行政處罰決定時，法律、法規、規章已被修改或者廢止，且新的規定行政處罰較輕或者不認為是違法的，適用新的規定。”該條的立法精神實質上確立了有利于當事人的原則。

本案的特殊性在于，某公司的違法占地行為處于持續狀態，即部分行為是發生在“舊法”生效時段，部分行為是發生在“新法”生效時段。無法通過直接適用《行政處罰法》第三十七條解決法律適用問題。被申請人簡單適用新的裁量基準對某公司進行行政處罰，缺乏法律依據。行政復議機關通過“立法目的”的解釋方法，認為對于持續違法行為的新舊規則適用，應當秉承《行政處罰法》第三十七條的立法精神，即采用對行政相對人有利的原則進行行政處罰。行政復議機關通過該案實質性地補充了行政處罰的適用規則，不僅對行政相對人的合法權益予以了充分救濟，亦對行政執法標準形成示范效應。

案例四

某公司不服某市市場監督管理局行政處罰行政復議案

【基本案情】

2024年4月12日，某市市場監督管理局在開展液化石油氣站督導檢查中，發現某公司涉嫌對不符合安全技術規范要求的液化石油氣瓶（50KG氣液雙相瓶）進行充裝、充裝非自有產權氣瓶以及充裝過程中未落實充裝前后檢查、未實時上傳充裝信息的違法線索，違反了《特種設備安全法》第四十九條規定。某市市場監督管理局對某公司在法定從重裁量幅度內作出罰款18萬元的行政處罰決定。某公司認為行政處罰金額過高，且企業經營狀況不好，經營壓力較大，遂向行政復議機關申請行政復議。

【行政復議辦理】

行政復議機關調查核實，某公司雖然存在違法事實，但違法行為得到了及時改正，沒有造成嚴重危害后果。從優化營商環境的角度出發，在遵循過罰相當原則的基礎上，行政復議機關在征得雙方當事人同意的前提下組織雙方進行調解，最終達成調解協議。某市市場監督管理局同意按照法定從重裁量基準的最低起點對某公司進行處罰，變更行政處罰金額為4.6萬元。行政復議機關制作《行政復議調解書》，某公司也按照變更后的行政處罰決定及時繳納了罰款，該起行政爭議得到了實質性化解。

【典型意義】

新修訂的行政復議法將調解作為總則中的一項原則性內容予以明確，旨在強化調解對各類行政復議案件全過程實施，體現了“應調盡調”的修法目的。司法部發布的《關于進一步加強行政復議調解工作推動行政爭議實質性化解的指導意見》，專門對行政復議調解制度作出全鏈條的系統規定。本案中某公司對行政處罰決定不服，在行政復議機關協調下，認識到了違法行為的嚴重性，同時某市市場監督管理局也考慮到企業生產經營狀況，在法定裁量幅度內重新作出行政處罰決定，最終雙方達成調解協議，并以復議調解書結案。行政復議機關在查清違法事實的基礎上積極引導和促進當事人在充分溝通的基礎上進行調解，既促成某公司認識到自身行為的違法性，又使行政處罰決定得到有效執行，通過柔性方式實現了定分止爭的解紛效果。

專家點評：積極組織調解，實質化解行政爭議

2023年新修訂的行政復議法增加了調解原則，強調“應調盡調”，旨在促進行政復議主渠道作用的充分發揮。而在2007年開始施行的《行政復議法實施條例》中就規定了可以調解的法定情形，即第五十條第一款：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行政復議機關可以按照自愿、合法的原則進行調解：（一）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組織對行政機關行使法律、法規規定的自由裁量權作出的具體行政行為不服申請行政復議的；（二）當事人之間的行政賠償或者行政補償糾紛。可見，行政裁量是行政復議機關進行調解的主要情形。本案就是通過對被申請人行政處罰裁量權行使的調解，達到爭議化解目的。

行政處罰法過罰相當原則具有很強的不確定性，需要行政執法機關結合當前行業實際和具體案情進行綜合判斷。本案中，涉及特種設備安全，屬于典型的“風險行政”。行政復議機關在依法自愿的前提下，通過釋法說理，讓某公司充分認識到潛在的事故隱患，在深刻理解“安全無小事”的情況下，由被申請人變更罰款數額，體現了行政處罰的力度與溫度，既維護了法制的嚴肅統一，又增強了法律適用的靈活性。

