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古代帝王巡幸史上,秦始皇與乾隆皇帝是兩座風格迥異的豐碑。前者五次出巡,奠定了統一多民族國家的基石;后者六下江南,卻成了清王朝由盛轉衰的注腳。兩代帝王,同樣的“巡游”,卻有著天壤之別。若以歷史的眼光審視,秦始皇的巡游堪稱功在千秋的開拓之舉,而乾隆的南巡則是一場以“盛世”為名的揮霍盛宴——從功績到影響,乾隆被秦始皇全面碾壓,毫無懸念。
一、出巡目的:開疆拓土與縱情山水
秦始皇出巡的首要目的,是鞏固新生的大一統帝國。據《史記》記載,秦統一后,“東南有天子氣”的讖言廣為流傳,六國舊貴族對秦的仇恨根深蒂固。張良刺秦、高漸離筑擊等刺殺事件,更讓秦始皇深感東方之地的潛在威脅。然而,秦始皇的應對不是退縮,而是主動出擊。他五次巡游,四次東巡,將秦朝的威儀宣示于東海之濱。正如張夢晗在《“東南有天子氣”與秦始皇東游》中所言,秦始皇東游“企圖以破壞‘天子氣’的厭勝方式,震懾不服其統治的楚人”,雖未能阻止秦亡,卻開創了帝王以巡游整合疆域的先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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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為重要的是,秦始皇通過巡游實現了文化與疆域的雙重整合。他在瑯邪刻石中宣稱“六合之內,皇帝之土。西涉流沙,南盡北戶。東有東海,北過大夏”,首次以官方文書的形式確立了堅持國家統一的基本政治原則。彭豐文在《秦始皇東巡與秦王朝國家認同的建構》中指出,東巡刻石“首次以官方文書的形式,確立了堅持國家統一的基本政治原則和政治要求”,為后世兩千年的統一多民族國家奠定了思想基礎。秦始皇還通過巡游開發海疆,在瑯邪“徙黔首三萬戶”,在會稽“祭大禹”,將東南沿海真正納入帝國的統治視野。劉鳳鳴在《秦始皇巡視海疆的主要動因》中強調,秦始皇“巡視海疆的主要目的是鞏固和開發沿海的疆土”,開啟了大規模探索海洋的國家行動。
反觀乾隆,其南巡目的則相形見絀。乾隆在《御制南巡記》中宣稱“南巡之事莫大于河工”,但事實卻非如此。左步青在《乾隆南巡》中一針見血地指出,乾隆南巡“主要目的還是為了游山玩水”,所謂“江南名勝甲天下”,正可借機“眺覽山川之佳秀,民物之豐美”。乾隆處處效法康熙,卻只學到了巡游的形式,未學到治國理政的精髓。他打著“法祖省方”的旗號,實則是滿足個人的享樂欲望。當秦始皇在泰山之巔封禪告天、在瑯邪臺前眺望大海時,乾隆卻在揚州瘦西湖畔欣賞煙花三月。兩相對比,境界高下立判。
二、出巡方式:簡樸務實與奢靡無度
秦始皇出巡,雖有規模,但其風格更偏重政治威懾而非個人享樂。據梁葆莉《從秦始皇巡行看秦代的精神探索和文學表現》考證,秦始皇巡游“所到之處大多要祭祀天地、山川、鬼神”,其目的是“整合秦人本土的五帝信仰和山東多神信仰的體系”,政治意圖極為明確。秦始皇在巡游中刻石頌德,宣揚郡縣制,其核心訴求是鞏固大一統。文獻中未見秦始皇在巡游中大肆收受饋贈、奢靡揮霍的記載,反而處處可見其勤于政務的身影——“上至以衡石量書,日夜有呈”,即使在巡游途中也不停處理公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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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比之下,乾隆南巡的奢靡程度令人觸目驚心。據《圣祖五幸江南全錄》記載,乾隆第五次南巡期間,沿途收受官商士紳饋贈不下六十次,兩淮鹽商“爭相報效”,僅修建揚州行宮就耗資數十萬兩。據《康熙南巡與兩淮鹽務》統計,乾隆六次南巡,各項花費總數高達白銀兩千多萬兩。扈從官兵兩千五百余人,用馬五六千匹,征調船只一千多只,沿途興建行宮三十余處。更令人不齒的是,乾隆明明知道南巡勞民傷財,卻仍心安理得地接受鹽商報效。據《關于江寧織造曹家檔案史料》載,兩淮鹽商為迎接南巡,不僅修建行宮,還“捐銀動輒數十萬”,而乾隆則以“該商等踴躍急公”為由照單全收。正如《紅樓夢》中趙嬤嬤所言:“也不過拿著皇帝的銀子往皇帝身上使罷了!”這等虛耗國力之舉,豈能與秦始皇開疆拓土的巡游相提并論?
