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論｜朱政宇、余荔：對伊軍事行動沒有簡單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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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美國和以色列對伊朗發動的軍事打擊已進入第19天。3月18日凌晨，伊朗方面證實，其國內實權派人物、最高國家安全委員會秘書阿·拉里賈尼遇襲身亡。伊朗伊斯蘭革命衛隊隨后發表聲明，宣布發動“真實承諾-4”行動的第61波攻勢，以報復拉里賈尼之死。

美以“外科手術式”的定點清除，再次重創伊朗指揮中樞。然而，戰場上的優勢卻難以讓特朗普政府擺脫進退維谷的局面——當前沖突態勢已明顯超出其在2月28日所界定的有限軍事行動范圍。戰火從伊朗本土擴散至多個海灣國家，并與俄烏沖突呈現出聯動的趨勢，霍爾木茲海峽航運也持續受阻。

“戰爭賭局”注定沒有簡單的出路。對特朗普政府而言，無論作何取舍，這場戰爭的主要代價終究將由地區國家、全球市場以及普通民眾承擔。與此同時，一個更復雜的“新中東”格局正浮出水面。

拉里賈尼遇襲前已有四位原伊朗核心領導層成員身亡，目前只剩下總統佩澤什基安。圖源：BBC

本文作者

朱政宇

南開大學周恩來政府管理學院國際政治專業本科生

余荔

華南理工大學公共政策研究院（IPP） 資深研究員

一、特朗普政府會“悄然退場”還是“全力爭勝”？

美國總統特朗普在2017年2月曾公開表示：“美國必須重新學會贏得戰爭，如果無法取勝，就不應該輕易發動戰爭。”這一論述在其執政期間被反復提及，被視為特朗普對外發動軍事行動的基本考量。

如今，隨著伊朗不斷擴大報復行動，沖突的經濟與政治成本迅速上升，全球經濟和能源市場不斷承壓。同時，圍繞軍事干預，美國決策層的裂痕始終未能得到彌合。特朗普政府首席反恐官員喬·肯特（Joe Kent）因不滿政府受游說集團壓力發動戰爭而憤然辭職；與此同時，特朗普承認與副總統萬斯在軍事干預理念上“略有不同”，盡管萬斯轉而公開表態支持，但特朗普政府內部在戰爭成本與長期戰略考量上的反復，反映出其正面臨嚴峻的內外博弈。

在代價不斷增加的情況下，特朗普政府是否還會繼續追求他所謂的“勝利”？

就眼下的局勢來看，特朗普政府既難“悄然退場”，也難“全力爭勝”，其行動軌跡不可避免地滑向一種“中間形態”：有限度施壓與擇機收束。

最初，特朗普政府的最優預期是以“短平快”的軍事行動獲取可供宣示勝利的戰果。然而，現實正不斷侵蝕這一設想——伊朗國內“聚旗效應”未如期出現，美國國內反戰民意占據多數。此番對伊動武不僅沒轉化成政治紅利，而且可能正反噬其經濟基本盤。

其中，最危險的變量就是持續攀升的油價。特朗普的一些顧問已對油價升至每桶100美元以上表示擔憂，共和黨內部也開始頻繁詢問這場沖突對中期選舉的潛在影響。特朗普的前經濟顧問斯蒂芬·摩爾（Stephen Moore）認為：“汽油和石油價格上漲時，其他所有東西的價格也會上漲。考慮到價格承受能力原本就是一個問題，這會帶來真正的挑戰”。若當前戰事不能盡快降溫并穩定市場預期，特朗普政府原本試圖強調的國家安全敘事將難以繼續主導公眾注意力，取而代之的是選民對通脹和生活成本的深層焦慮，進而觸及中期選舉周期內最敏感的政治神經。

一艘油輪和一艘貨船停靠在阿曼首都馬斯喀特。伊朗戰爭影響了經由霍爾木茲海峽和阿曼灣的石油運輸。圖源：路透社

然而，現實是特朗普難以輕易按下“停止鍵”。若過早收手，美國恐無法根除伊朗對美國的潛在威脅。一旦伊朗的非對稱戰力得以保全，繼續維持對霍爾木茲海峽的干擾能力，美軍即使暫停軍事打擊，也僅是將局勢由高烈度沖突降級為長期的威懾困境。倘若特朗普政府在未能確保海峽暢通、未能實質性削弱對手威脅的前提下草率宣告勝利，美國在海灣國家乃至中東地區的戰略信譽將遭受重創。