案例五

某公司不服某公安派出所行政不作為行政復議案

【基本案情】

2021年，某公司與自然人蘇某簽訂協議，租賃位于G312線八一中石化加油站北側的場地，場地租賃合同租期4年。2023年10月，某公司稱咸陽市中石化公司曾到其租賃的場地實地查看后明確告知某公司，中石化公司未和任何人簽訂該加油站的租賃合同，要求某公司搬離。2024年，某公司得知咸陽市中石化公司和蘇某因租賃合同糾紛訴至人民法院，且2026年1月才能結束庭審。由于場地權屬涉訴，某公司未和蘇某簽訂2025年的租賃合同，也并未繳納2025年的租賃費。蘇某遂帶領多人對某公司廠房的圍墻、電纜線設施等進行反復拆除，某公司多次報警，某公安派出所以雙方有民事糾紛為由不予處理。2025年11月26日，某公司向行政復議機關申請行政復議，請求確認某公安派出所行政不作為行為違法。

【行政復議辦理】

行政復議機關審查認為，本案的爭議焦點為某公安派出所是否具有依法履行保護某公司財產安全及正常生產經營秩序的法定職責。行政復議機關審理查明，某公司與蘇某之間的場地租賃合同糾紛雖屬民事爭議，但蘇某多次實施破壞廠房設施的行為已涉嫌侵犯某公司財產權，某公安派出所以存在民事糾紛為由拒絕履行出警處置職責，屬于未依法履行法定職責。為高效化解爭議、保障企業正常生產經營，行政復議機關秉持“執法為民、服務發展”理念，協調法律援助中心經驗豐富的律師參與，當日組織某公司與蘇某進行調解。調解過程中，行政復議機關充分釋明相關法律規定，明確某公安派出所職責邊界及蘇某行為的法律后果，最終促成雙方自愿達成和解協議。協議明確：蘇某自協議生效后不得影響某公司正常生產經營，于1日內將破壞的圍墻恢復原狀；某公司先行支付蘇某12000元人民幣，后續根據人民法院對中石化公司與蘇某租賃合同糾紛的生效判決，確定剩余28000元租金的支付與否及租賃場地地上附著物的處分權；某公安派出所亦明確表示將依法履行處置警情的法定職責。之后，蘇某按協議完成圍墻修復，某公司正常生產經營秩序得到恢復，協議約定的后續事項按法院訴訟進程推進。

【典型意義】

新修訂的行政復議法強調行政復議在化解行政爭議中的主渠道作用，尤其在涉企行政爭議處理中，既要監督行政機關依法履職，也要兼顧糾紛化解的效率與實效。本案中，行政復議機關未簡單作出行政復議決定，而是立足企業生產經營迫切需求，采用“調解+和解”模式，既明確了某公安派出所行政不作為的違法性，又通過和解協議實質性解決了某公司與蘇某的民事糾紛，實現了行政爭議與民事爭議的一并化解。通過行政復議和解協議的形式固定雙方權利義務，既保障了企業合法財產權益與正常生產經營秩序，又降低了各方維權成本。同時，該案的辦理也為處理“民事糾紛與行政履職交叉”類案件提供了有益借鑒。行政執法機關不能以存在民事爭議為由推諉法定職責，行政復議機關應充分運用調解手段，整合法律專業資源，推動爭議實質性化解，實現法律效果、經濟效果與社會效果的有機統一，為區域經濟社會高質量發展筑牢法治保障。

專家點評：能動履職，促進行政爭議、民事爭議一攬子解決

本案案情具有現實代表性和典型性。近年來因民事爭議所導致的行政爭議愈來愈多。本案表面上看是申請公安機關依法履職的行政復議案件，其背后實質是民事糾紛。民事糾紛需要通過民事訴訟等方式解決，行政權力一般不需要介入。但是當民事糾紛的一方當事人采取了超出“法律限度”的維權方式，侵犯了《治安管理行政處罰法》所保護的法益時，行政權力就有必要依法處理。但是實踐中，公安機關常常以涉及民事糾紛為由不予處理，該類案件法律層面所涉及的核心問題是對“度”與“邊界”的精準把握。

