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素人寫作也出現“異曲同工”｜編輯部聊天室

198期主持人｜王鵬凱

去年開始的文壇抄襲風波還在延續。日前，賈平凹、楊本芬等知名作家接連被點名，又一次將事件推向新的高潮。

這其中，楊本芬是一個更特殊的案例。如果說過去的抄襲爭議主要聚焦于所謂的職業作家，討論文本挪用、創意寫作和人工智能濃縮書等問題，此次風波則將問題指向素人寫作這一過去幾年不斷走紅的體裁，并進一步反思素人寫作背后的生命經驗和道德期待，以及更深層的權力關系——如作家童末所說，“素人”概念是否意味著先假設文學創作權力并非人人共有，再假意顛覆這個虛假前提？

另一方面，楊本芬在聲明中對于文學摘抄本的提及重新將我們帶回到人工智能入侵以前的寫作場景，那是更長期的寫作脈絡，包括賈平凹此次被指出的文本也是早期的寫作。這讓我們重新思考創作與模仿、借鑒（比如好詞好句）之間的關聯與界線。如果延伸出來，在更寬泛的藝術創作領域是否也存在這一現象，我們對于原創性的觀念究竟從何而來，其中又存在怎樣的迷思？

小紅書賬號“楊本芬和章紅”發布回應

這一期聊天室我們將從這一系列事件出發，討論素人寫作與抄襲事件交叉引申出的這些問題，以及它們如何影響著當下對于文藝創作的反思。

01 被想象、被制造的素人身份

王鵬凱：素人寫作是過去十年中國出版界很重要的一個潮流。在我的觀察里，素人寫作作為一種文學類型開始被大眾認識到，應該是范雨素和她所在的皮村文學小組，2017年《我是范雨素》發表在“正午故事”，引起巨大反響。另一個時間點是胡安焉的《我在北京送快遞》走紅，并且在商業上取得成功，不僅有更多人關注素人寫作，也帶動起基層書寫的潮流。此后幾年類似題材的作品大量涌現，既包括許多生活在基層、沒有受過專業寫作訓練的人開始書寫自己的生活，也包括各家出版社有意識地布局素人寫作書系，送外賣、送快遞、開出租、做工人，這一系列題材都陸續被出版。你們對這一潮流有什么觀察和感受？

徐魯青：我們過去討論素人，說的往往是一種專業與非專業的劃分，跟素人相對的是專業作家。但是現在我們去說一個人是不是素人作家，更多是指階級，如果不是底層出身，或者從事底層勞動工作，就很難稱得上是素人作家。比如我們不會說陳春成是素人作家。但是另一方面，現在我們說的“素人作家”真的沒有寫作和閱讀訓練嗎？胡安焉一直在黑藍文學論壇上寫小說，《在工廠夢不到工廠》的作者張賽也有長期寫作練習。

所謂“用生命經驗寫作”這個事情就非常值得討論，是不是因為這個人的生命經驗對于一些人來說沒有見過，所以他們會覺得這些寫出來是更值得讀的。另外寫作是不是單純把生命經驗變成文字，就有自己的藝術性了？我覺得文學肯定是需要一層有技巧的轉譯的，過于強調生命經驗，反而像是我們對于文學本身的形式也好，技巧也好，沒有很多興趣。

范雨素（圖片來源：一席）

李欣媛：素人寫作跟文化語境的變化有一定關系。長期以來文學處于一種精英文化當中，讀者和創作者之間是錯位的，讀者一直希望看到與自己真實生活相關聯的東西。互聯網的出現把所有人都拉到了同一個場域，尤其是媒介發生了變化，以前可能是網頁評論區、貼吧、微博，現在就變成了短視頻。其實普通人的表達是一直存在的，比如，抖音上有些圖文視頻的文學性也很高，張河清教授懷念自己的好友劉一周，視頻點贊破千萬。我更被打動的是這條短視頻的評論區，所有人都在分享自己的故事，其實這也是一種全民向的文學表達，媒介變化讓素人寫作以更大的概率出現在了大眾面前。

現如今圖書變得越來越精英化，這是碎片化時代的常態現象，我們有時候寫幾千字的公眾號都沒有人能看下去，更何況幾十萬字的書。但很矛盾的是，大家對于自己身處的生活又很疑惑、很好奇，我們又希望知道自己的世界發生了什么，或自己的境遇為什么會這樣。這個時候素人用自己的生命體驗所寫的書，某種程度上就滿足了大眾的這種底層敘事需求。因為素人的個人經歷其實凝練了整體性狀況。還有一點是，這幾年大家普遍陷入一種很焦慮、迷茫的情況，更希望知道到底發生了什么，那素人的經歷會不會帶來一定的寬慰或者其它感情？這也是讀者層面需要的。

