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書會丨《地泉涌動：“到民間去”與1920年代中國的文化再造》

2026年3月11日晚，北京師范大學社會學院民俗學專業舉辦第八次碩士和博士研究生線上讀書會。本次讀書會圍繞青年學者袁先欣的《地泉涌動：“到民間去”與1920年代中國的文化再造》一書展開。楊靜同學擔任主講人，王小萌同學擔任主持人，張明慧同學和艾莉婭同學擔任與談人。民俗學專業多名碩博生共同參與研討。

一、主講環節

楊靜同學首先解釋了書名的含義。她指出，“地泉涌動”這個名字取自陽翰笙以筆名“華漢”出版的中篇小說集《地泉》。在中國現代文學傳統中，人們常用“水”來比喻普通民眾。“地泉”指的是廣大鄉村、偏遠邊疆的普通人，以及那些被正統歷史遺忘的勞工和少數民族。“涌動”則強調這場運動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一個持續生長、不斷深化的過程。這股力量從中國社會底層像地下泉水一樣涌出來，最終匯成了歷史的大潮流。

楊靜同學接著梳理了“民”這個概念在近代中國的四次關鍵變化。第一次是傳統中國時期，“民”是王朝治理下的“子民”。第二次是晚清時期，梁啟超的《新民說》把“民”重新定義為現代民族國家的“國民”。第三次是五四新文化運動時期，李大釗發表《庶民的勝利》，周作人提倡《平民文學》，“庶民”和“平民”的范疇正式誕生。第四次是1920年代大革命時期，“民”的內涵進一步聚焦為“民眾”和“工農”。

與“民”的概念演變同步，“民間”這個范疇也經歷了四個階段的變化。第一個階段是1919年到1920年，北大《歌謠周刊》創刊標志著“民間”概念的正式誕生。第二個階段是1920年到1925年，北大風俗調查會的成立推動了“民間”概念的拓展，知識分子開始關注民眾完整的生活方式。第三個階段是1925年到1927年，五卅運動爆發后，“民間”逐漸被政治化，成為革命的核心場域。第四個階段是1927年到1930年，大革命失敗后，統一的“民間”范疇走向分化與崩解。

楊靜同學重點分析了李大釗與周作人代表的兩條不同路徑。李大釗是中國最早的馬克思主義者，也是“到民間去”思潮的重要傳播者。1919年2月，他在《晨報》發表《青年與農村》，號召中國青年效仿俄國民粹派，到農村去。在李大釗的設想中，青年到農村去是一種雙向互動：一方面，青年在和農民的相處中陶冶自身；另一方面，青年把現代文明輸入封閉的鄉村。但楊靜也指出，李大釗的思路仍帶有啟蒙主義局限，他更多強調單向的文化輸入，沒有意識到鄉村自身也有內生的文化形態。

與李大釗的激進實踐不同，周作人走的是溫和的學理路徑。1907年他就接觸了俄國的“到民間去”口號，1918年又把它重譯為白話。但當周作人真正面對現實中的民間時，他陷入了困境。胡適的批評讓他看清，現實的鄉村不是理想中的樂園，而是充滿鴉片、纏腳和迷信的黑暗世界。周作人無法像李大釗那樣走向社會革命，也無法忽視民間的負面性，最終選擇退回學術與文藝。他開始用英國文化人類學和民俗學的方法，一方面批判民間文化里的愚昧因素，另一方面從民間文學里發掘普遍人性。周作人的思路深刻影響了中國現代民俗學的發展，為這門學科的建立奠定了基礎。

楊靜同學指出，李大釗與周作人代表了“到民間去”運動中兩條不同的路徑，但它們并非絕對對立。這兩條路徑都源于五四對“人”的發現和對“民”的重視，都以改造中國社會為最終目標。隨后，她接著介紹了這場運動的具體實踐。早期歌謠征集活動是這場運動的先聲，1918年北大啟動歌謠征集工作，1922年《歌謠周刊》正式創刊。歌謠運動有兩個核心目的：一是在學術層面，用科學的方法搜集研究民間歌謠，為中國民俗學打下基礎；二是在文藝層面，給新文學運動提供鮮活的素材。顧頡剛的孟姜女故事研究就是一個典型例子。他追溯了這個故事兩千多年的演變過程，提出“不立一真、惟窮其變”的研究方法，把民眾對故事的改編也看作歷史的真實。

1925年的妙峰山調查則展現了文化運動與社會運動之間的裂痕。1925年4月底到5月初，顧頡剛和容庚、容肇祖等人以北大風俗調查會的名義，去妙峰山調查民間進香風俗。這次調查后來被稱為中國現代民俗學史上第一次有組織、有目的的專項田野調查。但調查結果剛要發表，五卅運動就爆發了。學生運動、群眾運動迅速從上海蔓延到北京，一場急風暴雨般的社會運動席卷全國。在這種發動民眾、組織民眾的緊迫現實需求面前，妙峰山調查這種靜態的學術活動顯得格格不入。五卅運動后，顧頡剛也參與過救國團的工作，但最終因為厭惡政黨爭斗，退回了學術領域。

