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譯｜印已深陷三面包圍，美“扶印遏華”沒希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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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沃爾夫岡·彼得曼

編譯|余佳軒

編譯審核| 王嬌楊

本期編輯|宋可馨

本期審核 |朱依林 陳玨可

編者按

本文剖析孟加拉國外交轉向對印度戰略安全及臺海局勢的潛在影響。哈西娜下臺后，孟加拉國迅速調整對印外交取向，印孟互信崩塌。印度正從傳統“兩線困境”滑向“三線包圍”——北有中國，西有巴基斯坦，東邊則是向中巴靠攏的孟加拉國。通常討論臺海局勢，人們的焦點多集中在中國大陸、臺灣地區、美國、日本等直接相關方，但一個被低估的關鍵變量是印度能否在中國西南方向持續制造戰略不確定性。當前，孟加拉國正在嵌入一個“中國裝備、巴基斯坦經驗、孟加拉國列裝”的三邊防務體系。若印度的戰略精力被這三條戰線稀釋，其在臺海危機中牽制中國的能力將大打折扣。由此，作者對美國提出直白警示：若想維持對華威懾，美國就必須把孟加拉國當作戰略“鉸鏈”重新經營。這種“經營”不能止于價值觀說教，必須拿出真正的替代方案：一是安全工具，為孟提供中國方案之外的軍備選項；二是經濟工具，在孟從“最不發達國家”行列“畢業”的關鍵期，通過優惠貿易、市場準入及與安全掛鉤的經濟安排，降低其對中國融資與軍工體系的依附。美國的目標不一定是將孟加拉國拉入自己陣營，而是要避免其被鎖進中巴安全架構。南亞研究通訊特編譯此文，供各位讀者批判參考。

圖源： 孟加拉國智庫“治理研究中心”（CGS）

一、印孟關系的裂痕

印度長期以來對哈西娜的支持，為如今兩國關系的緊張埋下了伏筆。許多孟加拉民眾將新德里的支持視為對wei權統治的默許，這激起了公眾的憤怒，到2024年初，這種情緒導致了“印度滾出去”（India Out movement）運動的興起，以及對印度干涉內政的廣泛抗議。當哈西娜在鎮壓學生領導的抗議活動失敗后逃往印度避難時，新德里接納她的決定又成了另一個爭議點。隨后，穆罕默德·尤努斯（Muhammad Yunus）領導下的孟加拉國臨時政府主持了法庭程序，最終對哈西娜作出缺席判決，判處其死刑。新德里稱其接納哈西娜的決定是出于人道主義考慮；達卡則將此判決視為“過渡期正義”。這一爭議，加上多年積累的公眾不滿，使得兩國關系陷入了充滿怨恨和不信任的僵局。

這種不信任正日益體現在防務關系上。2025年5月，孟加拉國取消了一份與印度國有企業加登里奇造船工程有限公司簽訂的合同。該合同價值2100萬美元，原計劃為孟加拉國海軍建造一艘800噸級的拖船。這是印度對孟防務合作中首個也是唯一一個被正式取消的項目。該項目曾被吹捧為新德里提供的5億美元信貸額度下的旗艦項目，然而，在該框架下討論的其他項目，包括海岸雷達系統、海軍后勤艦艇和陸軍平臺，均未見實質性進展。

采購凍結的同時，行動層面也是如此。自哈西娜下臺以來，印度和孟加拉國沒有再舉行過任何雙邊陸軍演習。兩國的“團結”（SAMPRITI）旗艦陸軍演習自2023年10月第11屆演習后便未再恢復，打破了過去十年定期舉行的慣例。與此同時，中國宣布中國軍隊將于2024年5月赴孟加拉進行首次雙邊反恐訓練。雖然報道尚未證實該訓練是否確實發生，但這一宣布本身就已表明，達卡對非印度主導的安全伙伴關系正展現出越來越開放的態度。

二、海上層面的影響

隨著新德里影響力的減弱，北京和伊斯蘭堡迅速采取行動，填補了合作的空缺。2024年底，孟加拉國臨時政府向巴基斯坦軍械廠訂購了其有史以來最大規模的炮彈，超過4萬發，據報道是2023年采購量的三倍多。到2025年8月，合作進一步擴大：孟加拉國軍需局局長法伊祖爾·拉赫曼（Faizur Rahman）中將前往拉瓦爾品第，會見了巴基斯坦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薩希爾·沙姆沙德·米爾扎（Sahir Shamshad Mirza）將軍，并參觀了主要國防生產和訓練設施，這表明其有意將軍事和工業聯系制度化。