王百臻：我其實有一點懷疑，“素人寫作滿足的是大眾需求”這個判斷在當下是不是仍然是成立的。根據我比較有限的個人經驗，熱衷于討論或者關心皮村，或者閱讀《我在北京送快遞》，以及那些第一時間去買楊本芬作品的人，更多依然是有一定閱讀量、受過人文社科學術訓練的人，或是本身就是文化產業的工作者。

我會有這樣一種感覺，我們想象的素人寫作和實際上發生的素人寫作，其實并不完全是同一個東西，盡管兩者在現實中或多或少混雜在一起。其中一種指的是我們想象的，或者想要的一種所謂“純粹”的素人寫作，它指涉的是那些缺乏文化資本的個體由內而外進行創作的行為，以及這種創作最終導向的文本。第二種素人寫作是由文學期刊、圖書公司，可能還有評論家和研究者，共同策動并且施加影響所締造的一種文學景觀，它本身是一套允許參與者用自我身份以及個體經驗的被審美價值，外加一定的書寫能力，以換取文學資本的機制。

《勞動者的星辰》
范雨素 郭福來 等著
世紀文景·上海人民出版社 2022-8

為什么在素人寫作當中，身份可能是重要的一個事情，或者說，為什么素人身份的審美價值是難以剝脫的？其實很多時候人們真正消費的就是一種所謂的邊緣化、底層化，具有反差感的主體身份。這種身份同時是具有話題趣味性的，而作者的身份本身在這一層面上也構成了被審美之物。這或許也解釋了為什么非虛構作者們往往有著更被認可并強調的素人身份，而類型文學（劉慈欣）或詩歌（余秀華）則得以豁免。而在另一面，在推動素人寫作的同時，文化精英們既在某種層面上滿足了自己消費他者身份景觀的欲望，另一方面也同時完成了一種道德感的自我實現（這似乎構成了更外顯的一個層面），即通過推動這些文學議題，文化精英以及文化機器本身好像策動實現了某種表層的文學民主化，其意味著“所有人都可以自由地書寫、表達并發表作品”。

02 素人寫作的道德高位與坍塌

王鵬凱：我們前面談到素人寫作的許多面向。首先是語言，素人寫作常被認為代表了專業寫作訓練以外，來自普通人的日常語言，簡單來說就是我手寫我口；另一方面是生命經驗，比如送快遞、打工、養育孩子這些更日常的經驗。在這次抄襲事件中，我們能看到這兩點都發生了垮塌。

楊本芬的文本里有很多句子和段落來自直接挪用，這部分的寫作就不是過去所說沒有技巧、不加矯飾的語言了。在日常經驗層面也是，有人發現楊本芬寫到這樣一個細節，“蕩出銀光”的活帶魚，然而帶魚作為深海魚，離開水就難以存活，在她筆下的湖南內陸地區是看不到這種帶魚的，也就是說在生命經驗維度上也是存疑的。這兩者共同動搖了人們對于素人寫作本真性的想象，進一步有人開始懷疑，這些寫作到底是出于個體發自生命經驗的非寫不可的沖動，還是出版品牌和媒體制造出來的商業模式？此次事件讓我們如何回過頭來反思素人寫作？

王百臻：大家對這件事的道德反應是很強的。相比于之前的抄襲事件，這次激起的風波非常大，甚至鑒抄者本人也對網上的聲浪表示詫異。我覺得一個原因是，當我們將作者本人的身份變成消費符號的時候，它跟某種純潔性的想象是相互綁定的，這也意味著人們對素人寫作會有更高的道德要求。當我們消費素人身份的時候，我們實際上在消費什么？是在消費他們真實的經歷，還是只有一半真實、另一半被建構并放大的“完美無瑕”的勞動者？

徐魯青：有一段時間大家有這樣一種心態，文學書寫這樣看起來非常知識分子的事情，如果能有底層勞動者來書寫，這件事情的道德合理性好像更高一點，或者說它是更值得被讀的。漸漸地我覺得素人寫作相比于文學行為，好像更多變成了一種社會行為。包括我們之前也討論過，非虛構賣的比虛構好，這里面是不是也有這樣的心態？在素人寫作里，大家能接受的虛構部分肯定是更少的，比如說胡安焉的那幾本書，完全是自己用所謂非虛構的方式寫出來的，后來他寫隨筆和虛構的短篇小說，大家的興趣就少了很多。相比于看快遞員談自己的經歷，快遞員寫的小說對于我們來說似乎是沒有那么感興趣的。