同時，本案的處理方式也具有很強的示范性。行政復議機關也可以在查清事實的基礎上，依法作出責令被申請人依法履職的決定，但易造成“案結事不了”，且徒增了當事人及第三人的程序負累，影響案涉企業正常的生產經營秩序。基于此種考量，行政復議機關選擇了能動履職，在明確公安機關具有法定職責的基礎上，積極組織某公司和第三人案外和解，并組織某公司與被申請人進行調解。通過“和解+調解”的模式，一攬子解決了行政爭議和民事爭議，充分體現了《行政復議法》便民為民的立法精神。

案例六

某公司不服某市行政審批局撤銷行政許可決定行政復議案

【基本案情】

2022年8月，某公司向某市行政審批局提交道路危險貨物運輸行政許可申請，同時向某市交通運輸服務中心提交一份《擬投入車輛承諾書》，承諾自取得《道路危險貨物運輸經營許可證》之日起，12個月內投入符合道路運輸車輛燃料消耗值及安全標準的營運車輛5臺及以上，并辦理危險貨物運輸車輛的道路證件。如上述承諾未及時完成，某公司自愿申請注銷《道路危險貨物運輸經營許可證》，并接受許可機關的撤銷許可決定。2022年10月，某市行政審批局向某公司頒發《道路危險貨物運輸經營許可證》。2024年4月，某市行政審批局認為某公司未在承諾期限內落實專用車輛、設備，作出撤銷行政許可的決定，并收回已核發的《道路危險貨物運輸經營許可證》。某公司不服，于法定期限內向行政復議機關申請行政復議。

【行政復議辦理】

行政復議機關審查認為：本案的爭議焦點為行政許可期限是否超期，申請人取得《道路危險貨物運輸經營許可證》究竟是從行政審批局作出行政許可決定之日起算，還是從申請人實際取得行政許可證之日起算。某公司于2022年8月提出行政許可申請，并提交了完備資料，某市行政審批局按照法律規定進行了核查，于2022年10月11日作出的行政許可決定，但未能提供該許可決定作出后送達給某公司的證據材料。某市行政審批局認為某公司于2022年10月11日即取得行政許可，并作出一年內購置車輛的承諾，認定其于2023年10月11日逾期未履行承諾故作出撤銷行政許可的決定，并收回已核發的《道路危險貨物運輸經營許可證》。行政復議機關調查核實，某公司實際于2023年4月24日取得行政許可證。行政復議機關結合某公司辦理“新增運力審批”所占用時間，認為某市行政審批局以“超過期限未履行承諾”為由作出上述行政決定與客觀事實不符。行政復議機關遂作出復議決定，依法撤銷某市行政審批局撤銷某公司《道路危險貨物運輸經營許可證》的行政行為。

【典型意義】

行政許可承諾制是落實放管服改革的重要舉措，也是優化營商環境，激發市場活力的有力抓手。行使承諾履行審查，雖然存在對原行政許可程序的變化，但總體仍包含于行政許可法所設定的法律規范之中。行政機關的職權劃分不明確，不得成為對行政相對人提供政務服務的法外負擔。本案中，行政復議機關聚焦行政許可期限是否超期這一爭議核心，不僅審查了行政許可決定實體上的“準”或“不準”，也對其程序合法性進行了全面審查，及時糾正了行政機關的不當行為，充分發揮了行政復議化解行政爭議的主渠道作用，為進一步優化營商環境作出積極的貢獻。

專家點評：行政許可承諾制下程序正義與營商環境的雙向守護

本案作為行政許可承諾制改革背景下的典型涉企爭議，其核心價值在于明確了行政機關既要用好“放管服”改革賦予的監管權限，更要堅守程序合法的底線，為民營經濟發展筑牢法治屏障。行政許可承諾制的本質是以信用為核心、以契約化為載體、以事中事后監管為保障的行政規制模式重構，是政府從 “事前審批管制”轉向“信用約束+精準監管”的治理變革，其核心是通過明確行政機關與行政相對人的權利義務邊界，實現效率提升與風險防控的平衡。本案中，行政審批局未舉證證明行政許可決定已依法送達，且將“新增運力審批”這一前置審查事項后置處理，導致企業履行承諾的期限起算缺乏合法依據，其撤銷許可決定違背“程序正當”基本原則。這一情形警示行政機關，職權劃分模糊不能成為加重企業負擔的理由，程序疏漏更不能剝奪企業的合法履約機會。