與此同時，特朗普政府亦難以訴諸“全力爭勝”，因為這將迫使其承擔當前難以承受的兩大成本。

其一是時間成本。若美軍的戰略目標從單純的“懲罰性打擊”延展至確保霍爾木茲海峽的長期絕對安全、壓制伊朗無人機部隊及控制關鍵出口節點，當前戰事極易滑向曠日持久的消耗戰。

其二是人員傷亡風險。隨著遠程打擊的邊際效用遞減，美國若需進一步奪取波斯灣沿海的關鍵節點或掃除水雷威脅，將不可避免地采取地面及近場行動介入，美軍面臨的傷亡風險將顯著上升。截至3月10日，五角大樓已公布對伊軍事行動造成了7名美軍士兵死亡，另有140名美軍士兵受傷。持續攀升的傷亡數字必將引發國內輿論的急劇反噬。

一輛載有本杰明·N·彭寧頓中士遺體的車輛停放在美國特拉華州多佛空軍基地，他是本次沖突中陣亡的第七名美國軍人。圖源：紐約時報

鑒于這種兩難處境，未來觀察局勢走向的核心在于特朗普將如何“重新定義勝利標準”。

相較于追求伊朗政權更迭或徹底根除對手的報復能力，特朗普政府更為務實的路徑是收縮“勝利敘事”：將其定調為已重創伊朗核潛力、大幅削弱伊朗軍力并迫使其陷入戰略被動，同時配合釋放戰略石油儲備、動態調整制裁及強化護航等經濟與安全組合拳。

這種收場方式雖然難以消除后續風險，但在現實政治層面上，與共和黨尤其是特朗普本人的利益考量較為一致。歸根結底，特朗普政府面臨的是在“不完整的勝利”與“不可承受的代價”之間，尋找一個足以向國內交代的平衡點。

二、一場沒有贏家的戰爭

海灣國家領導人曾明確勸阻特朗普不要對伊朗動武，并警告此舉可能引發更廣泛的地區沖突。但如今，最先承受戰火外溢后果的，恰恰是這些原本試圖避免戰爭的國家。隨著美以與伊朗的戰爭進入第三周，卷入國家已至少達到12個，經濟與政治沖擊持續向地區外擴散。

更值得注意的是，交戰各方迄今都未實現其既定戰略目標，卻都仍宣稱能夠繼續堅持，這場沖突正在進入成本上升、風險擴散而終局仍不明朗的階段。

統觀當前戰局，這場沖突極難催生真正意義上的贏家。對海灣國家以及中東地區而言，一個受創但憤怒的伊朗并不意味著安全環境的改善。雖然美國的軍事行動在很大程度上削弱了伊朗的能力，但這反而可能促使伊朗向海灣國家施壓，并通過威脅霍爾木茲海峽的航運來擴大影響。雖然美國在戰場上仍占據優勢，但美以對伊朗問題的處置并未取得實質性進展，地區安全格局反而面臨新的不確定性。

伊朗在中東地區展開報復行動，襲擊了包括巴林一家煉油廠在內的多個目標。圖源：路透社

對伊朗現政權而言，也幾乎沒有理由接受“延后打擊”的停戰方式。伊朗顯然更傾向于以承受“內部陣痛”為代價，并通過推高全球能源溢價、維持地區騷擾頻次及拉高外部干預成本來遲滯美國的行動。

隨著戰事推進，美國的戰爭目標可能已經在發生調整。美國政策界的核心關切不再只是對伊朗實施打擊，還包括如何重新開放霍爾木茲海峽，削弱伊朗以海峽通行為杠桿，左右地區安全和全球能源流動的能力。特朗普3月13日晚稱，美軍已徹底摧毀哈爾克島上的全部軍事目標，并明確警告，如果伊朗繼續阻止船只通過霍爾木茲海峽，美方將擴大對伊朗石油基礎設施的打擊范圍。由于哈爾克島承擔伊朗約九成原油出口，這一表態觸碰到了伊朗財政命脈。

伊朗方面隨即通過國家媒體發出反制信號，表示若本國能源設施遭襲，將打擊地區石油設施，同時強調哈爾克島石油基礎設施本身并未受損。與此同時，特朗普表示美國海軍可能很快為經霍爾木茲海峽通行的油輪提供護航。另據報道，一名伊朗高級官員向CNN表示，伊朗正考慮允許部分船只通行，但條件是貨物以人民幣結算。