2025年10月，米爾扎訪問達卡，與孟臨時領導人和高級軍官進行會談，雙方強調擴大軍官交流、反恐和網絡防御訓練，并深化海上及空中合作。11月初，巴基斯坦海軍艦艇“賽夫”（Saif）號停靠吉大港，這是50多年來巴基斯坦海軍艦艇首次訪問孟加拉國。此后不久，塔克西拉重型工業公司董事長沙基爾·烏拉·哈塔克中將（Shakir Ullah Khattak）與達卡方面就升級孟加拉國擁有的中國產59式和69-IIG式坦克進行了討論，進一步鞏固了防務工業轉向。

米爾扎訪問的時機還有另一層意義值得注意。除了據報達卡正討論采購多達48架巴基斯坦組裝、中巴聯合研發的JF-17戰斗機（四代戰機）之外，作為其“2030軍隊目標”（Forces Goal 2030）軍隊現代化計劃的一部分，孟加拉國還批準了一項計劃——到2027年以22億美元采購20架中國制造的殲-10CE戰斗機（更大、更快的四代戰機）、地對空導彈和雷達系統。目前全球僅有中國和巴基斯坦兩國的空軍裝備殲-10C系列戰機。這一細節表明，如果該交易達成，孟加拉國將繼承什么：由北京塑造、并在伊斯蘭堡優化的訓練體系、后勤依賴和作戰條令。

第一，在巴基斯坦2025年與印度的沖突后，殲-10CE被作為經過實戰檢驗的戰機進行宣傳。該沖突中，巴基斯坦的殲-10CE配備霹靂-15導彈，據報在與“陣風”戰機的對抗中表現優異。如果孟加拉國使用相同的系統進行訓練，并可能得到巴基斯坦的支持，中國實際上就等于將一個經過實踐檢驗的空戰體系擴展到了印度的“東部側翼”。

第二，這種三方模式——中國裝備、巴基斯坦技術、孟加拉國列裝——形成了一個事實上的戰略協同，可能使印度的防空以及情報、監視和偵察規劃復雜化。如果孟加拉國加深對同一系列戰機、導彈和雷達的依賴，就將三國在共享戰術、維護程序以及有限的后勤或情報合作上打開大門。對印度而言，這意味著其將面臨更大壓力，需要將注意力和資源分散到兩條戰線，而非僅將西部戰線作為主要方向。

第三，巴基斯坦的殲-10CE項目為北京提供了一個難得的窗口，得以觀察一支受美國訓練、以西方為導向的空軍，是如何在實戰條件下使用中國裝備的。幾十年來，巴基斯坦空軍嚴重依賴美國制造的F-16戰機以及與美軍相關的訓練，塑造了一種西方式的戰術和作戰文化。通過持續的中巴訓練和演習，中國汲取了融合經驗教訓——即當由受西方受訓的飛行員操作、在與西方來源裝備的對抗中，中國的傳感器、武器和指揮控制系統表現如何。如果孟加拉國采用相同的體系，它不僅是在購買戰機，更是在融入一個中巴兩國可以長期共同迭代和標準化的作戰生態系統。這不僅與印度息息相關，也有助于了解中國軍隊如何研究未來涉及美國及盟國空軍的沖突。

就北京而言，它很可能將這種動態視為鞏固其更廣泛地區架構的契機。巴基斯坦已是中國最大的武器進口國：2020年至2024年間，中國約三分之二的武器出口流向了伊斯蘭堡。而孟加拉國現在已是第二大接收國，中國裝備占其武器進口的近四分之三。其結果是形成了一個更加緊密的防務依賴網絡，使孟加拉國被納入一個由北京塑造、在伊斯蘭堡優化的采購與訓練體系之中。正如印度國防參謀長阿尼爾·喬漢（Anil Chauhan）上將于2025年7月警告的那樣，“中國、巴基斯坦和孟加拉國之間存在利益趨同的可能性”，這“對地區穩定和安全動態構成安全影響”。雖然孟加拉國獲得了先進的航空技術，但這種轉變也帶來了聲譽風險，并使印度的防務規劃復雜化。