案例七

某公司不服某縣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局工傷認定行政復議案

【基本案情】

某公司因工程中標與某鎮政府簽訂了工程施工合同，承攬工程后，某公司與某勞務公司簽訂了工程施工勞務分包合同，將清包工勞務分包給某勞務公司，勞務公司委派其法定代表人史某擔任駐工地項目負責人。某公司也與某勞務公司存在案涉工程資金往來。第三人侯某系被史某招至該工地從事打混凝土、支模等工作的工人，實際在該工地工作15天。某日，侯某在維修攪拌機過程中被鋼繩勒傷手部，醫院診斷為：右食、中、環指多處離斷傷、骨折及肌腱損傷。2024年10月9日，侯某以某公司為用人單位向被申請人提出工傷認定申請。12月10日，某縣人社局作出《認定工傷決定書》，認為侯某應不屬于某公司直接招聘簽訂勞動合同的職工，是該項目工地負責人史某招攬從事打混凝土的臨時務工人員，其在案涉工地現場因修攪拌機受傷屬實。按照相關規定認定為工傷，某公司應承擔工傷保險責任。某公司認為某縣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局的工傷認定事實錯誤，向行政復議機關申請行政復議。

【行政復議辦理】

行政復議機關審查認為,本案爭議焦點在于該工傷認定事實是否清楚，認定工傷的責任主體是否正確。行政復議機構針對該工傷認定事項聽取了當事人意見，查明某勞務公司具備勞務工程承包資質，其法定代表人史某亦認可侯某在案涉工程工作時受傷的事實。因侯某對案涉工程承包情況不知情，遂以某公司為用工單位向縣人社局申請工傷認定，縣人社局就侯某的工傷認定申請向某公司發出舉證通知，某公司未對工程是否存在分包轉包提出任何舉證意見和證據材料。行政復議機關經審理認為該工傷認定存在事實不清，工傷認定責任主體錯誤的情形。同時，了解到侯某對傷情做了司法鑒定，評定為九級傷殘，為了讓侯某早日獲得損害賠償，行政復議機關聯合縣檢察院多次組織各方當事人進行磋商協調，最終達成一致意見，由某勞務公司承擔侯某的損害賠償責任，賠償侯某24萬元，并承擔侯某二次手術治療費用，行政復議機關依法出具了行政復議調解書。

【典型意義】

本案體現了行政復議“高效便民、實質性化解糾紛”的制度優勢，避免了直接作出行政復議決定導致的程序空轉和司法行政資源浪費。行政復議機關審理案件時，準確適用《工傷保險條例》第十四條、《人力資源社會保障部關于執行〈工傷保險條例〉若干問題的意見》第七條及最高人民法院相關司法解釋，明確了在違法轉包、分包情形下，用工主體資格推定規則。即使發包方無直接用工關系，也需承擔工傷保險責任，但通過調解將責任直接落實到實際用工方，更符合公平原則。同時，探索了“行政復議+檢察協同”的調解模式，通過多部門聯動，增強調解權威性和執行力，調解方案兼顧勞動者權益保障和企業經營壓力，贏得了各方當事人的認可，實現了法律效果與社會效果統一。

專家點評：建設工程領域工傷糾紛實質性化解的法治實踐

本案作為建設工程違法分包引發的工傷認定爭議，其處理既堅守了工傷保險制度的立法精神，又創新了糾紛化解機制，為平衡勞動者權益保障與企業合規經營提供了典型示范。建設工程領域層層分包導致勞動關系認定難，勞動者受傷后的權益救濟往往陷入困境。本案中，被申請人依據《工傷保險條例》及相關司法解釋，明確違法分包情形下發包方的工傷保險責任主體地位，精準把握了保護弱勢勞動者權益的立法初衷，厘清了用工主體責任推定的法律適用邊界，為類似案件的工傷認定提供了清晰指引。更為突出的是，行政復議機關未止步于行政行為合法性審查，而是啟動實質性化解程序，通過創新“行政復議+檢察協同”的調解模式，充分整合行政機關的專業優勢與檢察機關的法律監督職能，既打破了部門壁壘，又增強了調解的權威性與公信力，最終實現了權責對等、案結事了、事心雙解。本案的處理彰顯了行政復議化解行政爭議的主渠道作用，既嚴格適用法律維護了法治權威，又通過柔性調解兼顧了各方利益，為優化營商環境、化解勞資矛盾提供了可復制的實踐路徑，真正實現了法律效果、社會效果與政治效果的有機統一。