可以看出，美伊當前爭奪的重心正轉向對通行秩序和戰略主動權的控制。特朗普在此前肯塔基州集會上表示：“美國不能提前離開，必須把這項工作完成，不能每隔兩年就再回來一次。”此后他進一步表示，短期內油價和汽油價格上漲是可以承受的代價，因為這關系到消除伊朗對中東、世界經濟和美國構成的威脅。從中可見，特朗普政府可能正為這場戰爭界定一個可以被稱之為勝利的目標，包括恢復霍爾木茲海峽的基本通行能力，并壓縮伊朗將能源通道持續武器化的空間。

伊朗新任最高領袖、遇刺身亡的阿里·哈梅內伊之子阿亞圖拉·穆杰塔巴·哈梅內伊的支持者在德黑蘭舉行集會。圖片來源：Getty Images

對周邊國家而言，這場沖突主要決策由域外強國推動，而直接成本卻更多由他們承擔。戰事爆發后，大規模導彈和無人機襲擊迅速打破了該地區原有的安全預期。據阿聯酋國防部稱，僅在阿聯酋境內，伊朗就發射了超過1700枚導彈和無人機；另有數百枚導彈和無人機落入巴林、科威特、阿曼、卡塔爾和沙特阿拉伯。海灣國家很快發現，無論是長期依賴美國安全保護，還是此前嘗試推進對伊緩和，都不足以使自身免于沖突外溢。

進入戰后階段，它們面臨的平衡只會更加困難。一方面，針對區域目標的持續襲擊再次表明，美國防空體系和安全支持在短期內仍具有不可替代性；另一方面，國內社會對美國和以色列的不滿也在累積，迫使海灣各國領導層在安全依賴與國內政治之間維持更為謹慎的平衡。更值得注意的是，如果美國結束高強度軍事行動后，伊朗仍保留對海灣能源設施和航運安全進行長期騷擾的能力，而海灣國家又認為美方后續支持不足，美國和海灣國家的關系就可能進入討價還價的“拉鋸階段”。海灣國家大概率會進一步強化外交對沖和防務自主，以便在下一輪危機中保留更大的回旋空間。

歐亞主要經濟體也無法獨善其身。此次沖突迫使全球風險資產與能源供應鏈重新定價，隨著布倫特原油與歐洲天然氣期貨的劇烈震蕩，高度依賴外部輸入的經濟體遭遇了最直接的通脹沖擊。歐洲面臨滯脹重燃的嚴峻考驗，而高度依賴海灣能源通道的亞洲諸國，均不同程度的暴露在海運中斷的系統性風險之下。

受中東局勢影響，3月10日，泰國內閣會議通過決議，要求政府部門立即實施全面節能措施，并在不影響公共服務的前提下推行居家辦公。沖擊正向宏觀經濟領域傳導：各主要央行原本預期的貨幣寬松空間被輸入性通脹強制壓縮，被迫重新校準利率與財政政策路徑。

白宮新聞秘書卡羅琳·萊維特表示，在戰爭爆發之前，政府“制定了強有力的作戰計劃”。圖源：紐約時報

以色列同樣難以將當前局勢轉化為可持續的戰略收益，因為軍事層面的階段性進展，并不必然意味著地區主導地位的穩固確立。內塔尼亞胡政府長期試圖推動形成以遏制伊朗為核心的地區安全框架，并借助與美國的深度綁定鞏固以色列的戰略優勢。就短期而言，以色列確實在相當程度上影響了局勢走向，并推動華盛頓進一步卷入沖突。

2025年8月，內塔尼亞胡曾高調宣稱自己與所謂“大以色列”構想存在歷史和精神上的使命關聯，將領土擴張表述為猶太民族的長期目標；這一設想大致涵蓋向阿拉伯腹地延伸影響、在周邊長期維持緩沖地帶，以及進一步鞏固對約旦河西岸的控制，最終實現以色列在中東地區建立區域霸權。

2026年2月20日，美國駐以色列大使邁克·赫卡比（Mike Huckabee）又公開表示，根據圣經，以色列有權接管整個中東，此后引發17個阿拉伯、伊斯蘭國家及組織聯合譴責。《紐約時報》甚至將美國對伊朗的打擊稱作內塔尼亞胡的勝利，認為以色列在相當程度上把特朗普拖入了一場損害更廣泛國際利益的行動。

