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版中情局”：特高課的幽靈回來了嗎？

日本觀察（十）

日本政府推動設立國家情報機制 。圖源：日媒

2026年3月13日，日本內閣會議通過了一項法案。

法案的內容，是設立兩個新機構：一個叫“國家情報會議”，一個叫“國家情報局”。

“國家情報會議”由首相親自擔任議長，成員包括內閣官房長官、外務大臣、防衛大臣等11名閣僚，負責對安全保障、反恐等領域的“重要情報活動”進行審議。

“國家情報局”作為其事權機構，被賦予對各政府部門情報工作的“綜合協調權”。現有在官房長官領導下的內閣情報調查室將被升級，其負責人將改任政務官級別的“國家情報局長”。

日本政府計劃最快7月完成機構組建，年內制定日本首個“國家情報戰略”。

消息一出，日本媒體炸了。

《信濃每日新聞》的社評寫道：“讓人想起1940年——太平洋戰爭爆發前一年，內閣情報部被提升為內閣情報局的歷史。當時日本情報與治安機關憑借巨大權力壓制言論與思想自由，通過控制情報動員民眾走向戰爭。”

《東京新聞》說得更直接：“二戰前及戰爭期間，日本憲兵、特高警察曾對國民實施嚴密監視，殘酷打壓反戰與不配合的民眾，最終將日本拖入災難，這段歷史絕不能重演。”

那個曾經被釘在歷史恥辱柱上的“幽靈”，又披著現代官僚機構的外衣“回來”了。

一、新機構是什么

先看架構。

“國家情報會議”是決策層，首相坐鎮，11名閣僚參與。它的職責是“綜合審議重要情報”——翻譯一下：首相親自掌控情報中樞。

“國家情報局”是執行層，擁有對各省廳情報工作的“綜合協調權”。過去分散在外務省、防衛省、警察廳、公安調查廳的情報，以后要統一歸口到這個地方。

日本問題專家劉慶彬分析：這是將情報權進一步收歸首相官邸。以往分散在各部門的職權將被集中使用，便于高市內閣將周邊局勢定義為“安全威脅”并轉化為對應政策，為涉臺、涉南海等議題的介入提供所謂情報依據。

中國社會科學院日本研究所外交研究室副研究員的判斷更直接：“日本大力推動情報體系集權化，絕非單純優化內部體制，背后藏著昭然若揭的戰略野心，是背離和平憲法、謀求戰略擴張的關鍵一步。”

這不是改革，是轉向。

二、日媒的恐懼——1940年的歷史陰影

日媒的反應，比外媒激烈得多。

《信濃每日新聞》的社評，把時間拉回1940年。那一年，日本把內閣情報部升格為內閣情報局。之后發生的事，歷史書上都寫著：太平洋戰爭爆發，日本走向毀滅。

《東京新聞》的社評，拉出了一條時間線：2012年安倍再次執政后，日本接連出臺《特定秘密保護法》、“共謀罪”相關法律，持續強化治安立法。在此基礎上再設“國家情報局”，對公民的監控很可能進一步加強。

共同社的評論點出了另一個擔憂：“如果情報機構權力持續擴大，對社會監控加強，可能導致個人隱私被侵犯，破壞憲法所保障的‘表達自由’。”

《每日新聞》此前的社論說得更透：“即使執政黨在選舉中取得勝利，也并不意味著所有政策都能獲得選民的信任。若政府以‘維護國家安全’的名義無限制收集公民隱私信息，社會疑慮恐難消除。”

為什么日本媒體反應這么大？

因為他們知道，這套東西曾經把國家拖進深淵。

三、特高課的血債

特高課，全稱“特別高等警察課”。它不是一個課，是一個時代的陰影。

1874年，日本發生自由民權運動。為鎮壓運動，日本政府設立了“國事警察”。1889年明治憲法頒布后，改稱“高等警察”。1911年，警視廳設立“特別高等警察課”，特高警察正式形成。

九一八事變后，特高課開始在中國淪陷區大規模活動。它以日本駐華領事館警察署為據點，干五件事：

第一，監視中國人的思想動態，取締反日言行。
第二，搜集情報，匯編情報資料。
第三，破壞抗日地下組織，偵捕審訊處理特工人員。
第四，監視偽高官言行。
第五，進行策反、誘降等活動。

特高課的頭目，叫土肥原賢二。他手下有兩個人，一個叫川島芳子，一個叫南造云子。

土肥原賢二在沈陽和哈爾濱開了大量妓院，以妓院為掩護搜集情報，并用鴉片控制手下的中國和白俄情報人員。

川島芳子長期在天津、北平、東北活動，七七事變后，在日本政府指使下導演策劃了汪偽政府。

南造云子擔任上海日特機關特一課課長，曾摧毀國民黨軍統的聯絡點，誘捕數十名軍統特務。

特高課的“思想對策”主任宇津木孟雄，曾起草一份《以哈爾濱為中心的一齊檢舉共產黨計劃一覽表》，在齊齊哈爾、哈爾濱等地同時實行大逮捕。被捕者大多是教育界、報界的愛國人士，多人被迫害致死。