2025年11月，胡安焉在北京與法國作家愛德華·路易對談（圖片來源：上海譯文出版社）

王鵬凱：我在想的問題是，素人和所謂的非素人的生命經驗差別在哪？我看作家費瀅提出說，素人的生命經驗能不能保證其道德上的高位，或者保證原創性？其實未必如此。素人寫作背后的道德色彩可能是我們對其產生期待的一部分，它是反功利、反商業化的，是打破階層的，就像魯青講的，它已經不只是寫作，也是一種生活方式。過去幾年大家很喜歡看類似的敘事，比如工廠里的海德格爾，它背后是有一種對抗性的。

王百臻：席勒提出過天真與感傷的對立，此外，我前幾年還看過帕慕克的一本書，講的是天真和感傷的小說家的區別，感傷指的是絕大多數創作者，他們都在通過學習和反思來提升自己，相比之下天真指涉的是一種更偶然天成、更神秘的概念，里面包含了更多靈性的東西。我在想，也許一部分原因是素人寫作同時也在滿足我們對于一種“天真”（沒有被大量的文學訓練或刻意練習所污染）創作者的想象。

李欣媛：當素人經歷變得如此值得營銷，那么出版商對下一個素人的選擇會不會存在一種獵奇的情況？選擇素人到底是因為文學性，還是他們的經歷足夠獨特？我覺得這有點像平臺選擇作品，比如最近姐弟戀比較火，可能姐弟戀題材過審就會很快。畢竟，文學出版也要遵從市場的商業規則。商業追求的是什么？是確定性。那另一個矛盾出現了，能夠被發現的素人到底有多少呢？因為站在商業的角度看，素人的出現概率其實是非常低的，并且一個素人出現，大眾對他們的認知其實是非常薄弱的，建立認知的過程就是疊加商業成本的過程。疊加的商業成本越多，所承受的商業風險就越大，尤其在互聯網時代，大眾對一個人建立認知，很多時候是通過人設、標簽。這幾年網絡上特別流行的就是人設崩塌，素人所承載的人設崩塌壓力是更大的。因為素人是經受大眾的檢驗被推上去的，也就意味著他們遭受到反噬的力量會更強，尤其是素人寫作追求的就是“真”，當抄襲行為出現，就會對讀者造成更大的沖擊。

王鵬凱：過去幾年確實會有一種文化心理，或者說社會意識，不論是商業上還是文化上，素人寫作已經被視為一種“新大眾文藝”，人人都能說五分鐘脫口秀，我們正在經歷一種將文藝創作向下拓展的過程，人們渴望看到不同身份和背景、沒有創作經驗的人出現。這里就會有一個問題，我們過去對于文藝作品的評判標準是長期存在的，它更多是針對成熟的、專業的創作者，這一體系是被延續下來的，這種情況下，素人創作是不是經得起這些標準的檢視，又或者我們需要創造出一套新的標準？現實中，更商業的運作會有不同的力量參與其中，打造作者形象，這是需要被問題化的。

徐魯青：另一方面，如果我們再去給素人找一個對應的詞，中國的“非素人作家”是什么樣呢？是作協里的作家嗎？還是高校里的作家，期刊里的作家？我覺得中國文學領域除了商業之外，占據權力資源的就是以高校、期刊和作協為核心的，被養著的、有編制的那些作家。賈平凹他被曝抄襲之后，也沒有什么人討論他，甚至很快就把他涉嫌抄襲的信息給刪掉了。楊本芬她是在商業和市場上取得成功的素人作家，之后她也會慢慢被吸納到主流體系里面，我覺得這是素人寫作的另一面。

2025年，外賣詩人王計兵登上央視春晚 03 創作是從摘抄好詞好句開始的嗎？

王鵬凱：這次事件還有另一個面向。楊本芬在回應聲明中曬出了自己的手寫摘抄本，這引出了新的問題：我們如何理解創作中的借鑒、學習、模仿？比如文學寫作可能會有好詞好句，音樂會有動機、和弦的相似，拍電影更是有很普遍的風格模仿，這是創作的必經之路嗎？它與原創性的關系是什么樣的？隨著人工智能的發展，原創這件事情又會發生什么變化？