這是以色列總理辦公室3月17日在社交媒體上發布的以總理內塔尼亞胡（中）與軍方人士一起打電話的圖片。圖源：新華社

此次沖突中，美以軍情合作深度明顯上升，包括美國首次向以色列提供先進戰機、首次開放同步衛星圖像等，這些都幫助以色列在戰爭初期建立了較強的軍事優勢。但眼下，持續性的區域報復將不斷消耗以色列有限的防御資源，并加重經濟和社會層面的負擔。與此同時，以色列在加沙戰事后已經受損的地區形象，又因近期軍事行動進一步承壓，與周邊阿拉伯國家的關系也更趨復雜。以色列或許希望借助對海灣目標的持續威脅，促使部分阿拉伯國家在安全上與其靠近，但這種靠近更多是基于現實的有限合作，很難自然轉化為更廣泛和穩定的紐帶。

將這場沖突稱為“一場沒有贏家的戰爭”，是基于各方得失對比后的現實結論。美國未能收獲一個“被馴服”的中東，伊朗也未能爭取到更有利的外部環境，海灣國家沒有獲得足夠穩固的安全保障，以色列同樣沒有塑造出一個更可控的地區局面，歐洲和亞洲的經濟體則在通脹上行與地緣風險擴散中被動承壓。

各方會發現，打破原有的脆弱均衡并不困難，真正困難的是在沖突之后建立一個穩定、可持續的新秩序。如果始終缺乏清晰的政治收場方案，那么眼前越是依賴軍事上的階段性進展，未來就越可能承受更沉重的戰略后果。

三、我們將迎接一個怎樣的新中東？

所謂“新中東”，大概率不會是由某個勝利者主動設計出來的秩序，而更可能是在高風險中被動塑形的結果。

這場戰爭的一個鮮明特征，就在于戰場與市場幾乎同步外溢、同步擴張。伊朗可以通過襲擾油輪、威脅港口、推高航運與保險成本，將戰爭代價外部化，迫使周邊國家乃至全球市場一同埋單。

過去談論地區格局，人們往往更關注政權更替、同盟組合與軍力消長；但從這場美以伊沖突來看，港口運轉、航道通行、能源溢價、供應鏈穩定，同樣正在成為塑造地區秩序的重要變量。可以預見，圍繞“新中東”格局展開的博弈，今后將比以往更直接、更深刻地體現為經濟韌性的較量。

2026年1月4日，德黑蘭出現反美以宣傳標語。圖片來源： Vahid Salemi/美聯社

伊朗在這一輪沖突后的位置，是判斷未來中東局勢時不可忽視的一環。穆杰塔巴·哈梅內伊的上位釋放出一個明確信號：伊朗不會因外部高壓而自然轉向溫和路線。與此同時，總統馬蘇德·佩澤希齊揚（Masoud Pezeshkian）提出停戰條件，要求承認伊朗的合法權利、支付賠償，并保證未來不再發動攻擊。這也說明，伊朗并未完全排斥外交，而是試圖在承壓之后重新抬高談判門檻。

對美國和以色列而言，一個更弱的伊朗未必更容易應對，反而可能更傾向于通過海上襲擾、代理人攻擊、金融施壓和局部報復來維持影響力。

海灣國家對地區安全的理解，今后也可能隨之調整。長期以來，它們普遍認為，依靠外部安全保護可以維持地區穩定。但這場戰爭表明，美國的軍事介入也可能使這些國家直接暴露在報復風險之下。正因如此，海灣國家未來或將更加重視控制卷入程度，強化危機中的自主緩沖能力。這也將推動中東地區外交進一步走向現實主義。

以色列軍隊襲擊了黎巴嫩境內600多個目標，造成480多人死亡。圖源：AFP

以色列在未來中東格局中的位置，可能會更強硬，也更主動。但即便如此，它依然難以僅憑軍事成果塑造一個穩定的地區秩序。近期，以軍對黎巴嫩境內六百多個目標發動打擊，造成數百人死亡，并引發大規模平民撤離。與伊朗的戰爭及對真主黨的后續行動，本就是相互聯動的。對以色列而言，當下顯然是繼續壓縮伊朗地區網絡的窗口期。

但軍事空間的擴大，并不意味著政治空間也會隨之擴展。海灣國家希望伊朗被削弱，卻不愿看到一個持續震蕩、油氣運輸反復受擾的中東；黎巴嫩國內對真主黨的不滿或許會上升，但這并不等于會接受以色列的持續行動。換句話說，周邊國家未必會因為以色列更加強硬，就默許其主導地區規則。