五、重新審視美國對孟加拉國的戰略

2025年《國家安全戰略》闡明了孟加拉國為何對南亞以外的地區也至關重要，指出中低收入國家是關鍵戰場，而中國的影響力已經在其中改變著力量平衡。

重新調整美國政策的有效起點是《一體化國家戰略》（Integrated Country Strategy）。作為由駐外使團團長領導的、華盛頓為各個大使館制定的核心規劃文件，它將國家目標與《國家安全戰略》和《聯合地區戰略》（Joint Regional Strategies）相銜接，同時協調國務院和其他美國機構的工作。原則上，它向合作伙伴傳達的信息是，美國的接觸是有意圖、連貫且持續的。然而，截至2026年2月，美國仍未形成一項能夠反映當前動態局勢的實施戰略。2024年曾發布一份更新版本，但因華盛頓的政策調整隨后被撤回，導致目前仍在沿用2022年的正式指導文件，而當時的孟加拉國與今天已截然不同。

那份更新后的戰略本應認真對待孟加拉國的安全關切，并將其空軍需求視為戰略機遇，而非簡單地將其視為注定流向北京的成本。達卡對殲-10CE戰機的興趣，部分源于其缺乏地緣戰略縱深、鄰國緬甸不斷擴充的米格-29、JF-17和蘇-30戰機庫存，以及應對這一認知威脅的需要。孟加拉國推進“2030年部隊目標”，反映了其對領空控制、邊境安全以及維和人員與海岸線安全的真切焦慮。

解決孟加拉國安全關切的一個尚未充分利用的工具是“超額防衛物資”計劃（Excess Defense Article, EDA），孟加拉國在這方面已經與美國有了大量的合作記錄。根據《對外援助法》（Foreign Assistance Act）和《武器出口控制法》（Arms Export Control Act），“超額防衛物資”允許將被宣布為過剩的美國裝備，以很少或零采購成本轉讓，接收方主要支付運輸和翻新費用。達卡已成為該計劃最成功的受益者之一：通過該計劃獲得4架C-130E運輸機和20臺T56發動機，并通過一項1.8億美元的對外軍售（ Foreign Military Sales, FMS）得以翻新；兩艘前美國海岸警衛隊“漢密爾頓”級巡邏艦成為孟加拉國海軍艦艇“索姆德拉·喬伊”（Somudra Joy）號和“索姆德拉·阿維揚”（Somudra Avijan）號；50輛防地雷反伏擊裝甲車也被用于保護在馬里的孟加拉維和人員。除“超額防衛物資”外，達卡還通過對外軍售采購了包括RQ-21“黑杰克”無人機在內的美國高端裝備。這些案例表明，達卡能夠管理使用美國裝備所帶來的后勤、訓練和維持保障需求，同時以遠低于全新采購成本的價格獲得顯著作戰能力。

原則上，類似的邏輯可以應用于高端能力領域。美國空軍正計劃從2026年開始，用48架F-35A戰斗機替換部署在三澤基地的36架F-16CM Block 50戰斗機，這是東北亞更廣泛現代化和態勢調整的一部分。雖然其中一些F-16已經重新部署至烏山基地，并預計將在那里服役到本世紀40年代，但隨著F-35持續生產，其他F-16很可能會被列為剩余物資。部署在三澤基地的F-16將提供一個經過驗證的平臺和可靠的維持保障支持。如果華盛頓愿意指定一批此類戰機為超額物資，孟加拉國可能成為一個可行的接收國，并效仿印度尼西亞的模式。2011年，雅加達通過“超額防衛物資”獲得了24架F-16C/D Block 25超額戰機，并通過一項價值7.5億美元的對外軍售計劃資助了它們的重新啟用和升級，包括新雷達、任務計算機和其他系統。對達卡而言，采用一個類似的“超額物資+升級”模式，配備APG-83有源相控陣雷達、新型電子戰套件、Link-16數據鏈并延長期使用壽命，其成本幾乎肯定低于目前據稱計劃花費約22億美元購買20架中國J-10C戰斗機的方案。

現實來看，這樣的選項會附帶重要的先決條件。轉讓現代F-16戰機幾乎必然需要與美國政府達成《軍事情報保護協定》（General Security of Military Information Agreement）或類似協定。這類協定規定了合作伙伴如何保護美國機密軍事情報的規則，也是共享現代F-16中敏感的任務系統等信息的先決條件。因此，對孟加拉國而言，轉向F-16意味著在信息安全、反間諜以及美國技術的物理保護方面承擔新的義務。