有人會提出一種后現代式的消解，認為單一作者權是近代資產階級文化的產物，是癡迷個人主義、個人權利與進步神話。其實所有文本都是前人文本的疊加重寫，從柏拉圖、亞里士多德的時代就是如此，很多藝術品由作坊團隊創作，工匠大師或許會署名，但作品是集體產物。包括藝術史學者雷德侯在《萬物》一書里寫到中國藝術里的模件化生產，像是青銅器、印刷術、漢字的筆畫，都是通過大量預制零件，以不同的組合方式迅速裝配在一起，從而用有限的常備構件創造出變化無窮的單元。這時抄襲更像是一個不成立的概念，因為它是一件無法避免的事情。

也有人反駁說，剛才講的這些更接近哲學觀念，但抄襲并不是在哲學基礎上才成立的，它的根基更世俗、也更穩固，那就是學科實踐里的規范與倫理，什么樣的行為是不能容忍的，都會有明確的認定。比如文學領域，抄襲就是錯的，它不能被剛才所講的這種哲學推理給證實。

徐魯青：對好詞佳句的直接挪用，任何人都會覺得是抄襲，這是我們來自直覺的反應，這個時候如果再從哲學層面去討論什么是創作，我覺得是非常反直覺的。我們在狹窄的意義上會覺得創作是屬靈的，一種靈感，它是說不清、摸不透的，跟靈魂有關系，中國會用水、云、光這些捉摸不透的東西來比喻創作，比如文思泉涌。像是青銅器造模、活字印刷這些機械模塊隨機組合的創作方式，跟情感和文本內容沒什么關系，大家好像在直覺上不會覺得這是藝術創作。

李欣媛：對于前人作品的學習，一定是創作的必經之路，我們不可能突然就有一個想法出來，表達是需要積累的，在這個過程中你有了思考，有了自己的表達。在影視領域，其實這幾年很多官司都很難判定，因為有的時候我說你抄襲，但是對方就會說，我這其實叫致敬，也有人說我這叫模仿，每個人會有不同的表述，判定有時候是很模糊的。

我覺得致敬，一般來講是會把某個作品的元素很明顯地放到自己的作品中，成為一種帶有趣味性的調劑，對于整個故事的內核和表達風格是不造成影響的，它甚至可以成為創作者和影迷之間互動的彩蛋。比如斯皮爾伯格的《頭號玩家》里有非常多閃靈、僵尸、新娘的元素，但是沒有人會說是抄襲。另一種模仿是你特別喜歡這個人，就會在風格和情節上有一種整體性的短暫參考。我采訪過一些國內的懸疑作品導演，他們會說自己的風格或多或少受到了韓國電影《殺人回憶》的影響。

《頭號玩家》劇照（圖片來源：豆瓣）

王百臻：AI時代會發生什么？從現實層面看，我會覺得這些所謂的抄襲爭議會慢慢消失，但這并不是因為在哲學層面或法律層面上，我們認定AI對于人類素材的拼湊完全不涉嫌抄襲。相反，我會覺得代際更迭是一種決定性因素。隨著時間流逝，采用純粹人工創作方式的一代人會慢慢老去，AI土著逐漸登臺，于是那些秉持著“舊時代道德”、把這些事情認定為抄襲的人會逐漸失聲。在這個層面來說，似乎是有點悲觀的。

此外，越來越高頻的跨領域AI創作實踐也會削弱這種對于“AI可能構成抄襲”的聲討正當性。我前幾天看到一支很有靈感、有創造力的獨立搖滾樂隊，做了一支完全用AI生成的完整MV，這讓我產生了一點聯想，即絕大多數創作者似乎只是在自己所精深的領域里反對AI抄襲，但實際上大家又在很默契地跨領域使用AI進行創作，甚至可能在潛意識里迫切地想要把自己那“燒錢”的真人合作伙伴替代掉。舉例而言，一位認為AI作畫是尸塊拼湊的畫師很可能完全不會拒絕使用AI輔助撰寫文案或者編輯配樂，而一位追求人類原創旋律的音樂人可能對AI音樂深惡痛絕，但依然會使用AI繪制專輯封面或者生成一整部MV。在這種新型生產關系里，某種AI時代的“完美受害者”愈發稀少，大部分人一邊被瘋狂攫取著人類創作的AI所剝削，另一邊又想辦法讓自己多少能受益其中，而這則會削弱這種反抗聲浪的道德純潔性。