三、社會影響:奠基偉業與加速衰落
秦始皇的巡游,為后世留下了寶貴的政治遺產。他通過巡游將郡縣制推行至全國,為統一多民族國家的形成奠定了制度基礎。張嵩在《從“頌秦德”看秦始皇的倫理行為》中指出,秦始皇的巡游“加強了秦文化、周文化、楚文化和齊魯文化的交流與融合”,“為以后具有統一風貌的漢文化和漢民族文化心理的形成奠定了觀念上的基礎”。秦始皇還在巡游中確立了中央集權的皇帝制度,這一制度影響了中國兩千余年。譚嗣同曾言“兩千年之政皆秦政”,足見秦始皇開創之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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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秦始皇通過巡游拓展了疆域,開發了海洋。他在瑯邪設立“秦東門”,將東部海疆正式納入帝國版圖;他南巡至云夢、湘山,為后來南征百越、設立南海三郡奠定了基礎。這些舉措,使中國真正成為“東至海暨朝鮮,西至臨洮、羌中,南至北向戶,北據河為塞”的遼闊帝國。正如李贄所言,秦始皇乃“千古一帝”,其功績彪炳史冊。
反觀乾隆,其南巡則成為清朝由盛轉衰的催化劑。劉文鵬在《官民沖突視野下的乾隆南巡》中通過房毓、官貴震、彭家屏等案例,揭示了南巡如何激化官民矛盾。地方官員借辦差之名橫征暴斂,百姓申訴無門,而乾隆則“堅決地站在官員的立場上”,對叩閽百姓施以高壓鎮壓。這種以“盛世”為名的掠奪,使得“盛世”成為虛假的泡沫。
更為嚴重的是,南巡耗費了巨額財富,加速了吏治腐敗。霍玉敏在《康熙、乾隆南巡異同考》中指出,乾隆南巡“加重了封建政風的敗壞,激化了階級矛盾”,清朝從此由盛而衰。乾隆晚年自己也承認“六次南巡,勞民傷財,作無益害有益”,但為時已晚。當秦始皇用巡游開疆拓土時,乾隆卻用巡游揮霍祖輩積累的財富;當秦始皇的巡游為漢唐盛世奠基時,乾隆的巡游卻為清朝的衰亡埋下了伏筆。
四、結語:歷史的評判
歷史的評判從不因時間的流逝而模糊。秦始皇的巡游,雖帶有時代的局限性,卻以其開創之功澤被后世。他五次出巡,用腳步丈量帝國的疆域,用刻石宣示統一的理念,用郡縣制奠定中央集權的根基。乾隆的南巡,雖有治理河工等些許成效,卻終究無法掩蓋其揮霍無度、禍國殃民的本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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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代帝王,同樣的“巡游”,卻走出了截然不同的歷史軌跡。秦始皇的巡游,是帝國初創時期的拓荒與奠基;乾隆的南巡,則是王朝鼎盛之后的炫耀與透支。前者奠定了中國兩千年的政治格局,后者則敲響了“康乾盛世”的喪鐘。若論功績,乾隆被秦始皇全面碾壓,毫無懸念。這不僅是歷史的評判,更是時代的選擇——真正的“盛世”,從來不是帝王巡游的排場,而是百姓安居樂業的日常;真正的功績,不是揮霍祖輩的遺產,而是為后人留下寶貴的基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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