案例八

某廢舊車輛回收公司不服某市生態環境局行政處罰行政復議案

【基本案情】

某公司從事廢舊車輛回收相關業務，2023年7月公司成立時，委托第三方檢測公司對企業生產排污情況進行檢測，結果符合國家標準。2024年9月，某市生態環境局對某公司進行現場檢查時發現，其在2023年未對生活廢水等檢測項目進行檢測檢驗，屬于未按照排污許可證規定和標準規范依法開展自行監測，且未保存原始監測記錄的環境違法行為，遂立案處理。后經調查、責令改正、行政處罰告知等程序，某市生態環境局作出行政處罰決定，依據《排污許可管理條例》第三十六條以及《陜西省生態環境行政處罰自由裁量權基準（2023年版）》第二類第十三條之規定，對某公司的環境違法行為作出處以25000元罰款的行政處罰決定。某公司對該行政處罰決定不服，向行政復議機關申請行政復議。

【行政復議辦理】

行政復議過程中，某公司主張其為新創企業，對相關檢測業務不熟悉，并非主觀故意，在執法機關檢查發現前已經自行整改，且屬于輕微違法行為，應適用“首違不罰”原則。某市生態環境局主張其作出的案涉行政處罰事實清楚、依據充分、程序合法，已經在自由裁量權范圍內相對降低了行政處罰金額。行政復議機關經審理認為，行政處罰決定的作出應當兼顧合法性與合理性。本案中，某公司在該違法行為被發現查處前，已委托第三方公司進行了2024年排污監測，且所有監測項目均合格。某市生態環境局在執法調查過程中未深入調查2024年排污監測情況，以及某公司是否構成及時改正等從輕情節，是否滿足“首違不罰”條件。其雖運用自由裁量權相對降低了行政處罰金額，但未綜合考量某公司并非主觀故意且危害后果輕微等因素，作出責令改正決定并進行行政處罰。某公司亦存在未在法定期限內進行陳述和申辯，怠于行使陳述申辯權的情形。結合行政處罰的合法性和合理性，行政復議機關以實質化解行政爭議為出發點，多次組織協調溝通，征求雙方調解意向，經釋法說理，雙方達成調解協議，某市生態環境局自行將案涉行政處罰金額變更為20000元，某公司在調解書簽訂之日將罰款繳納至指定賬戶，調解協議履行完畢，并撤回了行政復議申請。

【典型意義】

建設法治化營商環境需要執法者和經營者均在法律界限內活動，行政機關嚴格依法行政，企業守法經營，從而形成和諧共生的良性局面。作為化解行政爭議的主渠道，行政復議對行政爭議的處理具有重要的指引作用，需把握好嚴格執法和促進經濟發展之間的平衡，做到既維護法律權威又保障經營者合法權益。本案中，生態環境部門未能全面考量違法行為的性質、情節、社會危害程度及首次違法、自行改正等相關因素，而企業也沒有及時行使陳述申辯權利，雙方缺乏有效溝通，從而引發行政爭議。行政復議機關以實質化解行政爭議為出發點，組織協調溝通，指出了企業的違法事實，也指出了生態環境部門執法中存在的不妥之處，經行政復議機關充分釋法說理，生態環境部門認識到應當堅持審慎包容的原則，充分考慮各種相關因素作出行政處罰，以保證合理和公平。企業也認識到必須守法經營，才能健康持久發展的道理，心悅誠服接受行政處罰。本案的成功調解，既化解了行政爭議，又傳播了法治理念，產生了較好的示范引導效果。

專家點評：主動全面調查相關事實，提升依法行政水平

根據《行政處罰法》第五十四條的規定，行政機關進行行政處罰，不能僅就行政違法行為構成要素進行調查，而要主動全面調查相關事實。法律是一個相互銜接的制度體系，各領域的法律法規主要規定了行政違法行為的構成要素。行政執法部門圍繞構成要素展開調查是基礎，同時還應考量《行政處罰法》關于“輕錯不罰”“首違不罰”以及“減輕從輕”行政處罰等情形。本案中，被申請人2024年立案，卻僅對2023年的違法行為進行調查，未對2024年情況進行核實，某公司是否及時改正2023年的違法行為并不清晰，是否符合法定不予行政處罰、從輕減輕行政處罰等的相關事實也未進行查明。雖然行政處罰決定中的行政違法事實認定清楚、證據充分，但相關事實調查并不全面，影響了行政處罰決定的客觀公正。行政機關應當積極履職，不宜將類似證明責任寄托于行政相對人的陳述申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