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設計了中國最有尊嚴的建筑，卻在竣工前倒下，未婚妻削發為尼

他35歲死去，沒見過自己最重要的作品竣工。

他的未婚妻28歲削發為尼，終生未嫁。

而他留在世上的那兩棟建筑，至今仍是中國人心中最莊嚴的地方。

——《壹》——

很多人不知道，1894年出生在天津的呂彥直，父親是李鴻章"三循吏"之一的五品官員呂增祥，這個身份在當時算得上體面。

但呂增祥在呂彥直7歲那年就去世了，一切體面隨之煙消云散。

7歲喪父，這是一種很難描述的處境，家道沒有立刻垮掉，但那種安全感徹底沒有了，后來是二姐呂靜宜帶著他離開天津，跟隨二姐夫嚴伯玉去了巴黎。

嚴伯玉當時是清政府的駐法參贊。

算是有正式職務的人，照理說日子不會太難過，但呂彥直在巴黎的那段歲月，記下來最讓人印象深刻的一個細節是。

他在歌劇院門外給洋人擦汽車，用來貼補書費和雜費。

一個中國官員的外甥，跑到歐洲首都的街頭擦車，這件事沒有任何悲情，但它說明了一件事，他從來不等別人來救他。

在巴黎待了六年，少年呂彥直見過盧浮宮，見過西方建筑最正統的樣子。

1911年，他回國考取了清華學堂留美預備部，兩年后拿到公派留學資格，去了美國康奈爾大學讀建筑學，康奈爾的建筑系在當時是全美頂尖的，這不是一個普通的去處。

他在那里讀書，不是走馬觀花，而是徹底鉆進去了。

1918年12月，呂彥直拿到康奈爾大學建筑學學士學位，隨即進入紐約墨菲建筑師事務所，墨菲這個名字在今天的中國建筑史里經常出現。

因為他主持了燕京大學和金陵女子大學的校園設計。

而呂彥直就是他的助手之一，在墨菲手下工作，等于把中國傳統建筑的西化改造流程看了個透，用什么鋼筋混凝土的骨架，外面怎么套上中式的皮。

這套方法論，他在后來的人生里用到了極致。

1921年初，他27歲，決定回國，走的時候沒有直接坐船，特意繞了一趟巴黎，在盧浮宮，他遇見了后來的長期合作伙伴黃檀甫。

這次偶遇沒有什么特別戲劇性的成分。

但兩個中國留學生在西方最頂級的博物館里相遇，后來一起建了中國最重要的紀念建筑，這個結構本身就很說明問題。

——《貳》——

回國后，呂彥直在上海扎下來，先在東南建筑公司做事，后來和人合伙開了真裕建筑公司，再后來干脆自己開了彥記建筑事務所。

這是中國建筑師自己開辦的早期事務所之一。

在外國建筑公司壟斷中國大型項目的年代，這一步邁出去，本身就需要一些勇氣，1925年，一場建筑競賽改變了所有人的判斷。

這年3月，孫中山在北京病逝。

國民黨總理葬事籌備委員會決定，向海內外公開懸獎征集陵墓設計方案，這是中國歷史上第一次向全世界懸獎征集建筑設計。

換句話說，在此之前，中國但凡有一點規模的大型建筑，幾乎都是外國人操刀的。

呂彥直報名參賽，那年他31歲，在建筑界談不上什么名氣，對手里有外國事務所，有已經成名的中國建筑師，他屬于陪跑的那類人。

但他不是真的去陪跑的。

參賽期間，他多次穿越滬寧之間的戰火封鎖線，反復登上紫金山中茅山南坡去踏勘地形，當時正是軍閥割據時期，交通中斷是常有的事。

從上海去南京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他去了不止一次，每次都為了看那塊地，看那座山，看那個角度，1925年9月20日，孫中山家屬與葬事籌備委員聯席會議評定結果。