二戰結束后，土肥原賢二被列為甲級戰犯，被絞刑處死。川島芳子1948年被處決。南造云子1942年在上海被軍統特工擊斃。

這些人的名字，寫滿了中國人的血債。

四、“復活舊體制”

中國現代國際關系研究院東北亞研究所所長樊小菊，對日本設立國家情報局的定性只有四個字：“復活舊體制”。

圖源：日經新聞網

她說：“從目標、任務、職能看，‘國家情報局’和特高課確有相似之處。考慮到當前日本政治右傾化顯著加劇，以及被過度渲染的‘危機意識’、濃厚的排外氛圍，日本這一動向確實令人擔憂。”

中國社會科學院日本研究所外交研究室副研究員的分析，把這條邏輯拆得更細：

第一層，破解情報碎片化頑疾，提升決策效率。長期分散的情報，以后歸首相統一協調。

第二層，強化首相官邸集權，鞏固右翼執政根基。新設的國家情報會議與國家安全保障局平級，同屬內閣官房直屬機構，均直接對首相負責，形成外交、安全、情報三大領域的首相直管格局。

第三層，配合安保政策轉向，為海外軍事行動鋪路。近年來日本接連突破和平憲法、大幅增加防衛預算，強大的情報體系可為兵力投送、海外行動提供精準保障。

第四層，深度嵌入美國亞太情報體系。3月12日，日本共同社爆出消息：日美計劃擴大機密情報共享范圍。日本試圖成為美國在亞太情報架構中的關鍵節點。

四個層次，一層比一層深。

在野黨也坐不住了。“中道改革聯合”代表小川淳也直言：“國家情報局搜集的情報，存在被政治利用的風險。”

五、權力集中與外交轉向

情報改革的本質，是權力集中。

過去，日本情報體系長期被詬病為“情報孤島”。外務省有國際情報局，防衛省有情報本部，警察廳有國際犯罪調查局，法務省有公安調查廳——各自為政，互不共享。

現在，高市早苗要把它們統一起來。

這背后有2025年的伏筆。那一年，她在競選綱領中提出設立“國家情報局”構想。同年10月，自民黨與維新會簽署的聯合執政協議中，明確寫入了這一政策。

2026年3月，法案通過。7月，機構組建。年內，日本首個“國家情報戰略”出爐。

這條時間線，跑得比想象中快。

為什么這么急？

中國社會科學院日本研究所的學者點透了：這是為強硬安保路線搭建制度平臺，將使日本在臺海、東海、南海摩擦中更易借助情報共享、海空監視、基地支援等方式介入，既提升反應速度，也增加誤判風險，進而推高亞太地區安全緊張態勢。

配合的是日本近年來的一系列動作：松動“專守防衛”、推動“反擊能力”、增加防衛預算、部署1000公里導彈。

情報，是所有這些動作的眼睛。

六、幽靈歸來

2026年3月，日本設立國家情報局。

1940年，日本把內閣情報部升級為內閣情報局。

1936年，二二六事件，軍部法西斯確立“一旦有事論”。

90年前的邏輯，正在一步一步落地。

《信濃每日新聞》的社評里有一句話，值得再讀一次：

“日本不應重蹈這樣的覆轍。戰后日本之所以沒有建立統一集中的情報與治安機構體系，與日本憲法所倡導的和平主義理念有著密切關系。”

《東京新聞》的社評里也有一句話：

“二戰前及戰爭期間，日本憲兵、特高警察曾對國民實施嚴密監視，殘酷打壓反戰與不配合的民眾，最終將日本拖入災難，這段歷史絕不能重演。”

日本媒體比誰都清楚，這套東西曾經把國家帶向哪里。

土肥原賢二被絞刑處死的時候，川島芳子被處決的時候，南造云子被擊斃的時候，特高課解散的時候——那時候的日本，以為那個時代結束了。

80年后，它換了一身衣服，又回來了。

首相坐鎮，閣僚參與，局長統籌。不叫特高課，叫“國家情報局”。不叫“思想對策”，叫“綜合協調權”。

但本質是一樣的。

那個曾經被釘在歷史恥辱柱上的“幽靈”，又披著現代官僚機構的外衣“回來”了。

它能走多遠？沒有人知道。

但有一件事是確定的：

1940年的路，日本走過了。2026年的路，日本正在走。

歷史不會重復，但會押韻。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