從更長的時間尺度看，“新中東”大概率不會走向整合。各方都缺乏塑造穩定終局的條件。伊朗難以恢復到過去的地區投射能力；以色列雖能繼續擴大軍事優勢，卻沒有展現出足夠的政治資源來處理戰后秩序；美國能夠主導戰場節奏，卻越來越難讓國內長期接受高成本介入；海灣國家追求穩定，卻無法單獨決定地區安全環境。

在這樣的格局下，局部沖突、代理人摩擦、能源威懾、有限停火和臨時交易，恐怕都會成為常態。

3月10日，特拉維夫，一塊電子廣告牌上顯示著特朗普總統的照片。 圖源：Getty Images

外交關系委員會（CFR）高級研究員雷·塔克耶指出，在當前局勢下，任何判斷都很難長期有效。正因如此，分析這一輪沖突不能依賴靜態結論，而需要像“鐘表匠”一樣，持續拆解局勢、校準判斷，再據此重新建立分析框架。未來一段時間內，地區國家更可能圍繞控損而不是和解展開行動，圍繞防外溢而不是謀擴張調整政策，圍繞降低本國脆弱性而不是重建宏大地區愿景來安排外交。

結語

美國右翼曾長期批評奧巴馬時期以來所謂“幕后領導”的做法。但從實際來看，美國并未真正放棄以軍事優勢、制裁工具和聯盟體系維系全球主導地位的基本路徑。所謂“美國優先”，改變更多的是話語包裝，而非戰略內核。自由國際主義以普世價值為霸權提供正當性，特朗普則以主權、實力和威懾重組同一套權力邏輯，其目標仍是壓制潛在挑戰者，維持美國的主導地位。

問題在于，這套邏輯在伊朗問題上正暴露出越來越明顯的限度。3月18日凌晨，伊朗總統佩澤希齊揚就拉里賈尼遇害發表復仇誓言。與此同時，內塔尼亞胡政府通過定點清除和針對伊方高層的威脅展開心理施壓，試圖動搖佩澤希齊揚及外長阿拉格奇等人的決策意志。

然而，這種軍事手段很可能進一步激化伊朗的仇恨情緒。尤其是在霍爾木茲海峽問題上，伊朗的妥協空間或將進一步收縮，特朗普政府也可能因此更難從這場戰爭中抽身。以色列試圖顛覆伊朗政權的終極目標，顯然與特朗普試圖尋找一位務實領導人、推動美伊達成合作的設想相背離。盟友之間的這種戰略錯位，正實質性地壓縮美國的戰略選擇空間。

與此同時，3月14日，伊朗議會國家安全委員會主席易卜拉欣·阿齊茲公開警告，由于烏克蘭涉嫌向以色列提供無人機技術支持，烏克蘭全境已成為伊朗的“合法打擊目標”。這意味著，俄烏沖突與美以對伊軍事行動存在被進一步串聯的風險，戰爭聯動的可能性正在上升。特朗普也對北約在伊朗戰爭中的態度表達強烈不滿，尤其批評英國未參與美以聯合行動，并稱此事將成為美英關系的“巨大考驗”。

就目前看，特朗普政府在伊朗問題上的出路正變得越來越模糊，而戰爭繼續外溢的風險卻在不斷上升。特朗普本人多次在公開場合強調，之所以決定攻擊伊朗，是因為他認定伊朗即將獲得核武器，并將首先用其打擊以色列，繼而威脅美國。《如何評估21世紀的核威脅》一書作者佩維爾·佩爾科維奇指出：既然伊朗似乎已充分計劃了對美國和以色列襲擊的反應，美國也應假定伊朗早已對其核燃料儲存設施作出了防備。

若局勢繼續升級，核材料是否會成為伊朗最后的防線，中東乃至全球是否會因此滑向更高等級的核風險，仍有待觀察。正如國際危機組織專家阿里·瓦埃茲（Ali Vaez）所說，在伊朗最高層接連遭受毀滅性打擊后，伊朗幾乎不可能輕易接受特朗普期待中的協議。相反，它更可能利用任何戰場間隙尋求新的戰略補償，包括加快核能力布局。

即便槍聲暫時停下，留下的也很可能只是一個更危險、更不穩定的均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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