呂彥直的設計圖獲得一等獎，評語是"結構精美雄靜，一望令人生凄然景仰之情"。

9月27日最終確認，采用他的方案，從空中俯瞰，整個陵園的輪廓是一口警鐘，這個意象不是隨便選的，孫中山自己一生都在強調喚醒民眾，警鐘這個形狀是有來歷的。

藍色琉璃瓦頂，而非皇帝專用的黃色。

也是一個主動的選擇，它要區別于帝制，它要告訴來者，這是另一個時代的建筑邏輯，消息傳出，震動建筑界。

一個31歲的中國人，在公開競賽中打敗了外國事務所。

拿下了當時中國最重要的紀念建筑項目，梁思成后來寫道，這是"近代國人設計以古代式樣應用于新建筑嚆矢，適足以象征我民族復興之始也"。

——《叁》——

1926年，廣州那邊又開了一個競賽，中山紀念堂及紀念碑設計征集，《廣州民國日報》刊登征集公告的時候，呂彥直已經在生病了。

但他還是參了賽，再次拿了一等獎。

同年11月，他受聘擔任廣州中山紀念堂、紀念碑的建筑師，兩個"中山"項目，都在他手里，這在旁人看來是莫大的榮耀，但在1926年底。

這意味著一個生了病的人要同時扛起兩座建筑的全部責任。

1926年3月12日，中山陵奠基典禮在南京舉行，呂彥直沒有去，就在典禮前兩個多月，他閉門謝客，晝夜不停地趕制全部工程詳圖。

體力和腦力都已經透支到了極限。

奠基這么重要的時間節點，他連去的力氣都沒有了，但他沒有停下來，作為中山陵的責任建筑師，他同時還承擔著"承包商證人"的職責。

他不只是一個畫圖的人，他是整個工程的最終技術責任人。

他對材料的態度幾乎到了偏執的程度，每一種建筑材料，除了按指定商標和產地采購之外，還必須送去南洋大學做測試，超過美國標準才簽字準用。

整個工程的核心決策權，始終握在遠在上海養病的呂彥直手里。

他還在參與南京首都規劃設計草案的擬定工作，1928年初，醫院給出了診斷結果：肝癌，肝癌在今天仍然是兇險的病。

在1928年的醫療條件下，這基本上是一紙死刑判決書，他當時34歲。

他沒有放下工作，他繼續在上海遙控著中山陵的收尾工程，繼續推進廣州中山紀念堂的方案，1929年1月15日，廣州中山紀念堂、紀念碑舉行奠基典禮。

他委托黃檀甫作全權代表出席，自己躺在上海的病床上遙祝工程順利。

1929年3月18日凌晨，呂彥直在上海去世，35歲，中山陵在他死后第72天竣工，那個鑲著藍色琉璃瓦、形如警鐘的陵園，他沒有親眼見過落成的樣子。

——《肆》——

嚴璆是嚴復的二女兒，嚴復何許人，不需要介紹，《天演論》的譯者，晚清最重要的啟蒙思想家之一，嚴璆從小在這樣的家庭里長大。

和呂彥直青梅竹馬，書信往來，后來訂了婚約。

婚約訂下了，但婚禮一直沒辦，呂彥直太忙，或者說，他始終覺得自己還沒到可以停下來成家的時候，中山陵的競賽，中山紀念堂的委托，首都規劃的參與。

一件接著一件，婚期就這么一再推遲。

1928年初，確診肝癌之后，呂彥直給嚴璆寫了信，信的內容史料沒有完整保留，但意思是清楚的：他讓她不要再等，另配新君，再覓幸福。

嚴璆沒有答應，1929年3月18日，呂彥直去世的消息傳到北京。

嚴璆悲痛欲絕，不久之后，28歲的她在北京西郊出家，削發為尼，法名秋妙，此后數十年，她輾轉經香港去了臺灣，終生未嫁，香消海峽彼岸。

1929年6月，《國民政府公報》第一八九號頒發褒揚令。

以政府名義正式褒獎呂彥直的貢獻，同時撥給營葬費兩千元，這是中國歷史上政府以正式命令褒獎建筑師的第一次。

在那之前，也在那之后，再沒有過同樣的先例。

1930年5月，總理陵園管理委員會通過決議，在中山陵奠基室內為呂彥直立碑，石碑上半部是他的半身像，由捷克著名雕刻家高祺制作。

這是中國迄今為止為建筑師樹立的唯一一塊紀念碑，只有一塊，至今仍然只有一塊，他35歲死去，留下兩棟建筑，留下一個出家的未婚妻，留下一塊孤零零的紀念碑。

那口警世之鐘，至今還掛在南京的山上。

主要參考信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