無論華盛頓最終是否選擇走到那一步，達卡已經證明了它能夠通過“超額防衛物資”計劃消化美制裝備，保持其作戰狀態，并以符合自身和美國利益的方式加以運用。一個精心設計的F-16方案，在政治條件改善和健全信息安全框架前提下，將傳達出這樣的信號：華盛頓愿意為中國戰斗機提供一個高價值的替代選項。對于一個以價值和多元化而非意識形態來構建國防選擇的政府而言，一個成本更低、能滿足其空軍關切的F-16路徑，可能成為應對北京殲-10戰機的可信的替代方案。

然而，F-16并非唯一選項。華盛頓應從“同心圓“策略”著眼：既追求讓孟加拉國列裝美制戰機的“重大勝利”，也爭取實現“小范圍突破”，即推動達卡選購非中俄制造的西方戰機，從而強化其與西方的聯結。孟加拉國空軍2025年12月與意大利萊昂納多公司就引進“臺風”戰斗機以替換其殲-7和米格-29機隊簽署的意向書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美國可以利用第三方轉讓審批、出口信貸工具和對外軍事融資，提高“臺風”等西方競標方案的競爭力，特別是將美國的武器、傳感器或數據鏈融入美孟訓練和演習的情況下。此類支持同樣適用于其他符合孟加拉國預算和基礎設施要求、且能夠避開中俄供應鏈的西方機型。

在安全合作之外，華盛頓可同步推進經濟議程，助力孟加拉國應對2026年11月從“最不發達國家”畢業、升格為中等收入國家過程中的貿易轉型。對美國而言，孟加拉國的轉型既是經濟問題，也是安全問題。孟加拉國仍能獲得世界貿易組織技術援助，但不再享有同等培訓及能力建設計劃。若因逐步喪失特定關稅優惠而削弱出口收入，達卡的財政空間將被壓縮，使其更依賴中國信貸，并使中國防務融資與軍售更具吸引力。反之，若與華盛頓建立可持續的貿易關系，孟加拉國將獲得更大的空間實現多元化，既能逐步疏離中巴防務產業鏈，又能在相對經濟穩定的態勢下審視美國在剩余防務物資、海上安全及情報共享等領域的合作方案。

美國市場對孟加拉國至關重要，且正處于政策敏感期。甚至在“畢業”之前，以成衣為主的孟加拉國對美出口就面臨著平均約35%的關稅總額。孟加拉國已試圖通過承諾加大采購美國棉花和小麥，并對更廣泛的貿易讓步表現出開放態度來緩沖影響，但目前其服裝業仍然極易受到美國關稅政策的影響。孟加拉國商務部已開始通過設立分委會來制定行動計劃，并將自由貿易協定作為其戰略核心。孟加拉國目前僅與不丹簽署了雙邊特惠貿易協定，但正積極推進與歐盟、日本、印度、中國等方的協定談判，其政策文件也一直將美國列為優先伙伴。

順應這一趨勢，下一步自然是在當前的關稅談判基礎上，制定一個適合孟加拉國“畢業”時間表的分階段貿易方案。美國可提供優惠關稅，以換取孟方在特定領域的市場開放，尤其是在航空和數字服務領域——這些領域不僅涉及美國企業與軍民兩用技術，更與物流、通信及網絡韌性等更廣泛的安全目標相互交織。此外，華盛頓可以將這一安排嵌入一個更深化貿易協議的路線圖中，并輔以一個安全合作的并行軌道，其中可能包括海上態勢感知和防務相關協議。這樣的方案雖無法讓孟加拉國完全免于經濟地位畢業帶來的沖擊，但能緩解其在最重要市場上調整期的陣痛，降低其對中國融資與軍備的依賴慣性，并將孟加拉國的長期經濟軌跡錨定在橫跨貿易和國防的更廣闊美孟伙伴關系框架內。

作者簡介：沃爾夫岡·彼得曼（Wolfgang Petermann），美國陸軍外事軍官，現任職于國防情報局，曾在美國駐達卡大使館任職。他畢業于孟加拉國國防服務指揮與參謀學院，并持有斯坦福大學東亞研究中心、孟加拉國專業大學和諾維奇大學的碩士學位 。

本文編譯自“戰爭困境”（War On The Rocks）網站2026年3月5日文章

原標題為The Bay of Bengal Flank: India’s Three-Front Dilemma and Its Implications for Taiwan，原文鏈接： https://warontherocks.com/2026/03/the-bay-of-bengal-flank-indias-three-front-dilemma-and-its-implications-for-taiwan/

本期編輯：宋可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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