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朗女足撤回庇護毅然回家，孫玉良：最終愛國主義思想占了上風

文｜孫玉良

五名伊朗女足球員，因為怕回國后受到迫害，在澳大利亞拿到了“人道簽證”，但經過一番思想斗爭，最終還是把申請撤了，選擇回國。這消息一出瞬間炸鍋，西方媒體那套“人權大勝利”的劇本，直接卡殼。誰也沒想到，庇護還沒焐熱，這些姑娘就選擇了回家。

事情起于女足亞洲杯。伊朗隊在澳洲踢球，首場對菲律賓，國歌響起時她們沒張嘴。國內媒體立刻炸了鍋，有激進分子罵她們是“戰時叛徒”，威脅要對其如何如何。球隊被淘汰后，澳大利亞有關方面幫她們拿到了澳洲“人道簽證”，高調宣稱把她們轉移到安全的地方。表面上看，西方又“拯救”了一批“受迫害”運動員，劇本是西方的“民主、自由與人權”取得了勝利，沒想到幾天之內結果來了個大反轉，五名隊員，包括隊長扎赫拉·甘巴里在內，接連反悔。

這是一場很激烈的思想斗爭，澳大利亞政府給了她們好幾次反悔機會，但五位女足隊員去意已決，澳方最后只能點頭放人。她們先飛馬來西亞，在吉隆坡機場跟伊朗大使館的人員碰頭，接著轉機去阿曼，再回德黑蘭。伊朗官媒直接喊話：她們“重返祖國溫暖懷抱”，這是“愛國之舉”。亞足聯秘書長也證實，球員們精神頭足著呢，沒提任何安全顧慮。現在只剩兩人還留在澳大利亞，躲在不明地點。

這事兒最扎心的地方，就是西方媒體了。澳洲媒體天天炒“勇敢女性逃離暴政”，結果五名隊員用行動扇了他們一記耳光。西方總喜歡拿體育當政治道具，許諾庇護、給簽證、搞輿論轟炸，這個辦法沒少挖墻腳。為何伊朗女足事件轉變這么大？依我觀察，在愛國主義、宗教信仰與民族大義面前，個人的榮辱最終還是占了下風。沒有國哪有家？在澳大利亞暫時獲得了“自由”，可要背一輩子“叛徒”的鍋，這代價不可謂不大。隊長甘巴里帶頭反悔，于是出現了歸國的一幕。

想想留在澳洲的倆個人，現在躲躲藏藏，日子能好過？可能以后就“社死”了，怎么有臉回家呢。一個沒有祖國的人，就是無根之水、無本之木。庇護簽證在手，卻主動放棄，這是權衡利弊后的最終選擇。伊朗官媒把這定性為“愛國回歸”，中國人其實最懂這種感情。新中國剛成立那會兒，多少人放棄優越的條件回國啊，祖國有難處的時候，才需要回來幫忙。那個年代的中國運動員，條件再苦，也咬牙為國爭光，骨子里流著愛國的血液。“愛國主義”的力量有多強大？西方以為用簽證、用輿論塑造就能收買人心，可他們低估了民族情感的重量。

伊朗五位女足球員們在澳洲待了沒幾天，就看清了：那兒不是家。在這里過不上“舒服”日子，有的只是糾結與絕望。家人、隊友、球迷、土地、國家、民族、信仰，這些元素加起來，比任何外國許諾都重。剩下的兩人未來日子怎么過，只有天知道。從不唱國歌到拿簽證，再到集體撤回，西方媒體還在炒“迫害恐懼”，球員們已經飛回德黑蘭。事實就是這么簡單粗暴：庇護申請撤了，愛國主義占了上風。伊朗外交部發言人伊斯梅爾·巴蓋伊為此事蓋棺定論：伊朗為這些“沒有屈服于澳大利亞官員虛偽誘惑”的足球運動員感到自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