跟自家總統對著干？美國加州公開拒絕：特朗普要降價我偏不買賬

美國加利福尼亞州正拒絕將廣受歡迎且療效顯著的減肥藥物納入針對低收入群體的醫療保障范圍——外界認為，此舉或許是為了有意阻撓致力于降低藥價的唐納德·特朗普總統。

這一決策的直接后果是，只有那些具備自費購買抗肥胖藥物能力的患者，才能享受到這些醫療紅利。所謂的“可負擔性”在此顯得蒼白無力。

爭論的焦點集中在GLP-1類藥物上，例如Zepbound和Wegovy。這類藥物被認為是數十年來在肥胖癥治療領域最具突破性的醫學進展之一。

對于數以百萬計的美國人而言，這些藥物若能與合理的飲食和規律的運動相輔相成，將顯著改善健康狀況，減輕過度肥胖，并大幅降低罹患心臟病、糖尿病、中風及某些癌癥等嚴重慢性疾病的風險。

健康飲食、規律運動以及充足睡眠等生活方式的調整，已被公認為減輕肥胖和保持健康的有效途徑。對部分群體而言，單憑生活方式的改變往往捉襟見肘。在這些情況下，GLP-1類藥物為患者提供了對抗這種慢性疾病的又一利器。如果任由肥胖癥發展，必將引發長期的健康并發癥并帶來沉重的醫療負擔。

將抗肥胖藥物納入醫療保障，無疑為各個階層的民眾提供了另一種通過控制肥胖來維持健康的可行路徑。

因此，加州決定終止加州醫療補助計劃對用于治療肥胖癥的GLP-1類藥物的覆蓋，對這個“黃金之州”的居民而言，無疑是一個令人擔憂的倒退。

這一舉措剝奪了工薪階層和低收入家庭通過有效且可負擔的方式改善健康、避免其他并發癥的權利。

其后果是形成了一個雙軌制的醫療體系。經濟寬裕的患者可以通過私人保險或自費獲取這些藥物。

許多低收入的加州民眾將徹底失去這項保障。那些面臨肥胖相關并發癥極高風險的群體，在預防這些疾病時將面臨選擇匱乏的困境。

加州的這一決定與特朗普總統的努力背道而馳，這或許并非巧合。特朗普政府近期與GLP-1藥物制造商達成合作，旨在擴大享有醫療保險的老年人以及依賴醫療補助計劃的低收入美國人的藥物可及性。

在特朗普政府通過擴大安全網向前邁進一步的同時，那些取消藥物保障的州卻在開倒車。僅僅為了再次抵制特朗普政府，就將加州民眾的健康置于險境，這真的值得嗎？

取消GLP-1藥物保障的理由據稱是出于預算考量。僅僅盯著眼前的價格標簽，卻忽視了更宏大的財政現實。肥胖癥已經導致醫療補助計劃在糖尿病、心臟病、中風、腎衰竭及殘疾等方面的支出高達數十億美元。及早治療肥胖癥，有助于避免這些完全可以預見且可控的開銷。

州醫療系統治療肥胖相關疾病的長期成本，遠遠高于為能夠預防這些疾病的藥物提供保障的成本。

那些現在取消藥物保障的州，未來可能面臨更高的醫療補助支出，而非更低。事實上，美國國會聯合經濟委員會估計，患有嚴重肥胖癥的個體每年會產生9591美元的額外醫療費用。現在為療效確切的減肥藥物提供保障，才能在未來更好地控制醫療補助成本。

此外，這也引發了公共安全方面的擔憂。當患者失去對美國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批準藥物的保障時，一些人可能會轉向這些療法的仿制替代品。FDA曾發出警告，指出“復合藥物對患者造成的風險高于FDA批準的藥物”。這使患者暴露在由非法分子帶來的嚴重安全風險之中。

許多非法分子來自其他國家，他們試圖利用高漲的需求，通過銷售不合格的偽劣產品來從美國人身上牟取暴利。

正如近期圍繞HIMS公司的爭議所揭示的那樣，仿制藥制造商正急于剝削那些在藥物可負擔性上苦苦掙扎的患者。而醫療補助計劃的覆蓋本可以避免這種不必要的風險。

我們都必須認識到，肥胖是一種慢性疾病，而非個人的道德缺陷。醫療補助計劃常規覆蓋其他慢性疾病的治療，因為預防和疾病管理是明智的公共政策。對肥胖癥采取不同的標準，不僅傳遞了錯誤的信息，也破壞了將其作為嚴重健康問題來對待的努力。

醫療補助計劃的初衷是確保弱勢美國群體能夠獲得醫療上必要的護理。拒絕為有效的肥胖治療提供保障，違背了這一使命。政策制定者面臨著明確的選擇：要么現在投資于預防，要么未來為并發癥買單。

限制GLP-1類藥物的可及性，或許能在短期內平衡資產負債表，但從長遠來看，這無疑將更大的成本轉嫁給了患者和納稅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