隨著大革命的推進，“民間”成為不同政治力量爭奪的場域。國民黨在1924年一大上確立了“喚起民眾”的核心綱領，但他們仍把民眾當作需要被喚醒、被教育的對象。以毛澤東為代表的共產黨人則把農民看作中國革命的主力軍，深入農村組織農會，開展土地革命，讓農民從研究對象變成歷史主體。

大革命失敗后，統一的“民間”范疇徹底崩解，朝著兩個核心方向發展。楊成志的云南調查就是從“民間”到“民族”轉向的代表。1928年7月，中山大學和中央研究院指派史祿國、楊成志、容肇祖三人去云南調查彝族群體。楊成志孤身一人在涼山待了七個月，學習彝族語言，記錄當地風俗。他帶著“到民間去”的熱情出發，產出的卻是關于“民族”的科學知識。書里指出，民俗學走向衰落而民族學越來越興盛，根本原因在于二者與國民政府民族主義意識形態的契合度不同。民俗學關注的對象正是官方想要取締改造的民間信仰與習俗，而民族學對民族的描述恰好為邊疆治理提供了知識和工具。

楊靜同學最后把目光投向1940年代的延安。毛澤東在1944年給周揚的信中提出，文藝的意義就是把群眾分散的感情、思想和意志聯合起來。延安的文藝工作者高呼“到群眾中去”，像1920年代的前輩一樣深入鄉村和邊疆，搜集民歌，改造秧歌，最終創造出屬于“人民”的新文藝。1949年第一次全國文代會上，周揚把延安文藝座談會以來的解放區文藝概括為“新的人民的文藝”。1920年代“民間”運動對鄉村、邊疆、地方形式的關注，被有機整合進了“人民文藝”的范疇里，“民間”最終匯入了“人民”的歷史洪流。

二、與談環節

艾莉婭同學

艾莉婭同學著重分享了第五章《從“民間”到“民族”》的閱讀體會。她指出，這一章展現了一個充滿理想的學術口號如何被時代的力量重塑，最終變成一套為國家治理服務的“民族”知識生產體系。1928年楊成志孤身闖入涼山彝族地區，踐行了“眼光向下”的精神，但他產出的《云南民族調查報告》卻呈現出一個有趣的矛盾。這份報告的核心不是在講述民眾生動的日常生活，而是在做一套嚴謹的科學工作：測量體質、記錄語言、分類族群。楊成志把歷史上彼此混雜的人群，繪制成一幅現代學科意義上的“民族分布圖”。艾莉婭認為，這種轉變背后有三重原因。第一是時代變了，1928年國民政府建立后，知識生產的邏輯從社會啟蒙轉向服務國家治理。第二是學術工具變了，楊成志使用的西方民俗學和人類學方法，本質上把人群當成可觀察、可測量的對象。第三是政治需要，國民政府面對邊疆危機，急需清晰的知識來整合邊疆族群。相比之下，民俗學在這一時期遭遇困境，因為它關注的民間風俗與國民政府想要塑造的整齊劃一的國民文化相沖突。艾莉婭強調，從“民間”到“民族”不只是研究對象的轉移，而是一場深刻的知識范式轉變。這段歷史提醒我們，任何知識的生產都離不開具體的政治和歷史語境。

張明慧同學

張明慧同學則分享了自己的閱讀感受。她認為，這本書用很接地氣的方式講清楚了上世紀二十年代那場“到民間去”的文化運動。這本書沒有堆砌難懂的理論，而是把歷史寫得真實可感。書中最打動她的一點，是把“到民間去”從一句口號還原成了一件件具體的事情。無論是顧頡剛收集民間歌謠，還是青年們下鄉辦夜校、搞平民教育，或是學者遠赴邊疆做田野調查，都體現了這場運動不是浪漫的想象，而是腳踏實地的付出。知識分子放下架子，走進村莊和工廠，把新文化和新思想真正送到普通人身邊。同時，這本書也沒有刻意美化歷史，而是真實寫出了知識分子在啟蒙民眾、研究學問、社會改造之間不斷摸索時遇到的矛盾和困惑。書名中的“地泉”比喻得很貼切，民間就像地下涌動的泉水，看似安靜卻蘊藏著巨大的力量。這場運動不僅催生了民俗學、人類學等新學科，也拉近了知識分子與普通民眾的距離，還啟發今天的青年思考如何面向社會、走向基層。

本次讀書會圍繞《地泉涌動》一書展開深入交流。三位同學從概念史、學科轉型、知識生產等維度，回顧了1920年代“到民間去”運動的歷史脈絡與當代啟示，并對“民間”“民眾”“民族”等關鍵概念展開討論。

北師大社會學院民俗學專業將繼續通過此類讀書會，搭建開放、思辨的研究生學術交流平臺，敬請期待后續系列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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